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述评

摘 要：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是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自身特色。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在不同文化语境和背景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被解读和阐释的面貌与形态，这种了解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关键词：澳大利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对象；方法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3-0073-09

澳大利亚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戴维斯（A.R.Davis）、毕汉思（Hans H.A.Bielenstein）等构成了最初的研究力量。他们在教学之余致力于创办学术中心和研究刊物，并注重培养本土研究人才，使得起步较晚的澳大利亚中国文学研究发展迅速，并成为英语世界五大中心之一。现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为主要阵地，出版了《亚洲研究评论》、《中国杂志》和《东方社会杂志》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研究会议，继续扩大自身在汉学研究界的影响力。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通俗文学研究队伍最初也是从英国等引进学者，以柳存仁为代表。50—60年代培养的本土学者在70年代脱颖而出，如马克林、马兰安、萧虹等，他们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引进的学者也不乏其人，研究团队一直是引进与本土培养相结合，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另外，相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中澳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的研究，其通俗文学研究并没有形成气候，更多是出于学者的个人兴趣，因此呈现出以个体为主的研究特色。研究者往往将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更为注重其文化方面的涵义，文学本体研究不多。这种通俗文学与文化、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与语言学综合研究的思路，体现了西方汉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特点。以下，就将其古典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研究状况分类概述。

一、古典小说研究

澳大利亚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由柳存仁开创，以马兰安、萧虹、赵晓寰等学者为主要代表。总体而言，由于学术背景、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既有传统的渊源、版本、作者的考证，也有文化角度、西方理论的切入，且范围和方法广泛多变，是一种文学、文化、宗教和社会学相融合的研究思路。

柳存仁（Liu Ts’un-yan）1917年生于北京，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士，后获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他是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的首届院士，1966年起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是继毕汉思和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之后的第三位中文系教授。作为最著名的华裔汉学家之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方面。

利用国外图书馆的中国古籍藏书，柳存仁对明清小说的渊源、版本、作者等进行考证，并将宗教与小说结合，综合考察宗教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他为中国通俗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资料，很多学术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在中西汉学研究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①是柳存仁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的论文，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著之一。这是一部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力著，作者主要以《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为对象，认为其充满了佛道教的通俗材料，只是经过了文人或者编纂者的加工后，这些材料被加倍扩充、精细，使得其从粗糙的胚胎变为文人的巨著。本书的副标题“《封神演义》之作者”，也即柳存仁对作者新的考证。本书旁涉佛教的密宗和道教的杂籍，以及自平话以来迄明代各白话小说的发展，加上柳存仁自己发现的明刻本《封神演义》上的一些文字证据，以此来确定其作者。通过对《列国志传》、《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三者的比较和多方考证，柳存仁对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作者身份表示怀疑，并辅以大量资料，倾向于《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西星，并且认为《西游记》明显晚于《封神演义》，且袭用了后者的若干情节。

《伦敦两个图书馆里的中国通俗小说》②是一部关于小说版本与作者考订的学术专著。作者于1957年夏天到伦敦博物院的东方书籍及珍本部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查阅旧刻本的中国小说，并作了提要性的札记。该书即为作者根据当时所作的札记，并参照日本内阁文库、宫内省书陵部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版本，经过整理和考订而写成的文字。书中所录的134部中国传统小说书目，基本包括了两馆所藏旧刻中国小说的全部，其中有若干种孤本和珍本，为以往到海外访书的学者们所未见或未加记录。该书与以往同类书籍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除罗列所见书目及版本外，作者对这些书籍作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一些篇章详细考证了所列小说的作者、时代、刻工、版本等情况，提出了一些与流行看法颇有歧异的观点。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将前三篇进行整理之后，以《四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③论述了自己所整理的四游记的明代刻本情况。他对学术界认为朱本、杨本均为世本删节本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百回本《西游记》必定是《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以后的产物，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借鉴了朱、杨二本。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游记》与道教的文章，并指出了丘处机与小说的密切关系，对《西游记》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李舜华认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西游记》的道教色彩，并由此重申丘处机说，大半是由柳氏启发而来”。④

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柳存仁主要是集中在其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之上。其《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⑤由此他勾勒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以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这个考证提供了《三国演义》版系衍变考察的新思路，在其版本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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