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异女子》中的辩证女性主义思想

摘 要：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理论来看，当代英国剧作家卡里尔·邱吉尔的戏剧《优异女子》表达了女性主义思想。本文拟从性别视角，运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理论，阐述《优异女子》中的辩证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深化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

关键词：卡里尔·邱吉尔，《优异女子》，性别操演性理论，辩证女性主义思想

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是当代英国最优秀的女剧作家之一。她的戏剧关注不同社会问题，如性别压迫、阶级剥削、殖民主义与生态环境等。邱吉尔因其戏剧成就赢得许多奖项，如理查德·希拉里纪念奖、百老汇奥比奖、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奖。《优异女子》（1982）是邱吉尔戏剧的代表作，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女性生活，体现了性别身份问题。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运用女性主义批评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分析该剧的主题思想与戏剧手法。迄今为止，尚无研究运用美国哲学家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分析《优异女子》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拟从性别视角，运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围绕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性别规范、性别认同、性别操演与性别戏仿，阐释《优异女子》所隐喻的女性性别麻烦與身份建构问题，揭示邱吉尔的辩证女性主义思想，深化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

一、解构父权制文化的性别规范

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再现了“屋中的天使”的女性形象，旨在展现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揭示性别规范的虚构预设性与性别身份的历史建构性，颠覆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通过表征政治，邱吉尔以女性形象为自我表征与反表征的实践，颠覆父权制文化的表征体系，为女性争回表征场域，支持女性主义运动。

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反映了父权制虚构的性别规范，如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再现了女性在男性凝视下忧郁的性别认同。日秀和格丽丝达典型地代表了“屋中的天使”的女性刻板形象，体现了预设的性别规范与忧郁的性别认同。日秀是13世纪日本艺妓。她遵从父命，自小被父亲培养成高级艺妓，长大后做了日本天皇的姬妾。她小心翼翼服侍天皇，想方设法得到他的宠爱。她喜欢穿着天皇送给她的薄质丝裙，因为这些层层叠叠的丝裙能使她增添女性气质，迎合天皇的目光。她对薄质丝裙的喜爱表明她屈从男权对她的摆布。她完全为天皇而活着：“我属于天皇，我从小就被教导一切为了他。”天皇死后，她按照父亲的遗愿出家为尼。日秀一味地接受男性性别标准，屈从男性凝视，也成为男权的维护者。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格丽丝达以温顺耐心著称。她本是农家“灰姑娘”，被显贵的侯爵沃特看中。沃特派人送来了白色丝裙和漂亮珠宝，迎娶她做了妻子。沃特为考验她的忠诚不让她与孩子们相见。格丽丝达屈从父权压迫，竟默许丈夫把孩子们“送人”或“杀死”。格丽丝尔达屈从父权压迫，当聚会的女宾们谴责沃特的暴虐时，格丽丝尔达却为丈夫辩护。日秀与格丽丝达长期处于男性凝视者的目光之下，她们的思想也被父权制文化所同化。她们的蒙昧使自己认同强施于她们身上的传统性别角色，帮助维护父权制，成为了父权制的牺牲品。

日秀与格丽丝达“屋中的天使”的刻板形象呈现了男性/女性二元对立所产生的权力区分。性别规范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操演指令。性别规范的权力与暴力迫使女性认同传统的性别身份，操演性别规范。在性别操演过程中，女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能屈从男性价值观的要求，接受男权社会的摆布。她们自我管制、自我遵从性别规范。鲁比克（Margarete Rubik）评论道：“无论现代的优异女子还是历史的伟大女性都没能以权威的女性声音去发言。就她们的抱负、标准和自我形象来说，她们都以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作为标准。” 邱吉尔揭示了性别二元对立结构的不足：性别是被操演建构出来的，不仅是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而且是女性压抑的建构。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塑造成的。

邱吉尔通过再现女性形象所表现的性别观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理论相印证。巴特勒把性别规范定义为某种“规约性虚构”，具有构筑性与强制性特征。在她看来，性别规范主要是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所行使的暴力，具有规制性；
性别认同是某种内在道德指令的内化。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认为：“性别认同是一种形式的抑郁心理，其中被禁的客体的性别被内化为一种禁律。”她认为，性别认同是一种虚设，履行着规约性的功能；
不存在某种性别本质，性别认同是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建构的。

