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智书会与晚清时期的译名统一工作
[摘要]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如何让中国人清楚地认识西学所要传达的意涵，选择合适的中文译名显得尤为关键，以益智书会为代表，他们“组团”涉足这一领域，持续30余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宗教等门类均有涉及，希望通过译名统一为学校提供标准化的教科书。但无奈译名统一的难度和传教士内部对于译名问题的分歧，使益智书会的工作困难重重。
[关键词]益智书会，中国教育会，译名统一，傅兰雅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O-0022-06
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东渐，如何让中国人清楚的认识西学所要传达的意涵，选择合适的中文译名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会影响到西学传播的广度，也影响到西学传播的精度。为此，一批传教士和中国助手们不断努力着，试图完成这一宏大的夙愿，然要让如此纷繁复杂而又零散的众多西学门类统整起来，缺乏有效的组织，难度可想而知。以益智书会为代表，他们“组团”涉足这一领域，为教会学校的中文教科书译名统一服务，因为对于学生而言，传授统一的译名更为必要和棘手。
一、益智书会译名统一工作缘起
1877年，为解决教会学校的教科书问题，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负责编译出版教科书，成员有丁韪良(w.A.P.Martin)、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林乐知(Y.J.Allen)、黎力基(R.Lechler)、傅兰雅(J.Fryer]，自1879年正式采用中文名—“益智书会”。
益智书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的规划，经过几次会议的商讨，他们决定编译出版两套中文教科书，一套初级的，一套高级的，并且两套都要用浅显的文言撰写，内容涉及实物教学法、教义问答、数学、测量、自然哲学、天文、地质、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地理、历史、西方工业、语言、逻辑、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手工、音乐、绘画、地图、挂图等各种门类。可见，在益智书会的教科书编译出版计划中，不仅涉及西学传播较多的自然科学，也涉及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宗教等门类。
而要编译如此诸多的教科书，特别是那些专有的名词术语，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和熟练的中文基础是很难做到的，为此，益智书会提出：“不要简单地翻译，而要以国外原本为基础，参考中国社会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进行创作。”“科技与专门术语要与过去的著作和益智书会的统一译法一致。”这实际上意味着益智书会主张的统一译名要建立在中文的语言习惯和既有的译名之上，而不是肆意的创造和简单的翻译。
事实上，传教士对于译名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834年，广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fortheDiffusion ofUsefulKnowledge)就已经开始编订已有的中文科学名词和译名，订立统一的标准，作为该会成员编译西学书籍的参考。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也曾先后翻译西书三十余种，其中对于统一译名问题也有注意。1867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由傅兰雅等人负责，傅兰雅认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西人在华初译格致各书时，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来不必大更改”。所以翻译馆在开办之初就订定了译名的原则。尽管如此，翻译馆却未完全遵行，初期发行的书籍并未附中西名词对照表。所以，益智书会的译名工作并非没有前人可以追寻、借鉴，甚至是合作，只不过相对于前人而言，他们要更加细致与审慎。
二、益智书会前期的译名统一工作
(1877—1890年)
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益智书会，作为教科书问题的延伸，如何在编译教科书过程中将新编译的名词与已有的名词相对应，或形象地创造出一个适合汉语表达习惯而又通俗易懂的新名词，摆在了益智书会的面前。与江南制造局相比，这些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因为他们要编写的是教科书。
