望京病房里的货郎

我是在出院那天认识袁大爷的。

以前，他每天按时来病房换垃圾筒，拾掇厕所，但我没有印象。这天赶上出院，听说我姓袁，他支着拖把和我聊了几句。袁大爷是安徽人，全家都在北京打工，自己在望京医院这家外包的专科门诊干了一年多保洁了。听到我是陕西人，他脸上露出微笑，说我去过，卖布。

是三十来年前的事了，那时袁大爷是挑担的货郎，翻山越岭，也转过我们那儿的山。虽然他挑的是布，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货郎担子。担子本身大约只是两只箩筐，订婚交礼的时候常见，主要是其上的琳琅满目，是两座别样的山，一头是用，一头是穿，独独缺少吃的，大约山民没有余钱用在零嘴上，连水果糖也是奢侈。

用和穿却是必需，无法自产。用的从大的铁锅、搪瓷盆到小的打火石，后来有了香脂，穿的从针头线脑顶针到围巾袜子，印象最深的是彩线，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种，妈妈和几个舅娘都会一股股理起来，慢慢地挑，用来绣鞋垫的花样子。除了山上开的花，这就是童年家乡最多的色彩了。

货郎从山底转上来，爬上煤炭灰包，把担子在沙梨子树下一放，会拿出随身的小喇叭放“新鞋新袜啰”，小孩子立刻循声前来围住，几个表姐表妹连同我的姐姐是主力军。记得有一年，货郎担来了几双高跟鞋，说是外面流行得不行了，几个姐姐在那里试穿，我们几个当弟弟的私下约定，要是她们买了高跟鞋来穿，就暗中给她们把鞋跟剁掉，似乎姐姐们穿上高跟鞋，会大大丢失我们当弟弟的脸面。还好对于这样新奇东西，姐姐们只是翻翻看看，没有人真的尝试。后来我想，货郎挑高跟鞋上我们这样的高山，难免是失策，因为穿了没法上下坡走路，我想这是姐姐们没买的主要原因。

后来又有了高弹裤、松糕鞋，也纷纷穿在了姐姐妹妹们的身上脚底，却不一定来自转山的货郎，我们也没有密谋抵制的心情了。世界变了。

似乎没有见过专一卖布的货郎。不过也可能是那种货郎只有大人感兴趣，因此在记忆中忽略了，眼前的袁大爷，或许也到过沙梨子树下，打开过他的货担，供妈妈和舅娘们挑选。眼下他却在这望京的专科病房中，倾倒着墙角和厕所里的垃圾筒，再也不会给那个没有公路的小山村，带来外面新鲜的物什和气息。

再次见到袁大爷，是在医院楼梯下面的小房间里。这里本来是放扫帚洁具的地方，加了一张床，保洁员可以在这午休，有时用电饭煲煮点稀饭。和上次一样，他穿着一件牛仔包质地的牛仔衣，似乎从当年卖布起，他从来没有真的把行头卸下来。

屋顶是斜的，只能躺或坐床，站不起来。袁大爷说，他在这家专科医院干得并不舒畅，收拾两层楼病房，加一起工资不到三千，不如他之前在北京海淀八里庄摆摊卖鞋。早上5点零7分准时到医院，到中午不闲，下午4点半走，收垃圾两次，打扫两次，另外清理手术室和厕所。“手术台上要有血，我得擦。”肛肠中心厕所总是脏，主要是洗脸盆那块，因为泡药水，总是擦不净。我不禁有点不安，自己住院期间，是否也给他制造了一些小麻烦。他大致看起来是个好心情的人，即使不太舒心的时候，也能把一副笑容挂在脸上，正像那些挑担到山村的货郎，心里累也不能说出口，对于精挑细拣最后却只要了一根丝线的母亲和姐姐们，不能表示出不耐烦。

袁大爷的老伴在社科院干保洁，工资高些，也比医院轻省。相比之下，就是时间长，早晨5点就要出门，晚上下班要8点以后，又在十里河那边，隔得太远，就两天回来一次，那边有个类似的楼梯间，不过是在转角下面，屋顶是平的。

等到下了班，我们跟着骑电动车的袁大爷一起，去他家租住的东辛店。渐渐离开繁华的望京，沿着京顺路一直北行，一旁是高架的机场快轨。走出五环，高楼就消失了，现出京郊地带的样貌，40分钟后，我们来到东辛店入口。这里有另一种热闹。

助动车和自行车都在路口拐弯，和公交车不停吐出的人流一起，纳入京顺路旁的一个入口。入口有一个大幅收紧的拐弯，像是人的喉管，这时被人和车流壅塞，几乎不剩下空隙，机动车根本不可能驶入。不是亲身在场，想象不出会有这么多人，似乎这里藏着另一座北京的整个人口。路旁是密密麻麻的店铺，招牌琳琅，但都是清一色的平房，整个街道看不出一幢高楼，正像走进路口来的人，虽然形形色色，却无形中带着同一种标记，没人会觉得自己天生不属于这里。