通过再现“屋中的天使”的女性刻板形象，邱吉尔揭示了女性刻板形象是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的产物。邱吉尔重新反思本体论的身份建构，对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被自然化与固化的性别身份进行审视与批判，为女性主义主体追求政治上的表征，复兴女性主义表征政治。通过表征政治，邱吉尔反映了男性话语霸权对性别身份的历史建构，质疑了父权制有关性别规范所预设的意识形态，颠覆了虚构的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再现了“妇女”这一女性主义主体怎样被建构，如何被规训。要重建女性主体，女性主义运动应消解男性中心话语霸权，拒斥压迫性的性别规范，颠覆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与传统的性别身份，争回女性被剥夺的话语权，恢复女性主体意识。

二、颠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

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运用了扮装（crossdressing）的表演手法，旨在反映女性对性别规范与性别身份约束的抗议，打破父权制的性别秩序，支持女性主义运动。这种性别戏仿能够使性别去自然化，解构性别的生理基础，颠覆虚构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它证明了没有所谓的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性别行为反复操演的结果，具有建构性与操演性。

“性别认同”是自我采纳一种性别特征，是对性别规范的接受与采纳。根据性别规范，那些“正常”的性别认同得到肯定与自然化，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的性别认同会得到惩处和污名化。这在《优异女子》中教皇琼的女扮男装中得以体现。教皇琼是证明男性凝视存在，并逃避男性凝视裁判话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女性对性别规范的抗拒。琼小时候渴求知识，而在九世纪的欧洲只有男性僧侣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她女扮男装，巧妙地选择了自己的性别身份，避开了与男性社会的正面冲突。她穿男性服装本是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她习惯了男性服装，决心继续做一个男人，以便继续学业。她凭借超群的智力跻身男性行列，不仅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以出色的学识与能力被晋升为教皇，进入了传统上男性垄断的宗教领域。琼担任了两年位高权重的教皇。但她由于在祈祷日盛大游行中产下婴儿，暴露了女性身份，结果她与孩子都被乱石砸死。教皇琼女扮男装的方式显示了性别规范对女性着装、教育与职业的规约。她取得的非凡成就与不幸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才能的压制，体现了性别规范的暴力，也揭露了性别身份自然性的假象，打破了预设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关于琼的扮装，索尔伽（Kimberly Solga）评论道：“教皇琼的性别表演非同寻常，它解构了性别的生理基础。” 在《女性主义戏剧的声音》中，阿斯顿认为，教皇琼的扮装“动摇了主流理论……影响了关于性别的陈旧观念”。

教皇琼的女扮男装揭示并颠覆了性别操演。巴特勒认为，性别操演性表示身体通过操演和重复已有的性别规范持续不断地巩固身份认同。身体的性别化是操演性的，在构成其现实所是的诸种行为之外，并没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权。在《身体之重》中，她曾说，“建构的‘述行性’正是对规范的被迫重复”。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指的是主体被从中建构起来的规范的重复，是为了建构主体而对性别规范的仪式化重复。巴特勒辩论道，如果性别是被操演出来的，那么它自然性的假象可以通过非传统的表演加以揭露，原初的性别身份的概念可以通过扮装这一文化实践所戏仿。“扮装”的概念先是由以斯帖· 牛顿（Esther Newton）提出的：“（扮装）是一种双重的倒错，它告诉人们‘表象是假象’。扮装说：‘我的‘外在’面貌是女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是男性。’它同时又象征了反向的倒错：‘我的‘外在’面貌（我的身体，我的性别）是男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真实的我自己）是女性。’”在巴特勒看来，扮装意在揭露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加的暴力。扮装这样的性别戏仿批驳了霸权文化有关自然化或本质主义性别身份的主张，质疑了性别的自然化与本质化之说，具有颠覆作用。

教皇琼的女扮男装表明被自然化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性别差异具有虚构性，父权制性别规范的意识形态是预设的。邱吉尔通过扮装这样的性别戏仿对自然化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及其背后的男权模式进行挑战，反思性别本质主义。通过戏仿政治，邱吉尔揭露了性别自然性的假象，解构了父权制文化的性别秩序。要重建女性主体，女性主义应卸除性别自然化的表象，颠覆性别操演，打破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二元对立，消抹性别差异。

