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思想脉络经纬
郑佳明
启蒙这个词来自英文，这个字叫enlighten，它实际上是“点亮”的意思。“点亮”，王阳明死的时候说“此心光明”，就是要人心光明，从蒙昧中、从黑暗中走出来。启蒙运动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打破神权对人间、社会的主宰作用，打破神对人的统治。启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启蒙，它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它不像文艺复兴时代是文学的方式，也不像宗教改革采取宗教批判或宗教改革的形式，它是从理性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重新认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学术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我们很多东西从西方来、从日本来，所以我们也借用了启蒙这个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我们跟西方有相同的地方，表现为思想一体化，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实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当然解放要有正确的方向，不是乱放。西方是让人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让社会的中心从神到人。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专制文化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我们的专制文化包括四样东西：一个是皇权思想，一个是等级思想，一个是宗法思想，一个是愚民的思想，这是专制文化的基本点。相对西方打破宗教迷信来解放人，中国是要打破传统文化解放人，他们是解放人的信仰，我们是解放人的心。中国的难处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些文化观念是一体两面，当我们要砸碎它腐朽一面的时候，它合理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生机勃勃的一面也会受到冲击。“仁”和“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天道轮回读〈仁学〉》，提及在中国的历史上，仁爱的思想逐渐地被礼教的思想束缚，两千多年来，有几个对仁爱思想进行束缚得很强硬的时期，比如说董仲舒这个时期，宋、明理学时期，晚清时期。这些时候，礼仪强调得多，人慢慢地被礼所束缚了。所以，谭嗣同他要讲仁，实际上就要破礼或礼教，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矛盾的状态，他整个的思想是在矛盾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的学者讲，西方解放思想是打破脖子上的枷锁，人很舒服;中国解放思想是打破心灵上的枷锁，它的枷锁锁在心上，打破这个枷锁的时候心就会疼，就会流血。
谭嗣同的思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第一，搞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思想上的转变。什么意思呢？洋务运动办了几百个工厂，大型的工厂几十个，跟大型军工厂配套的矿山、配件厂、原料生产的加起来几百个。这些个大型的企业像江南制造总局，他们自己办了翻译馆、办了技工培训学校，整个在上海。实际上像这样的大型企业，像福州船政局、像兰州织呢局，各省都办了这样的企业。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放了，不是像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之前那么封闭、那么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理解谭嗣同的思想，就知道他就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谭嗣同的思想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就是他在游学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看到他们翻译的一些小册子。大家说为什么谭嗣同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么浅呢？其实不是他浅，是当时翻译过来的东西就浅、就破碎，它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人翻译过来的，它都是一些民间人士自己搞的、工厂里面搞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翻译力量很薄弱，很多东西翻译不过来，一直到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谭嗣同就是接触西方的这些文化的资源。谭嗣同广交朋友，他在上海认识了傅兰雅，这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傅兰雅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对宗教的这种笃信，还有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念，对谭嗣同都有影响，他在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影响了谭嗣同。另外对他影响挺大的是杨文会，这个人也是学贯东西，特别懂佛学，他的佛学的思想对谭嗣同影响非常大。晚清的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到佛教中寻求思想解放和个性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谭嗣同比别人信得更多、信得更深。佛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避难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里面讲平等、讲仁爱，这个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二，当时的思想界處在一个转变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冲击着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中国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梁启超把它叫作学问饥渴。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到洋务运动这段时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深信不疑的。经过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这个时候产生的思想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把知识分成了“体”和“用”两个方面，我们这时候认为西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工具，它不能作为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法，我们的本体论还是自己的，我们用西学作工具。