没有分岔的街道，就是连续的拐弯迂回进入，像是顺着咽喉往下，进入食管，到达胃部，人群才在这里渐渐散开，在周遭放射的甬道内消失，直到消化的肠道底部，往往连小巷也说不上，只是私搭的平房行列留下的缝隙，人群就在裂隙深处栖居，让我想起家乡生长在水底石缝里的某种小鱼。每天早晨从这些缝隙里出来，汇入主街道，经历几个迁回，似乎为了缓住汹涌的冲击，来到京顺路辗转，去往五环内的北京。

走进一条这样的裂隙，袁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子儿媳连带一个孙女，住在两间紧挨的小屋中，租金加在一起800元。洗澡上厕所在外边，冬天没有暖气，太冷了就开个小电暖器。儿子媳妇住靠里的大房子，袁大爷和老伴带孙女在过道旁的偏屋内。因为床窄，用木板加宽了一道，屋内不开灯没多少光线，老伴不回家过夜的时候，早上袁大爷起身，天还黑着，留下孙女一个人害怕，总是哭。

媳妇以前是超市收银员，怀了二胎没上班，儿子从前跟着大爷卖鞋，眼下也没有正式工作，“白天玩”，晚上兼职替喝醉了酒的人代驾，袁大爷提起来有些忧心的样子。

老伴不在家，我们请袁大爷出去吃饭，带上了5岁的孙女。在附近一家川湘菜餐馆里，袁大爷讲了他卖布的经历：

1984年开始不种地了，一直干了9年，去过黑龙江、山东、甘肃，还到过青海。每次从江苏如皋出门，在布头手里批一千至两千米布，一百三十多人搭伙，坐火车托运，到了当地先存在县城或集镇的旅馆里，分批挑布下乡卖，各人挑80到100米。

下乡一跑几十公里，要带干粮，都是馒头煎饼，讨水喝，有时到了下午两三点还没吃饭，卖得好中午下午回去，卖得不好，頂着星星回旅馆，有时投宿在农家，好心人给住，第二天继续卖。

有次五六个人结队，走到一个山西河北界岭下的村子，卖得不大好，当地一个大爷说，翻过眼前的大山，还有一个村子，人口不少。其他的人觉得山高，都回去了。袁大爷一个人挑担翻山，山可高，都是石头，爬上去难于下坡，“我有决心。”把包先放着坠下去，人慢慢扶着树木杂草往下挲，到了村里，人都特别淳朴，布匹很容易脱手了，晚上回到店里，伙伴们在打扑克，说袁师傅真牛。第二天再带130米布去，又卖光了。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次。

出门在外，遇到好人，也就会遇到坏人。有一次袁大爷和老伴一起挑布到黑龙江卖，遇到当地的达斡尔族，袁大爷和老伴都挨了打，不敢还手，被打了几十分钟，头上打肿，身上打伤，布也丢了，回去自己去医院瞧伤。另有一次去天津，一同卖布的伙计把当地人的孩子碰了一下，孩子哭，家长就来打那个伙计，袁师傅和伙计一起求他别打了，人家也不停手。

孙女一直不肯好好吃饭，在袁大爷身边扭来扭去，这时伸手摸老人的脸，说：“爷爷真可怜！”她说，爷爷上班被人欺负，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奶奶还要欺负爷爷”。袁大爷捏住孙女的手，脸上露出微笑，不是随常挂出来的那种，说孙女6个月大就是自己带着，中间奶奶想把她放到孩子外婆家去养，待了20天，整天哭，只好接回来。那时袁大爷在六号线地铁白石桥站打扫卫生，晚上上通夜班，白天接送孙女上幼儿园，这样带了两年，才到了望京医院。眼下孙女六岁，明年要上学了。

“卖布是个可怜活，可是转念一想，买布的人更可怜。”袁大爷在沂蒙山遇到一个大爷，一辈子没有见过米是圆的是长的，“说起来我都想落泪”。走到内蒙古赤峰地面，下半年野外的草都干死了，几百公里地赤红，布根本卖不出去。

一米布进价两块，三块五出手，生意好四块五块也在卖，布郎苦一个春天，能赚三四千元，下半年还比春天好，在当时就算不错。

布是贵州威宁县的人发明的，如皋人仿制，看起来是布，但纬线用的是编织袋的丝。对买布的人说是棉做的，卖布的人有专门的手法，拿打火机点着了烧，烧完能拉成一条直线，不起球，就说这是布料。但农民买了去做铺盖里子，很快就会起球，大半年就不能用了。

