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本文学翻译特征考论

人物心理等描写完全删除或大量添补，或胡乱改写，因此，“译述”也难以算作译法的正途。笔者认为当时盛行这种译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共有如下四点。

1.高额翻译费用的诱使。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之所以纷繁如林，与是时各大出版机构给予的高额翻译费不无关系。包天笑就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述道：“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式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窮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4]324面对如此优厚的译稿费用，很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刻意采取表达略显繁冗的译述方式来扩充译文的字数，并以此增加翻译酬劳。

2.低级日文能力的制约。随着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制的日臻成熟，更多的中国青年投身于习日文、译日书的伟大事业中。良好的日文氛围与教育环境，在造就大批优秀译才的同时，也出现不少学无所成的平庸之辈，他们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使得晚清的文学译坛乱象丛生。有限的日文能力使得他们每每遇到冗长而繁杂的日文句子时，不但对于句意的理解模糊不定，甚至连故事情节的铺展都无从捋顺，因此，他们难以严格遵照原文忠实地翻译，只能采取较为简单的译述方式进行处理。

3.日本翻译策略的影响。明治初期，日本译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普遍采用“豪杰译”，即打破原著特有的背景与架构，任意添删，甚至大幅度改写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这种策略也着实影响了晚清日语译才的文学翻译活动。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述道：“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4]386可见，当时日本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促使中国译才“化夷为汉”，使得中国译才在对转译的作品进行“中国化”处理的同时，也无形导入了译述的翻译方式。

4.迎合中国读者的趣味。就翻译方法而言，直译与译述在晚清日本文学的译入过程中皆有运用，如周桂笙、苏曼殊、马君武等译才比较倾向译述，而吴趼人、伍光建、曾朴等译才则善用直译进行处理。从晚清翻译文学发展初期的各种反响来看，中国读者对于忠实字句的“直译”作品还是较为排斥的，所以采用直译之法译出的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对此现象，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一语中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5]145。毋庸赘述，忽视读者感受与接受能力的译著很难获得认可，也不易引发关注，显然，这与晚清日语译才引入日本文学作品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为更好地发挥翻译文学之于晚清社会改革的特殊使命，是时更多的日语译才选择了“译述”的方式。

五、价值评判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晚清翻译文学应以外国小说翻译最为繁荣，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响深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即传统翻译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国内学界对晚清日本小说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呈现誉不敌贬的局面，概而言之：首先，相比于文学性，晚清日语译才更重视日本文学作品的政治功利性，所以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有意或无意掺入政治因素或者加重政治色彩，以呼应使用文学作品宣扬维新政治、开发民智的时代主题，但是这种把文学作品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做法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其次，体例不完备，不少译著未标明原著题名与原作者。从传统翻译研究的批评标准来看，晚清日语译才普遍不够忠实原著的语言与情节，甚至很多作品只能被视为拾人牙慧的改写，而不能称其为译著，因此很多译著没有标明原著的任何信息，即便是译者也隐匿真名，而只署笔名。再次，很多译文的质量过于拙劣。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林译小说能够代表晚清翻译文学的最高水准，即便如此，我们可从其译本中发现诸多问题，譬如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直言，在林译小说中漏译、误译现象比比皆是[6]23。既然林译小说尚且如此，那么等而下之的译文则不言自明了。最后，日语译才普遍采用了以忽略原著本位为代价的归化策略。不少学者认为采取归化策略是对原文的极不尊重，如刘英凯提出归化是翻译的歧路，不应提倡[7]58。诚然，盛行于晚清译坛的归化策略并不成熟，主要特点便是随意性过大，这不仅严重扭曲了原著内部的主体文化，而且抹煞了原著者苦心孤诣的创作之功。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Itama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以来，翻译研究就开始了“文化转向”的旅程。20世纪80年代以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翻译学研究者发表了多篇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论文与专著。基于这套理论架构，国内学界对晚清日本小说的评价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研究者抛弃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进而转向以目的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将重点置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审美取向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伦敦大学教授Theo Hermans提出的“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学说，颇适用于晚清日本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针对目的语文化进行一定的修正与改写，以期使这份译文达到预设的目标。根据这些日本文学译本可知，晚清日语译才的文学译本普遍带有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或来自于原著本身，或体现在植入某些政治因素的主题改写上，显然，后者的发生完全能够作为“操控学派”学说的现象阐释。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9）.

[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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