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我国教育民族性的构建

摘要： 教育民族性是构建本民族特色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清末依据“中体西用”原则快速完成了体现教育民族性的教育体系的构建：制定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宗旨；形成彰显民族品性的德育规范；构建蕴含民族文化要求的教育内容体系；立足文化自保加大对师资队伍管理。“中体西用”下教育体系的不足在于：“中学”体量过大，冲淡了新教育的“新”味；相对“保守”的倾向削弱了其“开放性”要求；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冲淡了教育民族性建设的主题。

关键词：清末；新教育；中体西用；教育民族性；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6-0087-07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教育民族性的“浮出水面”

乌申斯基于19世纪中提出了教育民族性命题，认为应依据民族的文字、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建立符合民族品性的教育体系。其后，教育民族性研究一度沉寂。随着文化全球化威胁的逐渐显现，教育民族性问题再次走上前台，并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立足多元文化角度的教育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文化和教育心理等方面规定性，而坚持教育民族性要求从指导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等全面渗透文化民族性的要求，根据民族文化对教育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教育体系。

从乌申斯基提出教育民族性的背景来看，由于侵略等原因而导致异质文化体系的进入，往往会引发受影响民族教育体系的重组①。这一重组过程将会更加强调对教育民族性的恪守——教育民族性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中国近代的情形就是有力的佐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变局论”渐多，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地主阶层精英以及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保国、保种、保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中体西用”逐渐形成、完善并转而落地（逐渐贯彻到新教育的构建和运行中）②。作为原则和核心精神，“中体西用”是开明地主阶层和文化精英基于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文化自保而产生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以“中体西用”统帅教育，旨在通过教育这一堤防保住文化民族性的阵地，维护既有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精英阶层和开明士绅企图借助这一思想对教育进行控制，以确保在教育改革中，教育核心思想和内容的“不变色”。实际上，“中体西用”不仅为教育民族性延续构筑了牢固的防护墙，同时也为新教育体系顺利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地保证。“中体西用”原则下新教育建立的过程，也是尝试构建“中国化”教育体系的过程。

二、“中体西用”对教育的民族性内涵的规定性

“中体西用”在教育领域的根本追诉是培养具有“中国精神”的人，进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因而其对民族性的规定从教育指导思想到教育实践，无一不包。

（一）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主张

1.“中学”为主的原则统领教育宗旨。“中学”是“中体西用”的核心，“中学为主”是教育宗旨的根本，对“中学”的重视程度往往影响着学制的存废——“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的更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佐证。如《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全学纲领”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对“中学”颇为含糊其辞[1]（p243）。而作为“癸卯学制”铺垫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则将“立学宗旨”确定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p298）——不仅将“中学”作核心，同时也强调了“慎防流弊”的用意。“癸卯学制”在“中学”的立场上则更为明确，如《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的“教育总要”规定：“……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共旨，创为异说”[1]（p405）。而1906年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不仅凸显了“中学”的地位，更是对“中体西用”创造性地政策化——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坚守孔教是保国、保种的根本依托。“孔子之道”是中国教育的核心和“万世不祧之宗”，关系到“造就何等之国民”，是否遵守它关系到民族危亡。其二、读经是孔教依存的根本方式，因此要求各级各类学堂“宜以经学为必须之课目”，使“国教愈崇， 斯民心愈固”[2]（p219）。光绪帝在其后的《上谕》中指出：“学堂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 培养通才，首重德育； 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3]（p14）。

2.中观层面的贯彻：“中体西用”下的办学理念。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来袭，清末开明士绅群体并未“手足无措”，反而在“中体西用”原则下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将“西学”纳入办学实践中。无论是孙家鼐、盛宣怀、张之洞甚至是袁世凯，都无一例外地自觉将“中体西用”原则贯彻到办学活动中。作为清末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掌门人，孙家鼐认为“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4]（p624）。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则坚持了“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的办学原则。袁世凯办理山东大学堂时也明确要“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5]（p612）。作为清末新学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办理两湖、经心两书院时也认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4]（p397）。而在派出学生留学时，“中体西用”也成为基本要求：派往美国留学幼童须“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6]（p904）。以至于在出现“学徒抛荒中学”[7]（p3784）而“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现象，而管理者容闳却公然支持学生抛弃“中学”教育情形时，幼童赴美留学倡导者和主要支持者李鸿章勃然大怒，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支持奕等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

3.从官方到民间的教育思潮：“守国学而拒欧化”。面对变局，从政界高层到基层官员，从硕学大儒到官府幕僚，甚至一些早年来华的日本人，都认为只有采取“中体西用”方针，才能够保护教育民族性。“中体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心纯正”，即“培植忠爱之心”以“保国保教保种”，“坚定三纲五常之信念”确保“中国所以为中国”，“坚持中学”进而“固人心，保国家”[8]（p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