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思潮下张岱哀祭文的抒情艺术
董守轩
摘 要：张岱的哀祭文在晚明诸家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其文主要以倒叙式回忆、穿插性细节和曲折的语言进行抒情，情感性和艺术性极强。张岱哀祭文将对亲朋故友的伤怀和对历史变迁的思虑融为一体，以不拘格套的抒情艺术呈现出来，既继承了前代文章之长，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对后世哀祭文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岱;哀祭文;人性解放;抒情艺术
《文心雕龙·哀吊》曰：“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1]168哀祭文是一种表达感伤、追思亲友的应用文体。其韵散兼有，往往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缅怀及对其成就功勋的称颂，以达到寄托哀思、感怀伤逝的目的，具有浓厚的抒情意蕴和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以来，由于文学的自觉，各类文体都得到巨大发展，作为重要的应用文体——哀祭文也受到文学家的广泛重视，并有众多论述。到了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也推动了哀祭文向着生活世俗化发展。而至于明代后期，文人崇尚人性解放，其哀祭文之中固然不乏伤怀悲叹，更兼有作家个人对宇宙生命思索和真情的自然流露，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哀祭文是古代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古代祭祀天地山川时，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祭文、祈文或祝文，后来丧葬亲友，也用祭文致追念哀悼之意，以表达哀思，具有极强情感性和抒情性[2]414。从题材而言，哀祭文包括祭先贤文、祭友文、祭神文、祭亲文等，内容丰富，范围较广。根据《明史》以及《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张子文秕》《张岱诗文集》《张岱评传》《历代文话》等记录，张岱哀祭文共37篇，其中祭先贤文15篇，祭友文14篇，祭神文5篇，祭亲文2篇和自祭文1篇。
一、张岱哀祭文的创作成因与背景
明代末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公安派、泰州学派的兴起，肯定情欲、赞美人性思想的传播，当时文坛逐渐产生一股绝假纯真、转识成智的健康之风。何心隐、李贽等人以“求良知” “讨真心”为旗帜，以“赤子之心”抨击“无所不假” “满场是假”的传统礼教。作为“离经叛道”的先锋，李贽鲜明论述了儒家经典的巨大缺陷和历史不足，认为不应过分推崇，而是必须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改善自身。心学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封建文学的制约，打击了虚伪丑恶的道学，从而促进了文学思想和人性思想的解放，为明清交替之际的文坛注入活力。这些思想的兴起和传播对张岱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岱的哀祭文在形式上打破祭文传统，率性而为、不拘格套，在思想上更是充满了不拘礼法、讴歌人性、反映市井的思想，这无疑是晚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文学产物。
（一）晚明心学与人性解放思潮
传统封建社会之中，广大民众往往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格的等级约束，统治阶级利用虚伪道学实施残酷的封建压迫，所谓“存理灭欲”，极大扼杀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憧憬，通过愚民政策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
