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实事求是事迹述记

任小驹

习仲勋于1952年由西北局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习仲勋革命历程的显明主线。

“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

土地革命后期，我党的十几个根据地相继沦陷，只有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担负起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依靠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陕甘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它的创建发展正是因为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坚定有力的革命领导者，执行了一整套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根据地遭到“左”倾路线破坏的同时，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也经历了几起几落。陕甘边特委领导军民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习仲勋主持陈家坡会议重建红军，刘志丹召开包家寨会议确立了开辟南梁新区的战略部署，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随着政治、军事、土地、经济等十大政策的制定推行，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并推动陕北组建红军和地方政权，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大格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中央領导集体和正确路线，但由于处在转移战斗中的特殊情况，无法在全党贯彻执行，继续奉行“左”倾路线的北方局成立陕甘晋省委，全盘否定陕甘边的政策，残酷迫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致使根据地濒临危亡。党中央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与刘志丹联名发出《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致东北军及哥老会公开信》，同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对陕甘边的十大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就是“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匾额为习仲勋题写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操控的“抢救失足者”冤屈了不少同志，他依据绥德的一次对国共两党态度的民意测试中有人表示拥护国民党的情况，就片面认为绥德有大量国民党特务。那时习仲勋刚从关中调绥德工作，认为绥德是个新区，国民党的反动影响比较深是客观情况，但主要属于认识问题，需通过思想教育逐步解决。为此从抗大选调了一批学生到绥德师范插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以后成为习仲勋爱人的齐心同志就是带队人之一，她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级支部书记。

康生错误的审干方针使不少地方的运动出现偏差，绥德师范有些女学生就“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学校状况及学生思想是熟悉掌握的，在关中工作时就纠正过陕北第二师范要把一个想转学到白区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说学生还没走上社会，如果处理不当，就毁了他一生。习仲勋还亲自同这个学生谈心，说道：“边区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国统区，但我们上学的目的是投身解放运动，在这里不但能学文化，还能学革命道理。你看陕北公学有不少都是从南洋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他们为什么不去国统区而投奔我们条件艰苦的解放区呢？就因为他们是来追求真理的。”同时他还和陕北公学校长罗迈（李维汉）约定，邀请师范学生参加公学的新生入学仪式，给关中各学校分配一批公学毕业生加强师资力量。这个叫张西岷的学生经过教育转变了思想，以后成长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在绥德期间，习仲勋还去学校与师生谈心，了解到所谓“特务案”纯属子虚乌有，他规劝学生不能为一时过关搞假坦白，不要“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他还要求干部严防运动出现偏差，“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也会被怀疑”，“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绥德“抢救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为此习仲勋被康生指责为“对敌情重视不够”。习仲勋顶住压力，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建议纠正“左”的偏差。毛泽东在绥德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绥德师范学校新貌

“‘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

1947年后季全国各解放区陆续开展土改，康生在晋绥抓试点推行极左政策，滥用几十种刑罚，致使不少地富以至中农逃亡陕北，说“陕北的共产党比山西的好”。当时习仲勋领导西北局的土改工作，他客观分析陕北农村的实际情况，认为经过开辟根据地以来的多次土改，到目前尽管还有占地不公的情况，也存在死角，但已经不是土地革命初期那种形势了，土改应该“改得和平些”，要依法进行。习仲勋带着这个不同意见来到米脂县杨家沟，面见毛泽东，坦诚直言上面下达的划定地富成分的比例对陕北来说过高，十几年来这里农村的阶级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再说“陕北贫穷，哪有那么多地主呀。比如一个百户村庄，怎么可能有八户地主”。他还反映晋绥现场会的违纪做法传到陕北和陇东，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毛泽东曾在行军途中遇见并严厉制止过农民吊打地主婆，对这类行为深恶痛绝，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的意见。之后，习仲勋又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三次向中央书面报告边区土改情况，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我看不要半个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净光”。“‘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两旁堤岸决口”，好的领导就要“做到水到渠成”。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在报告材料上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纠正‘左的错误。”以后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习仲勋又根据老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将下达的镇压指标砍掉一半。

1948年1月4日、19日，习仲勋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图为习仲勋1月1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及毛泽东的复电

“必须讲真话”

习仲勋在政务院任秘书长期间，一度群众来信反映统购统销的问题较集中，他汇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及时必要的，但对于出现的食油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特别是供应中搭配购物、强制储蓄等违纪现象也不应忽视。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农民赶大车，轱辘因没油吱吱作响，气得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哩！说罢就向车轱辘上尿了一泡”，还有人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当时工作人员顾虑如实上报不妥，习仲勋说不能对中央隐瞒情况，“必须讲真话”。中央和政务院对事关群众的生活问题很重视，根据报告进一步规范了统购统销的方式方法，严肃纠正了违犯政策的行为。