益智书会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要求两套教科书的译名必须一致，并要求从现有中文译作和中文原作中搜罗专有名词和科技术语。他们建议各类教科书的编译者要提供一份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表，以便汇总信息，制作统一的术语表。他们计划将各种名词术语分为三类：一是工艺、科学和制造类，二是地理类，三是专有名词类。这些术语表都要制作成册，让参与教科书编写的人手一册。他们还对这三类词汇表的制作作出明确分工：由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和格致书院期间科技术语方面的丰富经验，就由他负责第一类；林乐知负责第二类；伟烈亚力负责第三类。鉴于在西学译名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他们还特别安排麦嘉缔(Davie B.Macartee)提供日本人编译的西方著作中的名词术语表，可见其工作安排得细致。
不久，狄考文在《教务杂志》上撰文，阐述了译名统一的必要性和具体规则。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科目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事物，即便是旧有的科目，也将采用新方法处理，这就使得使用新术语成为必要。”他批评一些作者极力避免使用术语的做法，他说：“每一种新的科学都会创造一套自己的术语，把这门学科介绍到中国，就必须将它的一套术语介绍过来。”他还认为虽然中国语言是“僵硬的”，不太适合新术语的表达，但他建议还是要充分利用文言的特性。随后，他归纳出翻译新术语的四条规则：1，简短，不必要求它能包含所有的意思；2，适用，方便在各种情况下使用；3，统一，同类术语应该协调一致；4，清楚，每一个新术语都要给出确切的含义。
话虽如此，但真正落实起来，却遇到不少的麻烦。如果说益智书会的教科书出版事业还算完满的话，那么译名统一的工作则显得比较缓慢。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员不整。1877年下半年，益智书会成立不久，伟烈亚力就因眼病回英国治疗，不久麦嘉缔也去了日本，由他们负责的工作全都落空。1878年3月，益智书会通知当时的编译者，“请于译着时，将名词及术语记下，列表送至该会，审查比较。如不可用，由该会另行拟定，建议着译者。著者译者设仍持原义，则请于该名词之旁注明该会所建议的译名，以备读者参考。”但一年之后，1879年8月，总干事韦廉臣报告说，他们目前仅收到一份译者提交的术语表。他提醒广大编译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尽快提交术语表，或者告知是否接受卢公明(Doolittles)以前编写的《英华萃林韵府》第二册上的名词术语表。可见，韦廉臣此时的焦急心情，并流露出他想以《英华萃林韵府》上的术语表为蓝本出版通行的术语表的打算。
1880年3月，益智书会在上海召开委员会议。韦廉臣建议采用《英华萃林韵府》中由伟烈亚力编
译的数学、天文、机械术语和恒星表；同时，他还建议佛教的名词术语采用《韵府》中艾约瑟(Edkins)所编的，道教术语采用湛约翰(Chalmers)所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慕维廉则建议人名地名采用英国圣书公会和美国圣经会所出版的“文理”版《圣经》中的译名，也被采纳。傅兰雅展示了在过去几年里所积累的各种科技术语表，并表示希望尽快出版，会议则建议他向北京和江户地区的大学寻求译名表，以求完善资料，筹备出版《译名指南》。除此而外，林乐知提交了一份日本历史上的人名地名及其相对应的中文对照表；傅兰雅还提交了由驻德公使李凤苞编译的常用地理名词表，这是在金楷理(Kreyer)和林乐知二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含有25000多个地理名词，最终也被益智书会接受，编入《译名指南》。
此后，益智书会的译名工作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术语表，更谈不上“统一”二字了。1887年3月，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益智书会决定“没有中英文术语表的图书，一概不予出版。但这一措施仍然没有改变在译名上的缓慢进展，到1890年为止，仅出版了傅兰雅所编的四份《译名指南》小册子，分别是关于矿物、化学、医药学和蒸汽机方面的。除此而外，统一译名工作一事无成，有些译者在书后附有的译名对照表，有些译者坚持用他自己的译名，还有一些人只允许益智书会有部分的修正权，因而，这种混乱的局面没有任何好转。即便是傅兰雅的四本小册子，名义上是由益智书会出版，但这些术语基本上是在江南制造局期间搜集所得，而且是傅兰雅自费在他的格致书室出版刊行，益智书会予以追认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挂名而已。
因此，益智书会前期虽然在译名统一上开了个好头，但因各种缘由，取得的进展不大。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对此问题一再表示歉意，傅兰雅也呼吁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处理此问题，传教士们的译名统一工作还将延续。
三、益智书会后期的译名统一工作
(1890—1912年)