明代末期，随着阳明心学的产生和泰州学派的兴起，王学后劲们进一步发展心学，“天性之体，本自活泼”[3]714“百姓日用即道”[3]709，王艮指出，自然就是万事万物，天地、人性都是自然。因此，人的这些日常需求、现实情欲都是符合自然的内心本真。人的天性是“心之本体”，只有打破外在伦理纲常的限制，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此同时，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罗汝芳将“仁”与“乐”融会贯通，其认为真正的道是普通百姓间的手足亲情，儿童的嬉戏，家庭的天伦就是“仁”“乐”，寻常生活的欢愉就是“道”的实际内涵。
在此基础上，“离经叛道”的李贽更是掀起了晚明思想的启蒙，李卓吾认为审美的本质是自然，一切事物之美源于自然而非后天雕饰。其以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存真去伪，批判假道学，热情地歌颂自然人性，打破封建儒学给人民带来的枷锁;其重视女性，赞美男女之间纯洁真诚的爱情，并肯定了通俗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对《西厢记》《水浒传》等小说的艺术价值作出公正评价。晚明心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建纲常的虚伪丑陋，崇尚自然人性，极大促进了人性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和复兴。
受此影响，张岱的哀祭文中也充满追求人性、崇尚性灵等心学思想，在《祭外母刘太君文》《祭伯凝八弟文》等祭亲文中，作者更是将手足亲情、日常生活视为人的本真，通过大量回忆性情感和日常细微琐事的描写打破传统祭文束缚，而充满人性的关怀，有一种自然之美。而在《公祭张噩仍文》中，作者抨击那些追逐名利的官场诸公的同时，热情赞美友人张噩仍，认为其将心灵与自然融和一体，寻求心灵的满足，是一种不拘传统、追求自由的纯真人格。
（二）王朝末期道学式微
宋明理学一贯是封建统治稳定统治、实行压迫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统的儒学思想逐渐僵化，沦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腐朽的封建道学思想压抑了人民大众对正当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束缚并扭曲了人性，钳制了自我意识的发展。
明朝末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象征封建文化的道学受到巨大冲击，部分文人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独立，市民阶层更是对道学深恶痛绝，要求摆脱束缚，追求独立。这一切无不表明在人性解放思潮的冲击和统治阶层内部腐化下，传统礼法道学逐渐式微。“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他們时常感到苦闷得不到释放，追求个人人生价值无法实现，从而对现实社会逐渐产生了悲凉的情绪，对朝廷的所寄托的希望和对仕途的热情转而变为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和追逐。”[4]30
晚明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衰微，传统道学益发受到冲击，士人开始反思虚伪道学，并追求个人理想与解放。这些摒弃封建、追求人性的思想对文学产生巨大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张岱。受此影响，张岱的哀祭文中随处可见不拘格套、尊崇人性、寻求解放等心学思想，在《祭义伶文》中，张岱对虚伪的礼法之士嗤之以鼻，而对素被传统社会所轻视的伶人夏汝开大加赞赏，其重义轻利、有情有义，是为义伶，并将已死的夏汝开与活着的名公巨卿对比，汝开虽死而神似犹存，而台下诸公形存神灭，可感可叹。
（三）明清之际历史巨变
