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慈善思想探析

孙艳

魏禧（1624—1680），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方域、汪琬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目前，学术界关于魏禧的研究多侧重于文学、教育、哲学等方面，对其慈善活动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述却罕有涉及。事实上，魏禧一生乐善好施，其“忠厚恻怛出于天性”。他性格慷慨，宽以接物，乐于为人排忧解难，旅居扬州时，对扬州慈善事业多有参与。他交游广泛，喜为善人著说立传，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论述文章中蕴含着独特的慈善思想。

一、何为善：律己与利他

“慈善”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约3世纪上半叶的佛经中就已使用“慈善”一词 。然而，作为一项扶贫济困的事业，“慈善”一词被大规模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近代以前，人们常用善、义等词形容慈善活动，且受不同思想流派影响，人们对善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魏禧早年曾致力于科举考试，自幼饱读儒家典籍，且与许多善人交往甚密，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对何为善这样概括：“世之称善人有二：谨身饬行，矜式闾里，所谓乡党自好者也;轻财乐施，有功德于人，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同，同归于善”。可见，严格约束自己，行为能够模范乡里和轻财乐施，有功德于他人一样，都是善的范畴。此外，魏禧认为，律己和利他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福报，“洁己自好者，天报之以令名;利济人物者，天报之以富贵蕃寿，则亦各从其类也”。

魏禧认为，善的本质是利他且方式多样，包括济贫、施药、救灾、放生等，所谓“好人亦有各路，毕竟以有功德于世，肯利济人者为上”。如果对善进行区分，则可分为善念、善言、善行、善果四个层面。所谓善念即人应常怀恻隐怜悯之心，即使“生平无大过恶”，也不能“怡然自足不思为善”。善言指与人交谈时应和善，不可颐指气使，尤其是“与仆役工作人处，宜降体和气”，这不仅体现自身的道德修养，更因为“话语间，或论天理王法，或说善恶报应，随事广辟，亦可使其迁善改过，救补万一”。因此，善言又具有以言劝善之义。善行即前述利济他人者之种种行为。善果指善行不仅是施善者主观上有一定的损失，客观上还需让受者获益，否则就易沦为虚善，难以称得上真善，所谓“作功德事不要只说损己，须要看人实受益否，不然，劳费千万，究竟虚设”。利他是一种善容易理解，律己亦为善则需阐释。魏禧曾举一例，光绪初年，江西庐陵王筠心曾任湖南兵备副使等职，当他发现士兵中有淫掠民女的行为，便紧急召集众部将，按军法斩杀统兵官。又有一次，军队中有人偷窃百姓晾晒的布匹，并将其隐藏起来。被偷的乡民悄悄跟踪军队数里向其控诉，他将军队暂时驻扎，严密搜查，终于找出偷窃隐匿布匹之人，并将其斩杀于衣桁之下。在这样严明的军纪下，王筠心所带领的士兵所过之处对乡民秋毫无犯，百姓因此“全活不可数计”。魏禧指出，王筠心平生轻财好施，许多善行都称得上“风世厉俗”。但是，这些善行都“不若以兵律生人者之为大且难”。在此，律己止恶与利他行善相比，在难度和社会影响方面都更大。此外，魏禧还专门将利他和律己两种善行加以对比并分析指出，“以布施作功德者，斋僧不如济贫，济贫不如建桥、修路、设渡、施药诸普济事，行普济事不如不妄取人财。放生不如持斋，持斋不如戒杀，戒杀不如不行害人事”。“不妄取人财、不行害人事”作为一种律己行为则适用于所有人，且无时无刻不在。因此，律己是利他的前提，甚至在普世意义和社会功能层面上超越了利他，其与利他共同构成了善的两面。

二、为何善：天道与人性

魏禧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行善乃顺乎天道，如果人不行善事，自然也会产生灾害，许多天灾是由人祸所引发，即“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善，则天地之心病;心病，则耳目贸乱，血脉荣卫交错而百病作”。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灭;人不行善事，人性绝”。善不仅是人性的体现，更与天道存亡息息相关。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指出，在传统社会，“‘天象征着强大的、富有道德内涵的力量体，它按照道德原则运行，而这一道德原则强调了人是大千世界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魏禧认为，天不仅具有道德内涵，而且怜悯众生，人的恻隐之心乃顺应天道的真实反映，所谓“世间千万人，遇着无告之人，便恻然动心，此便是天心可见处。天悯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于天”。可见，魏禧善于借助人们对天道的敬畏阐发人应多行善事的理论依据，即行善符合人性，顺应天道;做恶则灭绝人性，违背天道。

