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区时期红军建设及其经验启示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 在闽西这块红土地上养育和成长了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优秀红军队伍。这支队伍通过明确选人标准、统一思想、严明制度等具体做法，使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闽西苏区红军队伍的建设经验对新时代团队管理具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闽西苏区;红军建设;团队管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逐渐独立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这其中以中央苏区的创建为起点。中央苏区存在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中央苏区形成的地域范围也因革命实际情形的变化而做出多次调整。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伟大阵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学习治国理政的实践基地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发源地，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闽西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闽西革命根据地上也打造出了一支英勇的的人民军队。这支红军的创建有力地弘扬了“苏区精神”，其创建经验对新时代团队管理也具有很大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一、闽西苏区时期红军的由来
南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工农红军的新时期。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闽西传达贯彻后，闽西党组织开始在农民中组织武装，积极准备实行武装暴动。1928年6月底，中共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在金砂的金谷寺成立了红军营，这是在闽西创建的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随后，闽西特委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将各县的暴动武装编成红军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3个团。1929年6月初，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基干力量——红四军二次入闽攻下龙岩城后，建立了闽西第一支主力红军——红四军第四纵队。1929年12月3日，连城新泉整训为第四纵队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红四军在1929年初从井冈山出发时有3600余人，在行军过程中遭遇到自有红军以来最大的困难，总计损失约两百余枪、600多人。而红四军第四纵队的组建，使红四军的兵力一跃发展到近5000人，使这支中国革命的骨干红军得到新的发展壮大。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为红军尽快剔除旧军队的影响，使之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古田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以及中共福建省委对扩大红军工作的进一步加强，福建各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工作迅速展开。仅在1930年上半年，闽西苏区就接连成立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三支地方主力红军，总兵力达到近万余人，地方武装力量得到迅猛的发展。在建立主力红军的同时，闽西还建立了地方红军独立第八、九、十師。1930年6月，根据汀州会议精神，红四军混合整编了闽西、赣西南的主力红军，在长汀南寨广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而使红四军发展成为16000余人，发展为红一方面军，成为全国红军的主力部队和全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10万闽西儿女踊跃参军，积极组织创建地方武装，形成红九军（后改为红二十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五支人民军队。可以说，闽西这块红土地上养育和成长了一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红军队伍，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
二、闽西苏区时期加强红军建设的具体做法
（一）扩展部队，明确选人标准
（1）发展地方武装，壮大队伍。闽西苏区时期，在对敌斗争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经常性的工作就是扩大大正规红军来抵御敌人的“围剿”。随着古田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以及中共福建省委对扩大红军工作的进一步加强，福建各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扩大工作迅速展开。作为红军的重要助手，赤卫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最早且最普遍的革命武装组织，它也就成为红军不断扩大的最为重要的兵源。所以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发展革命武装过程中把发展红军与发展赤卫队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来部署。据1930年7月13日统计，仅在闽西苏维埃区域内，“赤卫队有常备队、后备队等类，约全闽西在二三万人”。为了有效地扩大红军队伍，输送合格的兵源，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苏区内，各县或几个县成立一个红军补充团，凡是扩大到主力红军中去的工农战士，须经过补充团的集中训练。集中训练地方武装就摒弃了原来旧军队的做法，使之成为红军队伍不断稳固、壮大的重要保障之一。
（2）明确选人标准，整顿风气。处于初创时期的红军队伍，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或来自旧军队，人员混杂，思想紊乱。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发来的“二月来信”，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为此，1929年11月，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整顿红四军。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后来在各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注重提拔注意其阶级的出身、积极拥护土地革命者、工作积极能艰苦耐劳者、有活动力量者。苏区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领导红军的重要力量。
（二）统一思想，塑造红军灵魂
（1）为民谋利，获取认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一宗旨在中央苏区时期成为红军的共同理念。1929年9月28日中央来信明确指出：“红军的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所需要的，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的英勇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当时，红军就在这一指示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到全国。