习仲勋在“文革”初被西安某大学红卫兵关押，当时造反夺权闹到了农村，正值春耕季节，他擔心会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减产，就让看守他的学生代笔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建议制止春耕期间在农村搞夺权。写成后，习仲勋一笔划掉草稿上的“四个伟大”“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说“写那些无用的话干什么”。那年春天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下，中央确实发了一个制止春耕期间在农村搞夺权的文件，无论是否与他的建议有关，难能可贵的是他求真务实的作风在逆境中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和八名副总理分头到各省去查实情，习仲勋去了陕西、甘肃，对基层的“共产风”批评了一路。在陕西，他反对在树木上嫁接棉花的荒唐试验，不苟同科学家把农田整理成一个个小土包所谓增加光照面积促增产的设想。他拒绝赴宴，批评大吃大喝浪费粮食，基层干部满不在乎地辩解“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他反对说：“哪能这样快呀？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嘛”。他见群众家里的锅被收来炼铁，气愤地批评：“你们这么胆大，敢砸老百姓的锅，搞什么名堂！”在甘肃，他对敦煌县实行的“十包供给制”的“创举”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人民公社“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结果只能破坏生产。”调研回京后适逢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他把了解到的问题如实整理带上庐山，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圈阅，编为第八期会议简报印发全会。

1960年底，中央发布《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大跃进”进行急刹车。1961年4月至5月间，习仲勋带领国务院直属局领导十余人来到河南长葛检查落实情况。这个县在“大跃进”中以超常的深翻地闻名全国，受到上面表扬后头脑膨胀，对纠正“五风”贯彻执行得不彻底，群众生活还很困难。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上批评道：“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要求县委把曾犯过的错误编印成册，每年两次拿出来给干部打招呼，前车之鉴，永不再犯。这时有人放风说，这里可是外国元首、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都来过的地方，高扬部长把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结果被告上去打成右倾分子。言下之意，这个典型谁也不能碰。习仲勋无所畏惧，在调查组的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

1958年9月至10月，习仲勋率调查组到西北考察调研。图为习仲勋与群众交谈

1961年，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至5月间，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调研。图为习仲勋（前排右四）等同当地干部群众合影

“我们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

习仲勋被“审查”了16年之后，于1978年2月以政协特邀委员的身份复出，4月就被派往广东工作。当时他敏锐地觉察到安徽农村搞的分田承包将是我国农业体制的重大变革，尽管中央对此还没明确表态，邻省在边界架起高音喇叭正在批判安徽复辟资本主义，习仲勋在立即南下赴任的同时，让在清华上学的习近平陪同齐心去安徽取经。万里热情地介绍了安徽农改的情况。习仲勋到广东后亲任农委主任，把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摆上重要日程，向全省郑重宣布“一定要解决好吃饭的问题”。第一个夏天他就跑了23个县，发现广东何止一个安徽小岗村，海康的谭葛、紫金的上义、文昌和从化的部分社队早就暗地里分田单干或季节性承包，用谁种谁收的办法度过饥荒，不仅山区就连广州市郊的杨箕也在眼皮子底下搞了起来。习仲勋见群众已经先行一步，一面给予肯定，一面告诫各级领导放下什么主义的争论，只要有利于生产就大胆地干，先叫农民吃饱肚子。他把推广承包制的问题提到省委会上，有的同志对1962年清远县洲心搞单干受到严厉处分心有余悸，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沉痛的教训。广东农业要翻身，就要从根本上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错了，我负责！”

他一到广东就遇上偷渡港澳的历史第三次高峰，毗邻香港的社队耕地荒芜，务农的多为老人妇女，有的村甚至十室九空，只好让边防战士帮忙收割稻子。他还检查了收容站，看到被抓的偷渡者多得坐不下只能站著，其中不乏党员和大队支部委员。习仲勋被眼前的情景触动了，不禁潸然泪下，心情十分沉重。他让放了这些人，并对收容站干部说：“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兵都是要讲政策的，对待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据齐桥桥回忆：“我爸爸在言谈和材料中，把外逃的群众从不叫‘偷渡犯，只说‘偷渡客。他认为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性质和效果完全不同，这就从政治上解脱了几十万参与偷渡的群众，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习仲勋在宝安县委党校和基层社队书记的一次座谈中，问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外逃？大家都很沉闷，只有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富祥站出来回答说是因为那边生活比我们好，甚至率直地列举出三点好处。习仲勋尽管从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但还是作了深刻反思—当年在西北战场，群众与我们不离不弃，无私奉献出一切乃至生命，而胡宗南就是花钱雇用民夫都没人跟他跑，如今还是这些可亲可爱的人，却为何弃我而去？他认识到是“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外逃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要怪就怪我们没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面对这种状况，习仲勋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认为如果我们早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哪有亚洲四小龙，只有我一大龙！”在领导干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随后广东从思想教育和发展经济入手促边境安定，利用地缘优势引进外资外商，落实外贸配额，扩大小额贸易;边防地区可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不向国家缴粮;解除境外7000亩地的过境耕作限制并允许进一步开发;同时还全面推广福田和沙头角两个典型，面向香港市场办养鸡场、开挖鱼塘、大搞来料加工、开展小额贸易。这一系列开放政策的实施，使群众生活显著改善，集体经济迅速壮大，不但再没发生外逃，还有些人家要求回来。

1978年7月，习仲勋（左三）到梅县考察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请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图为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稿

习仲勋到广东半年后，一个关于建设宝安、珠海两县外贸生产基地和旅游区的规划方案呈报中央，展示出改革开放的雏形。经过上下反复对接，逐步扩大深化，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仅仅过了9个月时间，中央就发布了50号文件，确定部署在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仅仅15个月时间，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改革样板就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诞生。对此，习仲勋从没在任何场合讲过一句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从来就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央给了尚方宝剑”，是人民的伟大创举，“就是广东不提，迟早党中央也会提出来的”。他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句话—“错了，我负责！”

（责任编辑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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