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由其继承，中文名仍沿用“益智书会”。鉴于益智书会前期，译名统一工作进展缓慢，而随着大量译作的问世，寻求统一工作显得更为迫切。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傅兰雅向大会作了《科学术语：目前的分歧与寻求统一的方法》的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科学术语与中国语言的关系；二、拟定科学术语的规则；三、现存术语分歧的所在及原因；四、解决分歧的方法。他结合中国翻译西方名著的历史和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经验，指出只要充分掌握汉语知识，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西方科学就不难用汉语表达。他建议大会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中外人士共同参加，拟定统一的译名规则，并切实采取措施编纂中英文对照的术语词典和中文科技词典。他的报告引起了大会的积极讨论，除了狄考文在数学名词上有些意见之外，基本得到了大会的认可。他们将这个问题移交给中国教育会去解决。
1891年11月16日，中国教育会在美华书馆召开会议，其下属的出版委员会对译名统一的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规划。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下属的人名地名委员会，专门负责人名地名的搜集和编订工作，由傅兰雅担任主席，成员有金曼(H.Kingman)、赫士、巴修理、力为廉(w.H.Lacy)、那夏理(H.V.Noyes)等人，后力为廉辞职由施美志(G.B.Smyth)代替。他们拟定的工作计划是：以江代德、谢卫楼、傅兰雅等人编制的地名索引为基础，先编辑英文人名、地名表；然后搜集已有之中文译名，分别审定之后加入；根据字母顺序编订一个新的拼音系统，将不确定的人地名译出；最后再编订一份总的索引，其中包含圣经和历史上提到的主要名词。
科技术语的工作则由出版委员会直接进行，以狄考文为主席，成员包括傅兰雅、谢卫楼、潘慎文、李安德等，傅兰雅是唯一参加人地名和科技术语两个委员会的人。他们制定了一份科技术语统一工作的总则，大体上与前文所述益智书会的译名工作规划相似，只不过除了已出版的书籍之外，还要求注意手稿和即将出版书籍当中的专门术语，还要在工匠、技师、商人、农民、水陆军官兵等特殊人群中搜集新术语，编人索引。总则要求编好的术语表要送给委员会其他成员审定，并将意见回馈给编订者以作修改，若修改之后仍未能达成一致，则由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术语表制定完毕后，交给总编辑，由总编辑根据字母顺序编订成册，以便出版中英文对照的科技词典。委员会还对各成员的工作进行分工：狄考文负责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测绘、航海、解析几何、微积分、水、空气、光学、热学、电学、蒸汽、天文、印刷、机械工具等术语；傅兰雅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石印术、电镀、化学仪器、物理仪器、铸造、模铸、射击、造船、采矿、工程等术语；李安德负责药物学、解剖学、外科、疾病、地理学、牙科、照相术、地质学等术语；谢卫楼负责精神科学、道德科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职官、国际法、神学等名词；潘慎文负责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音乐(乐器和声乐)、蒸汽机等名词术语。
或许是时间太短，到1893年中国教育会召开第一次三年大会时，中国教育会的译名工作仍然进展缓慢，术语混乱的局面没有任何好转，福开森曾批评道：“在这本书里，术语是意译，而在另外一本书里，则用音译，还有些书里，甚至用上了当地的方言。如果这些书的对象是一般读者，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是用作学校教科书，在很多情况下，就会发现根本不能使用。”他主张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从中国本地书籍中寻找可用的术语，另外就是参考日本人的译著名词，而不是一味地自编新名词。
直至1896年第二次三年大会时，出版委员会才在报告中说尽管他们没有任命特别的委员会，但谢卫楼在人名地名方面，狄考文、赫士、傅兰雅、潘慎文在科技术语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considerable progress)。但这一说法立即遭到傅兰雅的驳斥，他向大会作了《中国科学术语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猛烈抨击出版委员会的译名工作。他说：“现在科学术语仍然比较混乱，即便是我们教育会的书也是这样，其他的书就更不用说了。难道我们教育会就没有责任吗？我们已经存在了六年，我们本该现在就已出版科学词典了，至少应该包括常用的中英文术语，但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他进一步谴责说：“在第一个三年，那时我还是出版委员会的一员，我们在药物学、化学、矿物学、蒸汽机等方面还做了一些工作，四本词汇表也由我们自费出版了。后来，在地质学、植物学、地理学、生物学、建筑学等方面也作了同样的努力。