明代末期社会动乱、朝政崩坏，内有流民举义，外有女真窥探，朝廷内部自顾不暇，社会问题频频发生，人民大众与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得广大群众的生活负担日益沉重，由此也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波及陕甘、湖广、四川、山东、江西、云贵多地，对明清之际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伴随商品经济和重商主义的兴起，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异化的经济基础使得广大市民群众开始重新审视封建制度的弊端。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江南各省纷纷掀起市民暴动，用以反抗统治阶层的贪婪掠夺，充分表明在明清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市民阶层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反抗。
自封建社会伊始，中原农耕文明一直与北方游牧民族摩擦不断，到了明朝末期，错误的对外政策使得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壮大，兴起于辽东地区黑山白水之间的女真部族逐渐威胁中原王朝的东北地区，并一步步蚕食帝国的土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宣布对明帝国的“七大恨”，正式起兵入侵明朝。这些政权矛盾冲突无疑造成了社会历史的剧变，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当时的文学作品始终带有一种悲情的家国感伤，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客观上这种罕见的历史交替也大大加深诗文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主旨。
张岱的哀祭文中充满物事人非的家国之悲，其在自祭文中将对明清历史更替的感慨喟叹融入其间，以一种深沉伤感的笔调书写出来，如梦如幻，似有似无，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沧桑之感：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5]159
作者将感伤情绪通过破床、碎几、折鼎、病琴等事物一一呈现，这些物件不仅将作者恍如隔世的心境表现出来，更具有一种国灭家亡的黍离悲歌，明清更迭、物是人非，回首往昔更有一种绵长悠远的哀愁之感。
二、张岱哀祭文的情感类型
哀祭文是一种哀祭逝者，追怀往日的应用文体，在传统文学中受到广泛运用，《论语·尧曰》中说：“子所重民，食、丧、祭。”[6]392广义上的哀祭文包括祭文、诔文、哀辞、悼文等各种类型，用以表达哀思，具有极强情感性和抒情性。就题材而言，哀祭文包括祭先贤文、祭友文、祭神文、祭亲文等，内容丰富，范围较广。这些文章最初只是用来歌功颂德、哀思感伤，其形式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受到人性解放思潮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张岱为代表的作家们开始有目的地对哀祭文进行改造，这不仅体现在对哀祭文市民色彩的增加，也体现在对文章抒情性的加强。这些改变极大推动哀祭文的发展，并对之后祭文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传统的祭祀先贤的文章凭吊古人，用以表达对祖先、宗族的怀念，往往沦为一种追忆家世、吹捧自身的工具。而晚明由于历史朝代的更替、人性思潮的解放，祭先贤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作家们往往借历史上功败垂成的名人来缅怀身世、怀念故国，更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家国情怀。与之类似，正统的祭親祭友文着重描述亲人、友人所取得的功业，仿佛一份人物履历而缺少生动真实的内核。而晚明时期的祭亲祭友文却更多地关注到人物的生活，从日常细微之处着眼，描写人物爱好、亲友交集，不仅使得亲人、友人的形象更加饱满，同时也更富有人情味。此外，还有一种祭祀神灵的文章也是由来已久，且大多为应制歌颂之作，而晚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祭神文开始出现对民间风俗和市民阶层的刻画，这在之前的文章中是极其罕见的。
（一）远祭先贤，怀古咏叹
悼祭先贤，咏怀古人是哀祭文的一种类型。这类祭文往往选取那些具有极高历史地位和杰出历史贡献的先贤加以哀悼。张岱哀祭先贤的文章数量最多、比重最大，且哀祭的对象大多为事业未竟的悲情英雄，缅怀其历史功勋和不幸的命运，这其间也难免流露出对故明的哀思和怀念。