如果说天道好善是从宏观层面对人应多行善事的道德劝诫，那么“羞恶之心”則是从微观层面为个体止恶向善提供伦理依据。儒家认为，人皆有羞恶之心，“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羞恶之心是人向善的基础，知耻就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魏禧指出，只要人有羞恶之心，便可教化，倘若一个人“虽未大恶，或遇羞耻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则终身必无向善之日。推到极不善事，亦所肯为”。除了天道人性，家族对个体行善也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社会的人们安土重迁，人们世代生活于相对固定的空间，构成所谓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个体的行为不仅代表其个人，更关乎家族的荣辱声望，其行为必然受到家族的影响和制约。魏禧曾引用《礼记》中的记载，“父母不在，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恶名，必不果”，强调个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对自己，更会对父母的名誉荣辱产生重要影响，以此导人行善。

三、善何为：隐名与务实

慈善是一定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其实践方式多种多样。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朱子治家格言》中称：“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强调行善不博虚誉。魏禧为同时代的众多善人撰写寿序和墓志铭，对个体善举与社会声名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将行善方式分为四类：为善不好名、为善好名、不为善不好名和不为善好名。魏禧认为，为善不应刻意宣扬，追求声名，“急求人知，总是恶多善少，且不要说到好名上去”。他对扬州慈善家闵象南非常赞赏，不仅在于闵象南力行善举数十年不倦，更在于“象南为德，多自隐晦，或假名他人，或辞多居少，事恒不彰……无几微近名之意”，对闵象南做善事几乎不对外声张，或借称他人所为，即便自己有功劳也多番推辞，没有丝毫通过行善博取名声的念头极为赞赏。

魏禧指出，仅次于为善不好名的是为善好名，所谓“太上忘名，其次莫如好名”。当然，为善好名也并非完全不可取，因为“好名而为善，尤愈于不好名而不为善。如果不好名而不为善，则“泯泯然自甘于草腐木烂，若蜉蝣之采其衣服者，不可胜数”，意为这样的人如同秋草般自甘腐烂，或如蜉蝣一般，朝生暮死，生命短暂，消失无痕。当然，最为人所不齿的是不为善好名。魏禧认为，一定的社会声望要与实际善行相匹配，他借用庄子的话“名者，实之宾也”，指出名与实不可分割，名和实就如同宾客和主人的关系一样，如果“堂无主人，则宾安从至？故知所以为名，则知所以为实”。

此外，魏禧强调行善应务实，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知行合一。他认为，人不仅存有善念，而且要将其付诸行动，他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善存于心，不见行于事，是贮五谷之嘉种，而不舂淅以爨也，其实与穷饿而死同”，意为有善心而不行善事，就如同拥有谷粮却不生火做饭，最后穷饿而死一样。魏禧不仅倡导将知转化为行，还主张应多办实事，不可苟且懈怠，博取虚名。据魏禧记述，明朝末年，社会动荡，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赣州，盗贼蚁聚蜂起，他们劫掠乡里，百姓生灵涂炭，许多村庄化为废墟。最初，地方官员欺世盗名行姑息苟且之政，对盗贼“养而滋之，骄而纵之”。后来，周佐军来到赣州，他率领军队，剿除群盗，救民于水火之中。对此，魏禧指出，通常情况下“生人多为积德，杀人多为积刑”，世人“惑于其名而滋养骄纵”盗贼，这样的行为就如“举世传刻《感应篇》，自身无毛发效法，只是劝他人奉行，为自己忏罪耳”。