谭嗣同跟张之洞是同一个时代的，张之洞那个时候做湖广总督，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湖北巡抚，陈宝箴做湖南巡抚，他们都在张之洞的领导之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得稍微有一点出格过火，张之洞直接跟谭继洵和陈宝箴说不能这样搞，他们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冲突。张之洞的思想到了维新时期他走到了头，“中学为体”，“体”不能动，这个思想后来也是维新运动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流的思想是“体”，是不能动的。但是维新派包括谭嗣同他们，他们想动的就是“体”，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制，想开议会资政，想改变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想把军队现代化，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动了“体”，这就产生了思想的分歧。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中国从“师夷长技”到改革体制的一个转变，由学习到改变，由学习到变革的过程，这也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三，甲午战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会打赢的，至少不会败得那么惨，但是我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事情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甲午战败，中国人被打痛了、打醒了、打急了。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台湾岛及其周围的岛屿割让给日本，我们是又痛又急。所以，才有“公车上书”，上千名举子由此而聚会、请愿，这个时候激进的知识分子知道要改革了。“甲午战争”的时候，谭嗣同和唐才常两个人在武汉边接到这些战报边哭，因为谭嗣同的父亲是湖北巡抚，所以他能够看到那些战报，彻夜地哭，抱头痛哭。所以，他自己讲，他说甲午以后我的思想为之一变。他在甲午之前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叫《治言》，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到北方结交了这些朋友，读了这么多西方的文化之后，他这个时候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甲午战争”是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我们不能全面地去讲谭嗣同的思想，他的思想体系很大。我们后来的学者也认为，在戊戌维新前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四位比较突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关系不能不讲，也不能讲得太厉害。其实，谭嗣同的思想超过了康有为，但是他在当时的贡献或影响没有康有为大，因为他的“仁学”思想是他去世以后，梁启超在日本整理发表出来的，这个时候戊戌维新已经失败了。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发动机，从一开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就震动京师，影响很大，它对谭嗣同的影响就是强调博爱、强调仁爱。谭嗣同对康有为是非常敬重的，他游学的时候到了北京，见到梁启超，没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就把康有为的思想向他做了一个转述和介绍，谭嗣同就觉得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就下决心向康有为学习，读康有为的文章和书，他自己说他已经决定做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两次做私淑弟子：第一次是做王船山的私淑弟子，王船山那个时候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说不管你在不在，反正我就做你学生了，做你的弟子;第二次就是康有为，他对康有为是非常佩服的。康有为的思想也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主张博爱，第二点就是他主张用《公羊春秋》的学说来进行社会的变革，这个思想实际上对谭嗣同的影响很大。张岂之先生写有一篇文章，他说谭嗣同是搞“仁学”的，但是他的“仁学”从哪儿来呢？从康有为这儿来。康有为的“仁学”从哪来呢？从董仲舒这儿来。董仲舒有一本叫《春秋繁露》的著作，今文经学。这个时候的话，从康有为到董仲舒，从董仲舒到孔子的“六经”，从“六经”然后再到“仁爱”的“仁”，實际上谭嗣同是绕过了程、朱。他的“仁学”还有一个渠道，是从王船山这儿来。这里头，谭嗣同思想上是有矛盾的。其实，王船山本身并没有否定理学，曾国藩后来继承王船山，曾国藩就是个大理学家，所以有人说理学到王船山这就打止了，这个话可以再推敲一下。理学其实到王船山这儿转了个方向，原来是在空中，王船山把它转到地上来了，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学问了，这个时候不能说理学就没有了。谭嗣同接受的是王船山的理学，那么，谭嗣同其实从王船山这个地方又回到了孔、孟，他是跟孟子、子思一脉相承下来的。
对谭嗣同影响很大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严复。严复是个大思想家，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译了《天演论》。《天演论》这部书是赫胥黎写的，原来叫作《进化论》，中国的发展接受西方的系统的思想，就是从进化论开始。后来，英国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主义。中国最初接受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谭嗣同有没有读过《天演论》？《天演论》是1898年才翻译出来的，这一年谭嗣同已经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有没有机会读到？不知道，但是据梁启超说，他没有读过。梁启超比谭嗣同小十几岁，他跟谭嗣同是非常好的好朋友，但是梁启超的思想后来居上，后来成熟，他最突出的特点是讲了《新民说》。“苟日新，日日新”，要让老百姓有新的思想，变成新的人，这个就是后来影响到五四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讲这四个人，就是说在戊戌维新前后中国思想界的高峰，其中第一人是谭嗣同，谭嗣同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思想上领先于严复和梁启超。在这一个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启蒙思想家是谭嗣同。
谭嗣同的思想主要在《仁学》里面，有这么几层。
第一层，揭露、批判、反对君主专制。这个思想不是他最先有的，前面有很多人，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有，包括近代的马建忠、王韬、薛福成也都有。但是，谭嗣同的思想明确和坚定，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提出推翻清朝统治，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