此类祭文，作者多选取历史上彪炳史册却功败垂成的历史人物，如《岳王坟》《关王庙》《于坟》等分别以岳飞、关羽、于谦等人作为哀祭的对象，表现作者内心的敬重和对其失败命运的叹息与哀悼。就祭文内容而言，作者多以史家笔法选择性地记录历史人物的主要事件，如《岳王坟》中选取岳飞打败金兵、收复河山的壮举，《伍公祠》中选取伍子胥助吴伐越煊赫一时的功绩，作者在文中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历史英雄的崇敬与仰慕。
就形式而言，此类祭文往往先选取几件大事叙述历史人物的功勋成就，之后笔锋一转，着力描绘人物命运的不幸与大业未成的遗憾。在《于坟》和《关王庙》中，作者痛惜于谦、关羽结局的凄苦不幸，对两位英雄的曲折表示沉痛的哀思，抒发了强烈的愤慨和悼念，情感婉转细腻，情真意切。
除此之外，张岱也对著名女性历史人物进行缅怀哀思，在《苏小小墓》一文中，作者前往钱塘追怀苏氏，其文的内容风格与悼祭男性历史人物大不相同，文笔冷艳凄美、空寂朦胧：
“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以年少早卒，葬于西泠之。芳魂不殁，往往花间出现。”[7]171
美人如花而香消玉散，一代名媛而终归黄土。作者深刻惋惜哀悼这位江南女子，对其姿色、才艺予以肯定，追述其生平遗事，同时也悼念这位佳人的过早凋零，以浪漫的笔法想象其往往于花中出现，为充满悲情色彩的祭文增添了几抹雅致与美感。
（二）伤叹故友，睹物思人
“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8]7祭友文是一种以哀祭友朋为主体的应用文体，其没有太多宗族观念的制约，往往通过交友过程和对故友的怀念表达哀思，显得更加真挚动人。祭友文在张岱的哀祭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张岱平生交友广泛，这些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却都与作者情投意合，感情至深。张岱的祭友文数量极多，其中亦不乏名篇，如《祭义伶文》《祭祁文载文》《祭秦一生文》等，都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深刻的个人情感。
这些祭友文往往通过列举友人生平的琐事来表现友人生平的性格和经历，且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如《祭义伶文》《朱楚生》中夏汝开、朱楚生都是伶人，作者细腻地描绘了二人精湛的表演，将两个技艺高超且颇具才华的伶人充分展现出来。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两者不同的话语动作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差异，如《祭义伶文》中的夏汝开是正直坚强、豁达开朗，而《朱楚生》中的女伶则是劳心忡忡、红颜陨命。[5]19
此外，作者常常以回忆性笔法叙述其与友人的交游，以曲折回环的方式追叙昔日点滴的日常。这些在《赠沈歌叙序》《祭秦一生文》《公祭张亦寓文》等中也均有体现。如《赠沈歌叙序》：
“今乃见其嗣君歌叙，婉娈柔顺，屏气循墙，律身谦谨，大有父风。而朋侪邻里，有称其肝肠如火，侠气如云，不可一世者。余之不信歌叙，亦犹昔日之不信素先也。然余聞其一事，要非人所能为者。”
通过作者视角和邻人视角的对比，以委婉曲折的笔法表现沈歌叙性格的变化，间接展示出自明亡后，士人内心的悲愤与无奈的交织，这些今昔对比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文中所需要表达情感思想也随之加深。
在此类祭文中，作者的语言多是生动妥帖、变幻自如，往往能以较为适当的修辞手法描绘悼祭主体的音容笑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祭周戬伯文》中，作者从周戬伯的文人雅趣入手，着力描写周氏在文学音律中的不俗造诣，通过与其诗文酬唱、琴弦应和来展示人物往昔的风雅情致：
“至如周戬伯先生，则无艺不精，无事不妙。与之为制艺，则才同冯许;与之为古文，则笔过欧苏;与之怡情剧戏，则顾曲周郞。”[5]210
文辞优雅细腻，兼有对比夸张，以交游的视角展示周氏的博学风雅，语句凝而有力、真实生动，使这位友人的风度神采跃然纸上，也使得作者的哀思之情更加强烈。
（三）祭怀神灵，宗族风俗
中国古人素重传统，自上古以来便极为重视鬼神天地。《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3478商周时期已有祭祀神灵、悼祭先祖的活动，所谓“敬天法祖”，而祭神文、祭祖文则是一种产生于此的应用文体。到了晚明时期，随着人性思想的传播，祭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张岱的祭神祭祖文便是具有极强时代特性和个人情感性。
