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山丘

宋长征

路是山路，我们被破旧的公交车甩在一个三岔路口。春天已经过去，皖东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刘小鹿撩起衣服的一角，擦擦汗，对着晃晃悠悠远去的车影踹了一脚，仿佛这一脚使了很大力气，在一阵烟尘中，公交车歪歪扭扭晃进了一片绿树掩映的山坳。解气，刘小鹿咯咯笑出声来，好像路边凋零的花瓣重又开在枝头。我还是有些迷惑，在平原上一马平川的眼神有些不太适应，这儿被树林挡了一下，那儿被山包挡了一下，又折返回来，撞得眼角生疼。去哪儿？刘小鹿看着茫然无助的我在地图上搜索。水牛村，我默默吐出几个字来，眼前晃动着几头水牛缓慢的身影，却想不起一个月前曾经来过的那座村庄的具体位置。

此时的水稻正值生长季节，绿展展，一片又一片，分布在稍微平整的土地上，我们默默赶路，时而有人赶着牛车马车从山上下来，一边走，一边趟起路上的烟尘，刘小鹿撩起衣服遮挡，仿佛那件紫红色的运动衫是她的百变法宝。童花头，个儿有着南方人普遍长就的模样，不胖也不瘦，最大的特点是一蹙眉眉间会起一座小小的山峰，山林深处一定有奔跑的小兽和清脆的鸟鸣。我就这样百般默想着，脚下的步子不紧不慢，目的地——那个尚未被记忆搜索到的水牛村。

我是农历二月间到滁州来的，来之前，并未踏上过南方的任何一寸土地。老王，我一直叫他王医生，有一天骑着自行车来我家，说一家名为脑益康的医药公司招人，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牛圈里的几头牛早就让我大伤脑筋，四头顽固的牛们，让我一时不知如何说起。有一天，镇里县里来人，还有银行的人，说是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可以办理小额贷款，规模养殖，首选便是养牛。那些牛贩子据说从河南很多地方搜罗而来的，牛犊，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的精神，有的萎靡不振，按照抓阄的方式，被领养到各家各户。我见过父亲养牛，不过是为了犁地耕田，就像家里多了一个人口，青草，干麦秸，麸糠，什么都吃，也不忌口;但到了自己完全不是这样，我和几个养牛的青年交流，要严格按照书上或者县里下来的指导人员的方法，把牛养得肥肥壮壮——四条腿有柱子那么粗，牛背上可以平整得躺下一个人，眼睛像铜铃，走起路来，身上的腱子肉晃来晃去，这才像一座座移动的小型银行。我不知道这仅仅是梦想，那些膘肥体壮的影像仅存于幻想之中。四个月来，我严格按照所谓的科学喂养的方式提骨追肥，小山样的麦秸、青贮饲料一点点塌陷下去，每次买来的面饼、豆粕喂了进去，就是不见牛们疯长。倒是助长了它们的牛脾气，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犟牛，打架，挣脱绳索，沿着开满梨花的池塘奔跑，我疲牛停，我进牛跑，看我累了，站在水邊喝水，照着自己牛魔王般的身影，一回头眼珠子里充满了挑衅。儿子还小，有时会拿着拌草棍有模有样跟牛对话：牛，牛，你吃草，长胖，长高。牛们眼里汪着一个小人儿，沙沙的咀嚼声像下起一场春雨。我知道，发牛财的事情大约已经成为泡影，那些相对于我来说天文数字般的小额贷款，说不定就这样打了水漂。我仍需要继续奔跑，在农业之外的空间寻找养家糊口的机遇或入口，方可支撑去年秋天已经和母亲分开单立门户的三口之家。