（2）宣传教育，改造思想。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教育不单单可以让当时红军官兵们统一思想认识和认同建军宗旨，并且从根本上调动广大红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苏维埃共和国发布的多数训令、通告等文件中都要求把宣传、扩大红军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为了配合红一军团的整编，红军在闽西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闽西苏维埃政府专门发出通告，“决定各县苏政府须经常组织宣传队50名，分配出发各区乡宣传，事前须训练宣传员一天或两天，说明扩大红军（照宣传大纲）及加入四军的意义和宣传技术”。在此情形下，闽西苏区参加红军者有数千之众，仅上杭县就有900名青年。纵观古田会议对红四军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没有不从思想教育、提高政治水平等方面入手的。古田会议决议用相当的篇幅对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针对红四军党员队伍建设的现状，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古田会议的《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决议也具体规定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材料及方法。这些规定对红四军队伍的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使红四军的思想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3）保障权益，关注诉求。一贫如洗的农民参加人民军队，最浅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和家庭的政治压迫和生活苦难，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所以各级苏维埃政府逐步制定了一套拥军优属的有效措施。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较早地专门研究并通过了《优待士兵条例》，从改良士兵生活等十个方面对红军士兵及其家属实行优待。1931年5月27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就将原来对于牺牲的红军士兵本人所分得的田地“只能3年优恤，3年之后便要收回”的条款改为“对于已牺牲的红军战士的田地，不独不要收回，而且要帮助其家属耕种，更加抚恤他们。”随后，这样的优待又进一步扩大到游击队等地方武装。1931年底，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和《红军抚恤条例》规定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应得到共和国在土地、劳作、捐税、抚恤等方面的优待。这些规定不仅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激励了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当红军，而且在苏区中形成了当红军光荣的氛围。《红色中华》报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红军优待条例后，各地工农群众更加踊跃参加红军，最近一月来，自愿加入红军者，几近万人。”
（4）坚定信念，实现理想。闽西苏区时期的环境十分恶劣，条件非常艰苦，生活异常困难。古田会议召开后的几天，毛泽东针林彪等人的悲观思想写的回复信中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不仅坚定了中央苏区时期全体红军将士的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毛泽东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很清楚地描述了当时闽西地方的革命热忱之高涨的情景。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走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规范行为，建立严明制度
（1）改进作风，加强纪律。在红军初创时期，红军队伍里就提出了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9年1月，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由于俘虏兵的大量增加，又得不到及时的教育与整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逐渐显露，军队纪律出现松弛迹象。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纪律严明的红军也就成为当时党和红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29年6月14日在连城新泉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稍微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同年12月底，红四军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重新确立红军的纪律制度，要求红军的一切行动要听党的指挥，并进一步指出红军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核心的纪律制度有效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作风和纪律观念淡漠、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并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执行，使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2）加强民主，规范制度。毛泽东在闽西苏区的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这是一个既是民主组织又是监督机关的军队内部的群众组织，组成人员由士兵推选，本质上是一个议事协商的机关，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士兵委员会”中，遇到重要事情，大家召集在一起讨论，上至各级首长，下至伙夫马夫，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吃穿一样，官长有不对的地方，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针对泛民主化的倾向，在提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的同时，规定“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原则，从而在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在制度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并专门将废止肉刑问题单列出并决定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当时的红军队伍就是在军队内部通过一系列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度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
三、闽西苏区时期红军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闽西苏区时期的红军是一支很了不起的队伍，是一个优秀的部队。这个部队所孕育的精神就是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无论是这支部队的精神内涵，还是其队伍建设的经验对新时代团队管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团队建设必须树立是共同的信念