二是要难而能为。据魏禧描述，明末清初的扬州，经济富庶，善人频出，“收弃子而乳之者有人;滨河水患，饥民千万，为郡糜而食之者有人;冬，人病涉，梁之有人;大江漭泱，盲风覆舟，造轻舠拯溺人，悬赏格于渔子者有人;酷暑构厉虐，馆疾医而行药者有人”。然而，善举虽多样，难易却不同。魏禧将善举进行对比，指出“赈饥之事尤为难”，因为“部署不得其方，则挤沓纠纷而饥民死;分给不均，则饥与饱偏胜而饥民死;水火之剂不调，则溃腹胃伤而饥民死;不能察在事者之侵牟，则金粟中饱，财不继而饥民死”。从事赈饥事务的人员，能够“去四死得四生”，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三是要注重策略。魏禧指出，“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己可继”，行善并非偶然为之，要注重持久性，如果不考虑持久性，“尽情施去，不计后日不给，恩衰成怨者有之”。当然，考虑持久性并非一味量入为出，走向另一极端，“不可执可继做成出内之吝”，特别是遇到重大突发和紧急情况，即便倾囊相助，“不求可继可也”。还有一个行善策略是“施恩使人可劝”。行善济人，根据不同的节点、时间和受助对象，在多寡、缓急和轻重方面皆有不同，需加以分辨后行之，方能劝化世人。否则，不注重方式，一味施舍，“或多寡不中节，或缓急不中时，或轻重不中人”，“则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四是要不图回报。魏禧注意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吾尝见好施之家，能散财于路人，而不能不争财于兄弟”，“贫家之兄弟常和，而富贵家之兄弟相视如路人”。究其原因是由于兄弟是至亲，与之共财是对待家人的平常事，不如将财产施舍给路人，容易带来“赫赫之名”。另外，一些吝啬之人畏于阴德报应之说，宁愿将财产施予路人也不愿意与兄弟共财，因为帮助兄弟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福报。因此，魏禧对推财以与兄弟共之的行为大加赞赏，提出“赠交游声华之人，不如赠亲戚故旧，赠亲戚故旧不如济疾苦颠连者，济疾苦颠连者，不如奉亲”。正由于奉亲其功无形，“人不见其可感，故人鲜为之”，人们才更应秉持不图回报的心理，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先关爱身边人，进而帮助其他困难人群。

四、魏禧慈善思想特点

综观魏禧的慈善思想，可以发现其以儒家为主体，兼融释、道两家思想，儒释道三家的慈善思想在其论述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魏禧多次引用儒家四书五经等典籍中的内容，阐述其慈善思想，对儒家的仁爱、民本、大同、义利等理念皆有引用。道家和道教积功累德、谦己无争的理念在魏禧慈善思想中也有体现。佛教倡导慈悲，魏禧指出：“人骨肉中，有一悭吝至极人，我宁过于施济。有一殘忍至极人，我宁过于仁慈”，若能以慈悲心待人，“方能全身远祸”，救人于苦难。此外，魏禧善于借用佛教的果报理念劝化世人，提出谦己利人是“求福弭灾之道”。

魏禧身处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度堵塞，面对亡国之痛和礼崩乐坏、伦常乖舛的社会现实，他除了屡屡发出“世道愈下”“世风日薄”等感叹外，有针对性的选择为诸多善人立传，具有将善作为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主观意图。魏禧接触的善人众多，他观察细致，学识丰厚，思想深邃，慈善思想朴素辩证。关于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其认为：“己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责人也。己所无者，可以规人而不敢怨人也”，主张要多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关于施和受，他指出：“施恩者不必冀可见之功，受恩者必当思不见之德”，行善的人越是不刻意追求福报，受助者越会将善举铭刻在心。另外，即便没有人懂得感恩，只要是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努力去做，“方不退息善念”。关于财富，魏禧认为，积财和散财应并行不悖，“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

从古至今，慈善都离不开榜样的示范引领和文化的倡导熏陶。明末清初的魏禧虽身逢乱世，流离失所，隐居山林，但却依托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广泛的交游网络，以记录、传播底层民众的善人善举为旨趣，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慈善人物和事迹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更为研究了解魏禧深刻独到的慈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路径。正如魏禧引用陶渊明的诗句“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言，依靠魏禧生动详实的记述，我们有幸能知其人、闻其事，从中更了解到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慈善思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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