三、质疑自由女性主义思想

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反映了劳工阶级女性与劳动性别分工问题。她把阶级分析引入到性别研究中，从阶级视角审视女性性别内的压迫，旨在帮助劳工阶级女性发言。通过对姐妹情谊的戏仿，邱吉尔揭示了自由女性主义只模仿男性价值观与成功伦理，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忽视底层弱势女性和女性整体解放，导致了姐妹情誼破裂与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旨在审视与反思女性主义运动，纠正人们以自由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与竞争的价值观来作为衡量女性成功的标准。

邱吉尔认为，超越阶级的“姐妹情谊”的乌托邦幻想把复杂的女性群体内部单一化地处理了。所以，她在该剧中戏仿了姐妹情谊，批评了关于统一的姐妹情谊的简单假想，反映了女性内部巨大的阶级差异。玛琳、雯与奈尔都是“优异女子”，但她们对于前来应聘的詹尼、露易丝与秀娜冷酷无情。玛琳虽然成为职业介绍所的经理，却既不赡养年迈的母亲，也不关心姐姐乔伊斯与女儿安琪。当安琪来伦敦投奔她，她态度冷漠，只想打发她早些回去。玛琳的形象戏仿了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代表自由女性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撒切尔夫人制定了许多政策，鼓励私有制，大力消减社会福利，英国朝着激进资本主义的趋势发展。撒切尔主义导致贫富悬殊拉大，失业加剧，下层阶级增多，影响了妇女的生活，引起劳工阶级妇女的不满。这在玛琳与乔伊斯的争论中得以体现。姐妹俩的争论反映了她们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玛琳的偶像是撒切尔夫人，她赞扬撒切尔夫人及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坚守激进资本主义制度与男性价值观。她认为阶级已不再存在，任何人只要具备所需要的能力就能成功。而乔伊斯代表劳工阶级女性，她称呼撒切尔夫人为“女希特勒”，批评她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为“劫贫济富”的政策。在她看来，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广大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并未改善。玛琳与乔伊斯关于“我们”与“他们”的争论表示了阶级的存在以及女性阶级内部的差异，揭示了女性个人成功与女性整体解放的巨大差距。玛琳与她的职业介绍所的同事们之间的交往以及她们与客户之间的交往都表明她们致力于男性成功模式的竞争机制。玛琳是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她的自我意象与价值体系深深地植根于撒切尔的英国新近时尚的自由女性主义中。通过对姐妹情谊的戏仿，邱吉尔反映了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与压迫，揭示了自由女性主义给女性带来的性别麻烦。

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指出：“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她者——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劳工阶级——时时刻刻威胁着那个规范的主体，她们是完美世界里的憧憧鬼影，她们提醒我们意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她看来，劳工阶级妇女是贱斥者，她们的生存状况表明女性主义必须重建女性主体。巴特勒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正在被建构，性别身份最终的形式永远地延宕，任何时间段中的它都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形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会创建新的性别身份。邱吉尔的性别观与巴特勒的理论相观照。在邱吉尔看来，自由女性主义遵循了男性个人主义与竞争模式，照搬了父权制的价值标准，仅为少数上层女性寻求到更大的社会权利。通过描写劳工阶级女性，邱吉尔揭示了阶级与性别的相互影响，揭露了女性所承受的性别与阶级压迫，即父权制性别规范与资本主义的双重重压。在她看来，妇女遭受压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结果；
妇女要解放，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通过描写劳工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邱吉尔揭示了自由女性主义存在的问题，隐喻了代表自由女性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对劳工阶级女性带来的困境。女性主义应关注劳工阶级女性被统治的生存状况，颠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的性别与阶级压迫，提倡基于阶级的共同抵抗与基于差异的女性联盟，提高女性集体主体意识，实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性别身份的发展，从温柔被动的女性刻板形象到抗拒男性凝视的她者形象，从强势自私的“成功”职业女性形象到内外劳作的劳工阶级妇女形象。她站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拒斥了父权意识形态中本质主义的性别规范，也利用解构主义思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女性主义本身，质疑了自由女性主义对男性价值观的模仿以及对底层女性的压迫。邱吉尔对女性主义运动所持有的辩证态度有助于人们审视与反思女性主义运动，深化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她甚至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挑战了英国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对庶民女性的性别身份带来的困境，有助于促进妇女解放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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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迪絲·巴特勒. 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 .李钧鹏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81.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英国女性主义经典戏剧的表演研究”（项目编号：19WWB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南京邮电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英语专业‘国家标准’视阈下邮电类院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优化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G00918JX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 者：
柏云彩，博士，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英语教育。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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