这时我想到小时候家里盖的被子，说是“白洋布筒子”，就是袁大爷说的这样，很快会起球，擦在光身子上硌得慌，还经不住几次下水，一洗就抽了。会不会就是袁大爷卖的这种布？脑子里也依稀浮现出妈妈和卖布人交涉，烧了布来看线是否拉直的情节。看来也许在某一次，袁大爷真的挑着担子或者扛着编织袋到过我家那个小山村，他的布曾经摩挲过妈妈的手，晚上盖在我的身上。

“布太差了，只能卖一次。”有的伙计第二次卖到甘肃的酒泉，被人家骂，说你们又来骗人了，赶紧走。卖布的要会说，袁大爷属于很会说的，儿子的大姨父曾经和他一同去贩布，袁大爷一包布卖完了，大姨父的还没动，“他不会撒谎”。

到1993年不干了，因为布头发了财不做了，袁大爷跟新的布头不熟，其实也是不想糊弄了，改行刷了几年油漆，1999年全家来北京，中间只回过老家两次，是因为在当地拉板车的大哥病重过世。

在北京，袁大爷依旧是卖布，在大红门市场批发，到官园桥摆摊，早上3点起床，和老伴从苹果园的住处踩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到官园桥赶早市，5点钟摆货，有些人到市场买菜，就顺便看布，袁大爷还学会了缝纫，给人做被套枕套，卖的布和转山时不一样，都是棉质的花色布，化纤的少，更不用说编织袋做的，“摆摊位卖假的不行”。

后来菜市场拆迁，卖布的生意不好做了，改成卖鞋，又干了4年，前些年市场改造，小摊位升级成大摊位，租金上涨，袁大爷改行在万柳修鞋配钥匙，把卖鞋摊位留给儿子媳妇，勉强又摆了几年，关张了。配钥匙的生意竞争也太大，不到400米的街道有4个摊，袁大爷干不下去，进了地铁，以后又来到望京医院，和老伴一样干上了保洁。

儿子是眼下袁大爷的心病。在家乡上到初中，16岁那年来京，在餐馆端了两年盘子，不干了;卖了几年鞋，又不干了，现在说是代驾，天天晚上都有活，他又不一定出去。两口子窝在家里，常常吵架，孙女批评他们“你们俩不行，不如爷爷奶奶”。问她怎么个不如法，“她说，你们自己想想吧。”说到这里，袁大爷又笑了起来，伸手似乎是要摸一下什么，孙女这时耐不住性子，已经从他身边跑回家了，袁大爷的手摸了下自己的腮帮。

孙女在北京没有学上，明年要回老家，她虽然出生在北京，却不讨厌回去，看天气预报除了北京，只看合肥的，问她，她说：“合肥是我老家，我当然关心。”袁大爷打算明年不在医院干了，带孙女回老家安徽庐江县上学，自己可以在老家做点小生意，配钥匙、修鞋什么的。

这么多年来，在北京其实比贩布辛苦，冬天骑电动车太冷，袁大爷把牙齿都咬坏了。不过能比家乡多挣点。现在年纪大了，也挣不动了。至于老伴，她比袁大爷小11岁，不想回老家。老伴上班也很辛苦，一个多月前骑电动车到丽都饭店换公交，路边一家餐馆倒油污，老伴转弯时车摔了，崴了脚，当天还去上班，前几天脚才好。

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又跑了回来，用大人腔问：“你们还没有吃完呀，到底是不是在吃饭呀。”我问她：“你是要爷爷陪你回老家去上学吗？”小姑娘攥着爷爷的袖子，说：“是的，他不回老家，我就不回去上学。”

袁大爺脸上又现出了道道微笑的纹路。

最近一次去东辛店，我骑着一辆摩拜单车，在街道入口处被穿制服的综治队员拦住，说是共享单车一律不准入村。街口路旁已经拦下了一排共享单车。

街道依旧是人群拥挤，似乎顺从着地转偏向力往里流动，到了底部的中心区，我不太费力找到了袁大爷一家租住的地方，意外的是， 他还在这里。

两年不见，他穿的还是那身牛仔布衣服，但态度变了不少。他不愿意出去吃饭，站在门框上说，自己要做饭带孙女，是新生的这个，大孙女已经回安徽上学，不过是在外婆家。

说话的当口，光着膀子的儿子路过我们身边，和媳妇一起，抱着婴儿去巷口乘凉，袁大爷望了他们一眼。儿子还没有找工作，依旧是干干代驾。袁大爷自己也没有在望京医院上班了，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问他怎么没有带孙女回老家，袁大爷欲言又止。他的脸上又现出微笑，和那次带着孙女在餐馆吃饭不同，是挂上去的，像在当年挑布转山的生涯中，需要随机挂出来的那样。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生死课》  作者：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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