我在想如何界定我所从事的勾当或者营生，这要从一个原来风靡大江南北后来又销声匿迹的保健品牌说起。1997年夏日的某天，我循着一纸宣传广告单找到了那家公司的所谓办事处，金盾宾馆，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靠近大街的一面是二层小楼，其他的都是隔离开来的单间。经理是一个带黄河边口音的年轻人，姓耿，戴着眼镜，问我什么学历，我拿出之前预备好的用钢镚轧出来印章的高中毕业证，说是高中。耿姓青年用眼角剜了我一眼仔细辨认毕业证上的信息，说，一看就是假的;老葛，会计兼出纳，老好人模样，顺带说别管真的假的了，先干几天再说。就这样，我在一九九零年末期的一天，搭上了在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的营销列车。营销，多么冠冕堂皇的一个名字，经营与销售，变之前的柜台式销售主动走向市场，嘚啵嘚用一张嘴或者其他宣传方式，先将你的产品功效推介出去，让人产生饥饿效应——我的病患、身体或者生活，离了这个好像一切都失去了保障，于是欣欣然掏出腰包里的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合作愉快完成。至于真正的效力和功用，天知晓。

我在走向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就在前些时间，因为生活所迫我还在贩卖鸡蛋，一辆脚蹬三轮车，从老家附近的村庄养殖户那里铺上麦草装满鸡蛋，而后奋力追赶着路上的汽车卡车，一路并无歇息，要在城里人下班上班的当口赶到县城。一开始，我沉默着，好像一张嘴就把自己卖了般沉默着，停在小区门口，家属院门口，掀开上面的麻袋片，一枚枚光亮的鸡蛋散发光泽，就有人问价了，就有人买了，买卖就这样做成了;后来也便没把自己当作人，就当一个行走的机器，就当一个充电喇叭，在没人的地方练胆，到人多的地方可着嗓子喊出声来——卖鸡蛋喽！卖鸡蛋咧！踩着夕阳的光影回家，头天下午装好鸡蛋，迎着曙色进城，自由是自由，也并非每次都如此顺风顺水，加之路途遥远、闪躲来往的卡车汽车，每次都会破损不少，收入并不算丰盈。

从贩卖鸡蛋到所谓的营销，我经历了一张假高中文凭的距离。那张钢镚轧出印章的高中毕业证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反而是新奇与好奇心促使我继续坚持下来。

说破了也无妨，那家口服液公司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落下帷幕，但也有着其具有开创意义的一面。1994年创立，短短几年时间，销售额80多亿，十几万销售人员，其年销售业绩在业内一度无人企及。而我，仅仅是幕落当口那巨大阴影下的十几万分之一，在惶惑着迈入第一道门槛时，竟然觉得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之路。很多时候我想，当一个年轻人离开家，离开学校或者自己熟悉的环境之后，是不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或者仅仅是为了锻炼与生存，让自己逐渐适应这个缤纷喧嚣的世界，在斑斓琉璃中看见一缕生命的微光，甚至以为最终找到了一扇向自我敞开的门扇，进去，仿若就找到了个人存在的价值。

我无暇顾及其他，作为新手在培训课上认真记录，并听取先进销售个人的推销经验，“铜头铁嘴蛤蟆肚子飞毛腿”，是我学到的独门秘笈，意即要有铜样坚硬的头颅可以撞开任何拒绝的大门，有铁一样的嘴巴舌灿莲花可以将对方的心思说动，有蛤蟆一样的肚量在别人提出异议或者咒骂时忍气吞声锲而不舍，有飞毛腿的功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布下市场的天罗地网，并迅速而有效地筛选出自己的潜在顾客，一次次上门，回访，如此方可行云流水般完成作为一个营销人员应做的工作。太大的欺骗性在善良者的背后隐藏，当你以为面对一张张看似质朴的嘴脸时，你不知道下一刻他将要祭出怎样的法宝或算计，然后引君入瓮。我无数次回想以前的画面，也无数次难以找到可供书写与面对的理由，但丁在《神曲》中，根据严重程度将恶行依次排列为：淫欲，暴食，贪婪，懒惰，愤怒，嫉妒和傲慢，那么我便是犯下了第三宗罪：贪婪——“过度热衷于寻求金钱上或权力上的优越”。真的是这样么？我在寻找足以支撑生活的金钱，但并不曾有所多余;我在实施所有的想法时，有无对权力的巨大渴望？有或者没有，我自己知晓，但眼下我确实已经调动了所有的心思与信念，时时刻刻将销售业绩计划于心。