第二层，他启蒙思想的创新之处就是“冲决网罗”，第一次公开挑战宋、明以来的纲常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反对纲常伦理，这是他对封建制度的全面挑战。为什么全面呢？因为纲常伦理、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也是政治哲学，里边还包含着本体论、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读周敦颐的时候就知道了，从周敦颐到二程建立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在人间就表现为三纲五常。那么这里头，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他要解决的是人的平等。人的平等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一个追求。谭嗣同的平等是什么呢？是“通”，这个“通”实际上一个要害之处就是平等。其实我们孔夫子讲“仁爱”的思想，他也是讲平等，孔夫子这个人就是“有教无类”，墨家讲“兼爱”，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人”，实际上是平等。但是这个“爱人”的过程之中要有秩序，所以，孔夫子提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两个字，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是价值体系，“礼”是秩序体系，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支撑、互为表里的。谭嗣同要把这个“礼”打掉。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把人从“网罗”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谭嗣同的启蒙的意义，解放人，把这个结纽打破、网络打碎，这是我们讲他维新思想，讲他仁爱思想，对他“冲决网罗”的一个阐释。
第三层，他讲的这个“仁”是一个新时代的“仁”。他这个新时代的“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这个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们很多人都是想传承就传承，想创新就创新，但是能够把传承和创新结合得这么好的，谭嗣同做到了。他的“仁学”里面对传统文化是认同的，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但是他没有从宋、明理学这条路上去走，他绕过去了，他的“仁”通过《春秋》到了孔子那儿，跟王船山是异曲同工的。大家知道王船山对程朱、陆王都是批判的，王船山回到孟子和孔子那儿去了。谭嗣同一样，他也把这段跳过去了，那么这个“仁”就和以往传统的“仁”是不一样的。他既认同“仁”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同时他又另辟蹊径。他的“仁”是一个新的“仁”，他的“仁”通佛，这个事儿是一个创新，跟佛家思想可以结合，谭嗣同在这个时候把佛家重新引进来。当然，他对佛家的思想了解不是很深入，也不是很系统，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边，佛家比儒家还重要，这个思想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和离经叛道。
第四层，他接受包容西方的文化，而且他崇尚西方的自然科学。曾国藩这个人很了不起，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曾国藩后来又提出“师夷智”，他提出购买西方“制器之器”，就是制造武器的工具，但是洋务派的思想没有超越这一点。洋务派吸收西方文化最多的一点就是达到了“中体西用”，这个“体”是什么呢？是文化，是制度。但是，谭嗣同他包容西方文化，这是他启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他在哲学上用的“以太”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是想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说老实话，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本体论，他本来是学了王船山的气本论，后来他又提出仁本论、以太本论、心本论等这样一系列的思想，他这个思想并没有说周全、没能自洽。但是，他这里想通过“以太”这样一个物质的概念，作为仁的基础，这个思想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周敦颐。周敦颐把“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谭嗣同把“仁”说成是本源。那么，他为什么要说“仁”是本源的东西，是价值本体论呢？他想说明一个问题，“仁”可以贯通古今，连接中外。古今中外能不能通起来，能不能连起来，能不能包容呢？能。“以太”体现为“仁”，那么他这个思想就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思想，它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第五层，他的思想主张“苟日新，日日新”，不断地创新。
第六层，他的经济思想。他跟王船山一样，主张经世致用，主张研究水利的问题、农商的问题、具体的堪舆等，湖南人对地理很有研究，包括左宗棠在家里没事就研究地图。王船山这个“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给了谭嗣同，谭嗣同又有了这么一个新的体验——洋务运动的体验、新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体验，所以，他非常重视经济。维新前期，他参加湖南的维新运动，陈宝箴把他请回来，他在这发动维新运动，自己鼓动周围的朋友、同事，拿自己的钱去投资，办算学馆，办时务学堂，实际上的启蒙思想表现在重商。
讲谭嗣同的思想有一些思想跟别的思想家的思想有一个继承的关系，有一部分思想完全属于他的创新，所以后来，我们把他列为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我的观点是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里面，他要排在第一位。他的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实际上他没有来得及展开。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他如果再活二十年，他的学问都在我们之上。
他的影响其实直接影响到了辛亥革命，鼓舞了无数的年轻人。谭嗣同的维新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和他的殉道的精神一起在传播。那么很多人是接受他的思想，很多人是接受他的精神，这个精神和思想融合在一起，他像一只泣血的杜鹃，在我们中华九州上面哀号、啼号，无数的年轻人跟着他走。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他在读高中时读到《仁学》这本书，他当时正准备退学去经商，读到这本书以后，重新回到学校，好好地读书，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师。吴樾，就是炸清廷派出的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那个人，不幸殉国，他也是受到了谭嗣同的事迹的鼓舞和激励。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敢于用自己的血去唤醒民众，如陈天华、姚宏业、易白沙、杨毓麟等，一年之内，五个湖南年轻人舍生取义。谭嗣同的这种维新的思想，成为向革命的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总之，谭嗣同是改革家、思想家、湖湘赤子、知行合一的人，他的维新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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