张岱的此类文章所存不多，其多是将神灵与宗族风俗相结合，有一定市民色彩和人文情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扬州清明》《越俗扫墓》《南镇祈梦》中，作者不仅尽可能以庄重笔调还原了神灵祭祀的场景，更增添了许多传统佳节的习俗和市民的活动，使传统的祭文更加生动活泼，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此类祭文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如《南镇祈梦》中既描绘出神灵仙人的缥缈仙境，体现对天人的悼祭尊重，同时也叙述了民间拜祭的风俗、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丰富了此类祭文的文学性。
（四）感怀亲人，寄寓哀思
祭亲文是悼念亲人的祭文，悼祭的主体与作者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对于家族内部血亲的哀伤追思，在宗族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家族更是拥有突出地位。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1]123祭文的语言要求是以恭敬的态度表达哀伤的情感，通过深沉厚重的哀思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与哀祭。
张岱的哀祭文中共有两篇是悼祭亲人的，对象包括外祖母刘氏以及八弟伯凝，整体所占比例不大，却俱显情真意切。如《祭外母刘太君文》：
“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享一日之安闲，六十年来，计其开笑口者，指不能三四屈，而馀皆其悲思啜涕之日矣。”[5]199
文中作者以回忆式的口吻追思外祖母往日的音容，六十余年竟然无些许安详欢乐，无论是为女为妇为母，俱是终日为家操持劳累，常怀悲泣。在张岱简短的语句之间，一位为家族奔波劳苦、可亲可敬的长辈形象便跃然纸上，深刻表达了对这位外祖母的怀念和哀思。
刘太君外坚内慈，对外需要扛起家族重担，为家人生计终日奔波，坚忍而不辞劳苦，内心刚强，但对子孙儿女而言，刘氏却是慈爱有加，关怀备至，她无微不至体恤后辈们的成长，并给予极大的帮助，这在祭文中也有体现：
“自外母致家政，而庭除自无闲言，则其所以曲体尊人，加惠子侄，有所以助成之者，一妇人力也。”[5]199
于外坚强忍耐，于内关爱子侄，张岱以曲折委婉的笔调将一位慈祥坚忍的祖母形象勾勒出来，虽无过多华丽藻饰，却显得尤为纯朴动人，以这样一种普遍却感人的亲情唤起读者共鸣。
在另一篇祭亲文《祭伯凝八弟文》中，作者同样倾注了深刻情感和无限哀思。与祭怀外祖母不同的是，这篇祭文中，作者更多的是通过回忆性的语言回忆了与八弟伯凝的日常趣事，最后笔锋一转写八弟的早逝，从而更加强烈表现作者的哀思之情。
此祭文中，作者通过往昔与八弟的嬉闹交游表现二人的情投意合，以历史中的知心好友如荆轲、渐离等自比，亦兄亦友，极富感染力和真实性，不由喟叹：
“弟也渐离，余也荆卿。谈论典籍，学海书城。错分帝虎，讹辨淄渑。余也公谷，弟也邱明。生平好洁，人称水淫。”[5]205
作者以排比句式简短有力论述兄弟间手足之情，以历史上名人自喻，将兄弟之间的聊天、辩论、学术等各个方面的寻常生活生动论述出来，既是兄弟又似挚友，浓厚的情感于字里行间深刻迸发，尤其动人。
在祭文最后作者痛惜天意难寻，强烈惋惜聪慧的伯凝英年早逝。发出深刻的不平与无尽的哀思，感情浓郁真挚，与上文对往昔的追怀彼此映照，更显得这种亲情格外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张岱还有一篇自祭文《自为墓志铭》，这篇虽名为墓志铭，却可看作是张岱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祭文，也是其对自身生平的写照与追忆。此文极富美感、情真意切，以看似谐趣的笔调追述过往繁华生平，与当今炎凉凋零形成极强对比，看似豁达，实则感伤倍至，可作为张岱祭文中的代表之作。
此篇祭文起笔不凡，先以连串的三言表述个人喜好，简短有力的论述之间，便塑造出一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形象，文富理美，极具鲜明个人色彩。而后话锋一转，回望今日的沧桑，与之前的少年公子形成对比，极具冲击力，更给人一种是事态变幻、炎凉萧索之感：