“我长着一张虚伪的真诚的面孔”，在想到这句话时蓦然心惊。很多时候，人会忽略去仔细体察自己的面孔，哪怕短暂的思考，哪怕在沉寂的时刻追问下内心：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在面对他人时我是真诚或虚伪？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面对干净的文字时，我所要书写的并不一定十分正确或准确，但我能否摒弃最后的虚伪向世界坦露真诚？答案是肯定的，狡辩的结局需要用一生来赎罪。

我们要去的水牛村就坐落在山的另一面，正对着西南方向，这是刘小鹿在向行人打探之后知道的。我在面对一座山时常常会失去方向感，恰若这时青山遮住了太阳，恰若这时正处在葳蕤的山腰之间，落叶松灌木丛林立，藤类植物以坚韧的毅力攀上一株大树的枝头，它们纠缠在一起，紧密生长在一起，就像不肯分散的情人或夫妻。刘小鹿没有这样的迷惑，刘小鹿是琅琊区边缘的一座村子里的人，也是大致相同的山坳，也是几乎相同的农家，有可以耕田的水牛，和年深日久的房屋，还有一对在山野操劳的父母。我们坐下来休憩，山崖间的溪水细细流过，一些背阴的草啊花啊长得蓬勃葱郁，对于春天，它们知晓得太晚，刚刚擎起柔弱的花枝，时间已经来到春天的尾巴上。刘小鹿脱下紫红色的运动衫，交给我，接着细细的水流洗脸，阳光透过枝叶间，臉颊上细微的绒毛挂着点点晶莹的水珠。

此行的目的叫做回访，意即原来曾经到过的村庄，需要做一次售后服务式的深入交流。我们是一群披着不知从哪里买来的白大褂的人，上面堂而皇之写着某个并不存在的卫生部门的字样，包括老王，主任医师或者中医教授的身份写在一张台卡上。倒不是绝对冒充，老王也曾在乡镇医院坐班，只是后来退休，被原来的那家保健品公司找到，从此骑着自行车跟随我们游荡在各个村庄。而现在，我们仍然摇身一变，在皖东的山野深处，在陌生的地方，以为祖国的医疗事业献身为名来到一个叫做水牛村的村庄。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下“义诊”这个词条：有一定诊疗技术的人出于热心、同情、关爱的善良感情，为亲友同事义诊，或为乐于接受者义诊;正规医院在政府管理部门或协会的组织下，选派有执业资质的医师免费为群众提供诊疗服务;有些药品生产厂家或者药品经销商，聘请医师举行义诊活动，以义诊为名，行促销之实。虽为利润而来，但也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这类“义诊”的负面作用很大。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属于最后一种。每到一个村庄或社区，我们开始准备一应使用的道具，宣传单，挂在街道上的长长的红色条幅;地点最好设置在村委会大院，毕竟是一个村庄的权威所在;最好在广播室里念一遍早就准备好的讲稿，内容无非是某个部门为了广大村民的健康亲自邀请专家来村里坐诊，不管你有什么不好的症状，都可以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我在搜寻自己伪装的面孔。或许穿上白大褂真的让人以为就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了，真的以为自己有着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来到穷乡僻壤为处于贫寒的人们解除身体上的病疾，真的以为这就是一份所谓正当而体面的职业不但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实现某种所谓的抱负了？其实真正的事实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一九九零年代后期，大学生不包分配的指令开始正式大规模执行，有关系的可以找关系，有本领的可以依靠自己的专长，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很多应往届毕业生不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于是他们一转身成为市场营销主力军，在各种应时而起的销售部门开始自己仓促的职业锻炼。我所经历的三四家保健品营销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到了成人的年纪，不想一直啃老，在辗转很多职场后，不得不在一家家医药保健品公司落脚，用怯懦的面孔开始尝试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而我只是浑水摸鱼冒充进去的一员，但即便如此，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掌握了各种推销技巧。靠着那张钢镚轧出来的假高中毕业证，我在第二个月混成了一个乡镇站长，在第二年成为地区公司的销售骨干，在另外一座县城出任办事处经理。“桑叶在天才的手中变成了丝绸。黏土在天才的手中变成了堡垒。柏树在天才的手中变成了殿堂。羊毛在天才的手中变成了袈裟。如果桑叶、黏土、柏树、羊毛经过人的创造，可以成百上千倍地提高自身的价值，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使自己身价百倍呢？”《羊皮卷》，作为销售者的圣经，自有其非同一般的蛊惑力量，薄薄的一本册子，类似羊皮质感的封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似乎都是一束小小的火焰，在炙烤我年轻的心。或许，我已经忘记、忽略那些乡间人愁苦的面容，尤其是年迈的老人，在经历一辈子繁重的劳作之后落下一身痼疾;而我会舌灿莲花，我会鹦鹉学舌般描绘那些疾病形成的过程，我会语重心长地诱导：这种药服下去之后，会在短时间内起到抑制病情的作用，（夸大疗效是保健品营销最拙劣但行之有效的主要方式之一）只要有效，坚持几个疗程就能把您的病治好……能治好？他们用狐疑的眼神问你。能治好，绝对能治好，例如你们村的谁谁谁，就是用了我们的药之后，你看现在肩挑手提，还能赶集上会。对方便不再犹疑，从腰间掏出包了几层的手绢，颤巍巍拿出一卷发皱的纸币。工作完成，每一次欲望的达成都是贪欲的极大满足，每一次故伎重演都会在良心的天平上增加一次愧疚的砝码。