而到了第二个三年，整个术语工作移交给了新的出版委员会，我不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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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努力都被抛弃了。我对出版委员会在这段时间作了什么一片模糊，我只知道他们没有出版任何的科学术语词典。”以此来看，教育会到1896年，确实还没有任何成型的作品问世，出版委员会抛弃傅兰雅的术语不用，而大肆吹嘘自身功绩的做法，更是遭到傅兰雅的痛斥。他还批评那些认为“术语统一的主要困难在于中国语言难以表达西方科学思想”的说法，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语言，而在我们自己”。他呼吁中国教育会要团结起来，共谋术语的统一。
傅兰雅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诸多的响应，李佳白、皮特、狄考文、赫士、薛思培、何德兰、潘慎文、谢卫楼、万应远(R.T.Bryan)等人都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术语统一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但在统一的方法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狄考文认为：“中国语言有先天的弱点，这在塑造新名词以提炼新观点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使用中文术语又长又繁杂，让人难以明白。”
实际上傅兰雅与狄考文的矛盾由来已久。狄考文对译名，特别是数学术语向来有自己的看法，早在益智书会前期，他就曾撰文指出用“几何”翻译"geometry"不当，他建议将"geometry"译为“形学”，而用“几何”代表“mathemahcs”。他赞同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关于"algebra"和"arithmetic”的译法，即前者译为“代数学”，后者译为“数学”。而"Surveying"，他则建议译为“量地法”。此外，他还呼吁在中文数学书籍中使用阿拉伯数字，并建议将数学译著的书写方式由竖排改为横排。实际上，这些意见即便从今天看都是很有见地的，但还是遭到傅兰雅的反对，他坚持按照中国的语言方式，使用中国数字，为此，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二人还发生当面争执。后来，他们又为化学元素译名发生分歧。根据益智书会统一译名的规则，元素译名的发音应尽量不同，为此，狄考文和赫士建议傅兰雅对他和徐寿译定的元素名称中发音相同的部分加以改正，以免造成混淆，但傅兰雅坚决不改。对此，狄考文曾抱怨说：“傅先生的这种态度使统一术语工作无法进行。”
因此，在这次三年大会上出现针锋相对，也就容易理解了，更何况傅兰雅还是以谴责的口吻发难。狄考文认为化学术语统一分歧最大，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有权力，我就派人将嘉约翰、傅兰雅、丁韪良、洪特等人抓起来，关到一个小房间里，仅提供面包和水，直到他们认可我的化学术语。”由此可见当时矛盾分歧之激烈。
在那次大会上成立了两个专门的术语委员会，一个是人名地名委员会，由谢卫楼、狄考文夫人、潘慎文夫人、施美志、维恩特等5人组成；另一个是科技术语委员会，由狄考文、潘慎文、傅兰雅、文书田(G.Owen)(后由丁韪良继任)、师图尔、嘉约翰等6人组成。由于不久傅兰雅前往美国，这个委员会实际的负责人就是狄考文。
术语统一工作首先是从化学术语打开局面的。由于前期傅兰雅、师图尔和中华博医会在这方面都已作过一些工作，但由于各自固守己见，未能达成一致。1896年会议之后，传教士深感合作的重要，于是教育会与中华博医会携手合作，联合组成委员会，谋求化学术语的统一，委员主要有教育会的狄考文、潘慎文、师图尔、赫士、丁韪良，以及博医会的嘉约翰(J.G.Kerr)、高似兰(D.Cousland)、波特(Porter)、多斯怀特(Aw.Douthwaite)、聂会东(J.B.Neal)等人。经过两年的共同努力，1898年2月，他们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修正化学元素表》，该表主要由师图尔、赫士拟定，教育会与博医会共同商定，狄考文总其成，当中弃用了不少傅兰雅拟定的化学元素名称。此后不久，赫士、狄考文又在此表的基础上，修正了无机化学的名称，该表于1899年完成，1901年正式出版，名为《协议化学名目。而在人名地名方面，1899年，他们将蔡平的《地学指略》和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中所用的名词编撰完毕，该书于1900年出版。
1902年，狄考文、潘慎文、赫士等人又在化学的基础上，集合其他门类，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术语词汇》，于1904年由上海美华书馆正式出版。该书收集了12000多条词汇，厚达510页，相当多的词汇都是新创的，在中文字典里找不到，涵盖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测量、航海、工程、力学、流体力学、气体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磁学、化学、冶金、矿物学、结晶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语法、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治疗学、药学、心理学、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神学、办公用语、军事、公民学、海关、税务、工具、机械、建筑、印刷、制表、照相技术、仪器等50多个门类，这是当时最全的一本术语词典。