“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5]159
家国破亡的悲哀与往昔的繁华互为映衬，以昔日乐景衬今日哀情，所以十倍之哀。作者不经意将世事变幻点出，却给人以梦幻无常的苍凉之感，尤为动人。
三、张岱哀祭文的抒情艺术
哀祭文的发展由来已久，形式骈散皆有，内容也包罗天地人文。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家日益注意到文学在社会发展的作用，對包括哀祭文在内的各种文体都进行了一定程度地革新，这一时期文风华美，骈体祭文风行一时，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张华《元皇后哀策文》，东晋殷允的《祭徐孺子文》等，都以繁缛华美的文风著称，文质兼备。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领袖以古文形式对文坛中各类文体进行改造革新，其将古文笔法运用于祭文之中，散中杂骈，气质浑厚而情感真挚，《祭十二郎文》《独孤申叔哀辞》《祭田横墓文》等都是其中名篇。“韩愈将骈体偶对技巧巧妙地融入散体创作中。而在以骈体、四言为主的作品中，又能间以情韵十足的散句，使文章既有含蓄典雅之风，又有散文通畅古朴之气，句式于工对整齐中又错落有致，富于变化，将节奏与气势融合在一起。”[9]5韩柳哀祭文不仅在形式上反对骈体文风，在内容和思想上也注重真实情感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因此文章的情感显得充沛而浑厚。
至于晚明，心学思想的传播和兴起，使得人性思潮的解放扩展至文学的各个领域，这对哀祭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岱哀祭文打破以往先叙述生平，再谈事迹，后论哀思的固定模式，而是巧妙地将片段式的回忆穿插其间，以倒叙表述方式，委婉含蓄表达感伤、抒怀思念。在形式上，倒叙手法的运用和片段回忆的穿插让行文更加曲折而富有文学性，时空的交替和细节的描述打破了传统固有的叙事方式，显得更加灵活生动。在情感上，大量生活细节的回忆不仅增强了祭文的真实性，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从而大大加深了文章的情感，显得感人至深。在语言上，作者大量运用生活化的语言，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哀祭对象的整体风貌，在叙述语言上则是含蓄曲折、细腻回环，言语看似琐屑，实际却深沉真挚、委婉条畅。
（一）倒叙式回忆
晚明时期，人的个性得到进一步解放，一些文学家在创作中也力求打破传统，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学，在文学上既避免空洞的形式主义，也避免片面的拟古主义，从而开始追求新的艺术手法和抒情方式，希望以一种更合乎人性、更符合内心的笔法进行新的文学创作并不断进行探索。
受到晚明思潮的冲击，张岱的哀祭文也有着明显不同于传统祭文的叙事方式，其重视个性，注重独创，采用倒叙式回忆以行文叙述，往往在开头选择一二琐事，以看似不经意的笔法描述过去的回忆，在一开头便已表现出不受拘束的特点。张岱以倒叙进行回忆，同时选取最能代表哀祭对象性格的事件和语言加以叙述，通过巧妙的布局使得文学性和情感性都得到增强，既摆脱了传统祭文形式的束缚，也书写了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文笔优美而感人至深。
与传统哀祭文中开篇即点明人物生平履历不同，张岱哀祭文善用倒叙，往往从今日的思念起笔，而以回忆性的语言追思作者与哀祭主体的过往交游。一个物件、一些小事都能引起作者对哀祭主体的思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展开论述，这在《祭外母刘太君文》《祭周戬伯文》《沈美冈》《鲁云谷传》等文中都有体现。这样倒叙式回忆的抒情方式不仅使得文章更加生动灵活，打破了刻板平铺直叙，也增加文章的情感性和艺术性，从而更好表达文章主旨，展示作者深刻的哀思。如《祭秦一生文》中：
“世间有绝无益于世界、绝无益于人身，而卒为世界、人身所断不可少者，在天为月，在人为眉，在飞植则为草本花卉，为燕鹂蜂蝶之属。若月之无关于天之生杀之数，眉之无关于人之视听之官，草花燕蝶无关于人之衣食之类，其无益于世界、人身也明甚。”[5]201
作者由世间普遍存在的鸟兽草木联想到个人对于天地的渺小，在冥冥之中生死各有天命，无论有益还是无益，都在这片浩瀚天地中生存，周而复始、循环不休。作者通过对人生和天地的思考，联想到世事无常的变迁，从而展开对友人秦一生的追述和哀思，其叙述巧妙而情真意切，富有极强感染力和哲理性。