水牛村只是我经历过的众多的村庄之一。我从村支书家里出来，村委会喇叭上的余音还在天空回旋。这是初春的上午时段，很多人从家里出来，有的还端着饭碗，有的妇女已经解下腰间的围裙来到我们“义诊”的地点，有人负责接待、登记，有人负责将一架类似投影仪的东西打开，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在患者的手指上抹上类似油脂的东西，然后在屏幕上搜寻并不清晰的投影，隐约的是血管，晃动的黑点是血栓，那些细小的颗粒在血管中或凝滞或奔跑，一旦停下脚步人就会发生不可预知的生命危险。操作仪器的姑娘透过眼镜看向已经表情变色的患者。没事吧，姑娘？患者小心翼翼，似乎自己面前已经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没事，大娘。那姑娘仿佛故作轻松地把投影结果写下，传递给老王，开始接待下一位疑似患者。而我，就在不远的一处高台上宣讲这次“义诊”的巨大意义：我们是经过相关卫生部门批准的，并和当地医院达成协议，用实际行动来为乡村医疗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多么虚假的修饰，但并没有人提出质疑，或许从那张真真假假盖着印章的红头文件上，他们已经深深相信，这不过是为解决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当地政府安排的一次正常活动而已。

我在苛责自己的同时，一张乡间老妪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那是我常见的面孔之一，有着和我母亲同样饱经风霜的褶皱与良善，也有着作为一个母亲独有的为子女考虑不为他人增添负担的慈祥面孔。“义诊”将要结束的当口，她才出现在现场。或许老王从其衣着上看出，这位老妪并没有成为“潜在顾客”的价值，号脉，听诊，只说是稍有心律不齐，可以从本村的卫生室拿点例如脉络通胶囊的小药即可。但那位年迈的老人并不着急离开，嗫嚅着说儿子在很远的一个镇里上班，女儿远嫁他乡，家里房屋宽敞是宽敞，但只有她一个人居住，她常常想，会不会因为疾病而导致某天再难醒来，她不舍得，还不舍得人世，还要等待几乎每个月一次才能见到孙子的机会。老王似乎有些于心不忍，在目光和我对接的同时说，要不就先开两盒吧，先试试，有效果的话下次回访时送来。但老妪带的钱不够，仍需我到家里去取。