此后一段时间，这两个委员会继续存在，但因人员不整，有的回国，有的生病，也有的志不在此，因而取得的进展不大。1905年，中国教育会干脆将人地名和科技术语两个委员会合并，组成名词委员会，实际上还是分开工作的。到了1909年，报告说“委员会的术语工作很难说有什么进展”，他们决定重组名词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要有两名中国人和一名日本人，可见意识到术语统一的工作需要中国人的参与和日本的经验。
不久，师图尔将狄考文的《术语词汇》加以修订，1910年由监理会书局再版，共计352页。关于此次修订的情况，师图尔在该书的修订序言当中介绍得很清楚：总体的内容大致不变，只略加删改。由于中华博医会即将编写《医学词汇》出版，于是将原有《术语词汇》中的医学名词删除，只保留常用的医药名词；而将原有的无机化合物名词从正文中删除，只作为附录的形式出现。他还增补了部分生物学、有机化学、矿物学、机械、商业的词汇，和一些著名科学家、发明家的名字。他还在附录部分增加了一些新造和生僻字，并进行了解释。此后，中国教育会在译名上就少有活动了，它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译名问题是一个多面镜，它所反映的是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多个面向，既有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也包括中国人认知西学的精度。就译名统一进程来看，从益智书会到中国教育会时期，尽管译名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毕竟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对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准确地了解西方提供了条件，部分译名规则还被中国译者所借鉴，这对于不太熟悉中国语言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实属不易。要知道翻译这些名词术语，既需要精通外语，又要掌握汉语，同时还要对所译学科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以传教为职志的这群人来讲，就显得更为难得，因为他们不是职业的翻译家，他们还有更本职的事情要做，译名只不过是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所从事的一种副业而已。
除了译名本身的难度和传教士语言上的障碍之外，教育会成员之间意见的分歧，也是关键因素，如前所述傅兰雅与狄考文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此。实际上还不止他们二人，傅兰雅与嘉约翰在化学名词上也存有很大的分歧。在这种充满矛盾的氛围之下，取得进展当然不会太大，1896年，倔强的傅兰雅离开中国，译名问题才出现转机，此是明证。
在此时期，随着一批批海外留学人员的归国，他们掌握了熟练的外语，加之自身的中文水平，这些人逐渐成为译名工作的主导者，不仅译英文，而且译日文、德文。1909年，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总纂一职由严复担任，负责编订各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在他的主持之下，在任三年，“积稿甚多”，至1911年编成了几何、代数、笔算、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地理、宪法等科目的名词术语表。中国人自己的译名工作日渐成熟，使得传教士们可以从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中全身而退。1909年，当时就有人建议，中国教育会应当与官方合作，接受学部颁布的术语方案，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统一。但由于严复喜欢自立新名，以往的译名多舍弃不顾，因此，中国教育会的译名被学部采用的不多。日后，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就由政府推行，通过官方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解决，传教士的身影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回顾历史，他们为此作出的贡献理应为人们所记。
[作者简介]张龙平，男，1980年生，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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