（二）片段细节穿插
张岱的哀祭文善于通过片段和细节的穿插达到增加文章情感的目的。其哀祭文或是以史传的笔法记述历史人物的主要事件，如《岳王坟》中对岳飞抗金、收复河山的描写，《关王庙》中叙述关羽中兴汉室、水淹七军的功勋。或是通过精巧细腻的琐事描写达到追忆生平，寄予哀思的目的，这在张岱的大部分哀祭文如《公祭张噩仍文》《祭少师朱恒岳公文》《祭义伶文》等中都有体现。在《公祭张噩仍文》中，作者选取了自己和张噩仍先生纵论音律，演奏器乐的场景，将一个精通音律，高洁雅致的文人形象深刻展示出来，表达了个人和噩仍间深厚的友谊：
“噩仍精于音律，其所著三剧，皆写其胸中郁勃。而见有梨园子弟歌喉清隽，必鉴赏精详，盘旋不去，如公瑾之按拍审音，而半字差讹，必得周郎之一顾。”[5]211
通过对张噩仍观摩音律这一琐事的刻画，表现其痴于器乐的士人雅致，逼真还原出一个乐痴的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作者与张噩仍深厚的情感，为后文噩仍的离世和作者的悲痛之情做好铺垫。这些看似琐屑的细节描写实则情真意切，以看似不经意之笔描述了友人的文人雅致，也表现了真切感人的友情。通过片段细节的穿插，作者不仅大大加深了祭文的真实性，也更加深了对故人逝去的思念和哀悼之情，点滴琐屑尽是作者的心中之语、笔间之情。作者以细腻的语言描写逼真还原了张噩仍生前的性格特点，将一个爽直洒脱、不拘一格的文人形象深刻得展现出来，高雅温和而酷爱音律，这就是作者先要展示的人物形象。同时，作者也以生动的神态和动作描写表现了人物音容笑貌，将一位神采奕奕、儒雅宁静的中年文人形象刻画出来，通过抚琴拨弦表现其精湛的技艺和对音律的痴迷，通过作者和友人的交游立体地呈现出噩仍的形象。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晚明的社会环境和思想风气的影响，张岱祭文中的人性关怀和市井世俗成分明显增多，如《扬州清明》《南镇祈梦》《钟山》等祭神文中，作者不仅将祭祀神灵的庄严肃穆描绘出来，也对当时社会风俗、百姓活动有着广阔详实的记录。在《扬州清明》中，作者关注到市井百姓的神态情貌和语言动作，并将走马放鹰、劈阮弹筝等民间习俗描绘出来，反映出晚明市民社会的诉求和生活，具有更加强烈的生活性和现实性。在一些祭亲祭友文中，相较于前代对个人成就事迹的重视，张岱则更注重人物的性格和喜好，常常以轻灵的笔调表现哀祭对象的个人特点，更具人性和活力，文学性和艺术性也更加丰富，这也是其与先代祭文的不同之处。
（三）语言含蓄曲折
在晚明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文学家往往摒弃那些充满说教意味和古奥晦涩的语言，而是以一种空灵自然的轻快笔调自由地书写心中的情感。与其同时，文章叙述的方法也由一成不变转向曲折多变，往往兼取多种表达手法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因此也更富有文学性和审美性。
张岱的哀祭文语言回环曲折、便娟婉约，既有公安派的性灵隽秀，也有竟陵派的幽寂冷峭，欲说还休而余韵无穷，大大增加文章审美性和情感色彩。其文辞精致优美、曲折含蓄，善于将心中所思委婉地表现出来，通过对自然景致的优美描述来代替平铺直叙的主观抒情，以行云流水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友人，乃至对宇宙人生的思辨，其文一唱三叹、委婉回旋，有些甚至带有诗意的美感，如《祭秦一生文》：
“若月之无关于天之生杀之数，眉之无关于人之视听之官，草花燕蝶无关于人之衣食之类，其无益于世界、人身也明甚。而试思有花朝而无月夕，有美目而无灿眉，有蚕桑而无花鸟，犹之乎不成为世界，不成其为面庞也。”[5]201
此祭文中，作者并不直接论述友人的生死，而是以诗情画意的语言论述人类个体与花木鱼虫在宇宙天地间的渺小一粟，将世界的浩瀚与个体的单薄进行对比，通过曲折的表述方式，间接而委婉地表明自己对人间万事万物的看法，形象地展示了生与死、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通过对花草燕蝶、日月宇宙的描写表达作者对友人、对宇宙的哲理思辨，万物有恒而人生无常，在感慨寄怀的同时也吐露出对友人逝去的深切哀悼，含而不露、隱而自然，其文辞优雅细腻、曲折含蓄，达到了审美与哲思的融合。
四、张岱哀祭文的价值与影响