这里我要解释下我们所经铸的“脑益康”，来自东北的某个地方，挂靠在一家近似虚无的营销公司，以治病下乡也就是所谓“义诊”的方式进行推销，当然其价格一定会超高于药店所售的同类药物，有厂家，有批准文号，主要治疗：活血、化瘀、通络，用于瘀血阻络引起的胸痹、心痛、中风、半身不遂、舌强语蹇;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在南方鄉村，由于饮食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常吃腌制的鸡鸭鱼肉，产生此类症状的老人并不在少数;加之我们巧舌如簧，有同样正规的医生进行诱导，所以从市场来说存在广大的消费群体。我进得老人的家来，并无院落，石头垒砌的房屋稍显破败但齐整，稻草垛堆放在院子的一角，一头老水牛在咀嚼稻草。屋里有些阴暗、潮湿，日光从狭窄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一张简陋的小饭桌上，药瓶，吃剩的饭菜，还未收拾。老人歉意地笑笑，说，我一个孤老婆子住，也没来得及收拾，呶——那是给我孙子住的地方。我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紧靠东边的一间房屋倒是显得敞亮一些，干净的床铺，墙角堆放几件儿童的玩具，覆盖着浅浅的灰尘，看来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

我还是觉得有些苦涩，从老人手中接钱转身时想起远方的家来。我来滁州之后，几乎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母亲的身体怎样，年幼的儿子怎样，那几头发财梦碎的牛魔王怎样，一无所知。我不能就这样空荡荡出来空荡荡归返，我需要相当的耐力支撑下来，以赚取生活所需的几张薄薄的纸币，好像这样才有脸面对同样窘迫的家境。

已经就要接近山顶了，越是往上，陡峭的山路越是难行。刘小鹿这时决定赖在树荫下不走，拧开水瓶一通猛灌，又问我要不要喝水。我无力地向她摆摆手，说歇会儿吧，反正时间还早，今天能赶回去。接近山顶的地方有风，燥热的天似乎阴凉起来，远远望去，一些村落散布在田野间、山坳里，剩下就是点缀于其间的树木、水稻和即将成熟的油菜，再远一些，就是楼房林立的城市了。我和老王初到滁州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似乎早已经开展起来，一位来自东北的医药代表，其他几个都是山东聊城来的销售人员，为首者是一位姓董的退伍军人，厚厚的身板，更适合做保安工作，但无疑不是;作为一方市场的领头人，董姓经理一摆厚厚的手掌，挥斥方遒般开始着手安排工作。阴暗、低矮的公寓式房间，一位本地招聘的女会计在电脑前整理各种表格，这次并没有涉及学历问题，当老王向董姓经理推荐并提起我过往的经历时，他厚厚的手掌重重拍在我身上，好好干，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金钱的饥渴程度从来没有那样强烈，好像每个人都加入了各种淘金式的疯狂。想想也是，过去的许多年，乡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就拿我们家来说，每年的收入仅仅来自几亩土地，刨除种子化肥，还要面对各种严苛的税费，一年到头所剩无几，至于那些复杂的名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乡下人有把子力气，经济头脑不行不妨碍出门卖力，反观我所经历的劳作，几乎没有一项不和体力紧紧相关：十七岁辍学就到了窑厂;十八岁便跟随同乡到了辽东湾当了一名船员;二十岁在大石桥的矿场砸石头，石头飞溅中并不能看到未来;接下来是水泥厂、建筑工地、面粉加工厂车间……我在回忆这些时并没有产生反感或自卑的情绪，因为我深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只能用劳力换取现实生活与生存所需。

当然，也会有一些梦想以最少的付出或劳力得到最大收获的人，我在县城学习汽车维修的几个月时间，清楚地看见很多人为此而疯狂。那时传销刚刚在县城兴起，一线城市为中心向乡镇村庄辐射，最为典型的就是康福德，说其不但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氧气运动器，而且还能致富发家。这勾起了人们的极大欲望，无论县城还是乡下，几乎每天都有一整车一整车的人出发，去某个省城听课。有的老农，甚至不惜变卖了家里的粮食和牲畜，只为赌上一把看能不能发大财，朋友、亲戚，似乎所有认识的周边人都被聚拢到一起，向着那条虚无的发财路狂奔。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主要是写他卧底传销，历尽各种险情的事情，并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奖”之“特别行动奖”。颇具传奇的经历，或许对作家来说不过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冒险行为，但对于绝大多数深陷传销组织的普通人来说，无疑是陷入了一个难以逃脱的深渊。他们用谎言将自己的家人或朋友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着发展建设的旗号蜗居于城市一隅，通铺，简陋的生活，菜市场的烂叶片也可以作为励精图治的手段，将变卖家产或者借贷而来的钱款毫不犹豫地交给那些衣着光鲜侃侃而谈的“成功者”，梦想着某一天摇身一变，也成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富人，从而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数个家庭因此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残暴的杀人事件，在离我家不远的邻县，一个还是学生的姑娘，把舅舅骗进传销窝点，直至血本无归，舅舅起了杀心，将自己的亲外甥女一刀毙命，然后从沈阳逃了回来。