组织成员的共同信念。它是组织成员上下同欲的前提，是组织走得更远、更久的决定性因素。在闽西苏区时期，红军官兵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立场坚定，一往无前，抛头颅、洒热血，归根结底取决于全体上下都有一个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闽西苏区时期所创建的红军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团队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能让全体成员都心向往之的未来发展的共同信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唤起工农同心干”，关键在于实现了组织的共同信念。“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中国共产党最振奋人心的信念，它把闽西苏区农民空前地组织到革命中来，壮大了革命队伍。当前，很多组织存在奋斗目标不明确，团队成员之间的认识不一致，方向感缺失等问题。所以，在打造新时代高绩效团队首先需要创造万众一心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发展的全过程中，实现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统一，要特别强调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应忠诚于自己的团队，共担责任，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二）团队建设要建立在成员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在一个团队里，不管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无论在政治和法律上、还是在经济和人格上，都应该是平等的，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要用平等的观点处理相互关系。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被称为创造了一个个奇迹的伟大团队，官兵平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红军内部成立士兵委员会，坚持实行民主制度，所有人一律平等，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开会时士兵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此，在现代管理中，领导者如何与团队成员打成一片，这一点尤为重要。有的领导者认为自己是团队领导，应该高高在上，同下属保持距离，这并不是现代领导应有的做法。在红四军进驻连城进行为期10天的“新泉整训”中，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情况，毛泽东、陈毅亲自深入到基层，召开连队士兵座谈会、干部联席会等。毛泽东还到农民中广泛听取意见，征求贫苦农民对红军的看法和要求。士兵和农民对红军所提的意见和要求为当时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全面解决红四军建设中的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素材。广泛经常的谈心谈话活动不单单化解和消除了红军组织内部的许多不和谐矛盾，而且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实现了内部高度的统一，这对当前的领导干部带好团队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所以说，善于同下属”谈心谈话“应该是领导的基本功。当团队成员同领导者沟通时，不敢或不愿发表意见，作为领导在团队中要积极倡导营造一种平等、开放的民主氛围，特别是针对组织的重大而复杂的议题，要开展深度会谈，进行开放式的交流，集思广益，允许每一个成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通过交流，减少差异，从而能够相互协作配合。
（三）团队建设要靠严明的制度保障
纪律是组织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红军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任何纪律都必须简洁、明了和有可操作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革命战士对待人民群众将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写得非常清楚明白，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反观今天，许多组织出台了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规定，但被团队成员记在心里，在工作中得到真正落实又有多少呢？打造高绩效团队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对制度的严格遵守，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是必须建立在团队全体成员的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之上的。红军的成功在于它不但有明确的组织纪律，而且有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了培养廉政清明、克己奉公的苏区干部，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在红军队伍中就形成了模范遵守制度者会适时受到奖励，而破坏制度、违反纪律者，不管职务高低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的一种共识。
（四）领导在团队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
闽西红军团队就是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在艰苦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其中有一条最为重要的经验就在于涌现出一大批革命优秀人物，他们在斗争中不同程度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起着先锋表率的作用。在工作中，有很多领导者通常把团队缺乏执行力的原因归咎于各个方面，而忽略了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根源。事实上执行力是领导者意志的体现，坚强有力的领导者是提高执行力的前提。闽西革命斗争时期，从毛泽东、朱德、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军政委领导，到团、营首长，都能够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官兵平等，患难与共。身教重于言传，行胜于言。在新时代的团队管理中，团队领导与下属也应该像苏区时期的红军官兵们一样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上下同心同德。领导在团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必须通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影响和带动下属，必须亲自深入到一线，用”行动“去昭示部下。领导工作的本质不仅仅是领导干部自己能干，对团队成员进行培养并教导，更重要的是激励和凝聚众人一起干，不仅要使下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要赢得上级和同事的认可以及组织之外其他人的支持，通过主动沟通，关心爱护，激励感召，赢得认同。
总之，从苏区时期红军管理的主要特点来看，就是以宗旨、愿景为核心，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全部管理工作围绕人而展开。管理主要是管人，管人首先要管好人的思想。这与西方管理学提到的“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红军就是从统一人的思想入手来解决执行力的问题，这条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所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把组织做大做强，就应该成为组织的精神领袖与思想管理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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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丽芳（1973- ），女，福建龙岩人，中共龙岩市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领导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