张岱哀祭文是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先代优秀祭文的继承，更具有晚明独特的人性解放思想，他自己说：“余生平不专作谀墓文。”[5]162因此其文章也更具内涵。相较于周秦汉魏的祭文，张岱之文结构更加灵活多变，语言也极富抒情，往往不拘于固定模式而布局自如。而相较于唐宋诸家，张氏祭文则更加冲破儒学传统束缚，有着晚明独特的人性思辨，更加关注个人主体，也更富生活趣味。其语言优美隽秀，叙述方式曲折回环，情感更是真挚动人，兼具艺术性和抒情性，是哀祭文的精品。
（一）艺术性与抒情性统一
文质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所探讨的重要议题。“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5383，孔子认为文学应该兼顾文、质，即重视内容的同时，也要关注文章的思想情感，只有文质两取，方能写出佳作。至于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思想的传入和王朝末期传统道学的式微，一种求真求情的思想逐渐影响至文学创作，李贽“以自然之为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都为良好健康的文学风气开辟了道路。
张岱以不拘格套的笔法和婉转细腻的语言使得文章优雅动人。《钟山》一文中，作者以幽寂冷艳的文笔写出了钟山四周缥缈凄清的景致，随后又幻想仙境的超脱浪漫，风格多变而语言清丽，极富古典诗意的美感。
此外，张岱的祭文中也有着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在《祭秦一生文》中，作者通过对鸟兽虫鱼与天地人间的探索对比，感叹人生的须臾和生命的无常。《祭义伶文》以义士早逝而小人得意的社会现状委婉地表达作者对晚明社会不正之风的愤懑和对善恶颠倒的叹息，文笔空灵而情感亦深。
抒情性和艺术性在作者笔下的完美结合，使其作品文质双美，浪漫空灵的语言减缓了传统祭文的枯涩和繁缛，而动人至深的感情也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这不仅促进了祭文在新的时期产生变化，也加强了祭文的艺术和思想。
（二）张岱哀祭文的影响
张岱的哀祭文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也有强烈的个人性，是晚明时代大背景下的革新和改变，具有深远意义，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氏以倒叙和细节穿插代替过往祭文中的平铺直叙，以细腻回环的语言取代古板的夸耀称颂。张岱的祭文中穿插着各种细节，包括友人的性格、活动、爱好等，作者以倒叙式的艺术手法和优美的语言赋予文章以新的变化，使刻板的记叙变得生动明快。这打破了传统祭文模式，为祭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艺术思路。
其次，相较于传统祭文，张岱的文章里更注重刻画哀祭对象的个人性格和生平爱好，注重表现人性而非一味称颂成就，这使得他的祭文更加富有情感和人性。同时，在一些祭神文中，张岱也注重对市井习俗、百姓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晚明时代下江南百姓的生活习性，具有深刻现实性和人文性。
总而言之，张岱的哀祭文是晚明人性解放思潮下特有的文学产物，是时代大环境与作家个人风格的结合，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个人特性。其祭文既是对前代文章的继承，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为清代哀祭文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结语
晚明时期，由于受到人性解放思潮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张岱为代表的作家们开始有目的地对包括哀祭文在内的各类文体进行改造，这不仅体现在对哀祭文市民色彩的增加，也体现在对文章抒情性的加强。张岱的哀祭文以倒叙式回忆和生动细腻的细节描写进行抒情，并通过含蓄曲折的语言表现其深刻的哀思和祭悼，在艺术上着力描绘出哀祭对象的日常交游，十分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在情感上则是寄寓深刻的哀思，感人至深。张岱的创作极大推动哀祭文的发展，并对后世祭文的发展产生深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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