我游走在现实与生存的矛盾之间，或许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做的也是恶行的一种，将一种并不具备治疗功能的保健品说成万能神药，用耿姓经理的话来说，就是打了一个擦边球，法律的擦边球，道德的擦边球，并无主观意义上的欺骗。三年以来，我熟知着其中的套路。首先是宣传，电视，报纸，广告布，但凡可以用上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再者是深入乡村或城市的每个角落，大红绶带披挂在肩，一行人面无愧色，将写满周围村庄所谓的康复病例的宣传单入户投递;当然，作为规范性动作，还会在最后接近每一个曾经买过口服液的患者，美其名曰：回访。实则是榨取最后的价值，看着他们把卖粮或卖了一只羊的钱，掏出来交给我们，心中充盈着一股成功的喜悦与满足。

说起来让人心伤，刘小鹿的加入完全因我而起。一个雨天，连绵的春雨下起来没完没了，那天刘小鹿所在的村庄村委会的人不在家，“义诊”地点临时改选在刘小鹿家院子里的走廊下，等村里人陆陆续续问诊、买药走了，老王给卧病在床的刘小鹿父亲诊断病情。原本刘小鹿的父亲身板很好，看护山林，额外有一份并不充裕的生活来源，可惜在一次扑救山火时跌落山崖，伤及腰部，即使行走也成了艰难的事情。那会刘小鹿刚上初中，后来不得不选择了南京的一家卫校的护理专业，去年夏天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天的午餐极为丰盛，刘家好像拿出了家里存储的所有食物，腊肉、腊鱼、笋干，还现杀了一只大公鸡。刘小鹿妈妈说是为了感谢王教授给病人诊断，并开具了药方（而我所知，老王为了免于愧疚，并没有给他开我们卖的药，只不过是一些活血化瘀的处方药而已）。刘小鹿一直招呼我们吃菜，吃肉，忙来忙去，脸上挂着细密的汗珠。我放下手中的碗筷，说不行你跟我们一起吧，现在公司正在招聘人手。就这样，很简单，一句话的事情刘小鹿就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那天的回访并不顺利，当我和刘小鹿赶到水牛村那位老妪家时，老人并不在家，问邻人，说一大早就往马村方向去了，至于是去走亲戚还是别的事情并不知晓。我们在村里的小卖店买了泡面匆匆吃了，先是回访了其他两户人家，然后坐在老人院前的低坝上等。夕阳缓缓下落，在下落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刘小鹿当时的心情。她说她终归是要回到南京的，那里的法桐树，那里的玄武湖，那里的夫子庙，不知道要比乡下好多少。可是，我说你爸爸呢，家里就你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这时是无边的沉默，刘小鹿把紫红色运动服束在腰间的样子就像一个安静的少年。水牛在默默咀嚼稻草，发出安静的沙沙声，它也在注视着路口，看每一个过去的行人是否是自己年迈的主人。这头水牛明显也老了，与其说喂养着不如说是老人一个不说话的伴，寂寞时哞鸣一声，唤醒山野沉沉的暗夜，站累了就顺势躺下，望向从山坡滚下的夕阳。

我们还是等到了老人回家，左边手牵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右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不用说就是老人的孙子和儿子了，在离别将近一个月之后回到這个地处山野深处的农家。我试图打听老人服用药物的效果，那个青年一摆手将我喊了出来，身材，以及高矮，和我差不了多少。我们是……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我知道了，我看见摆放在桌上的药盒，也知道大约花了多少钱。我有些哑然，仍然把刚才没有出口的话说了出来，也许大娘再买上几盒服用了就好了。青年诡异地笑笑，是吧——那你跟我母亲去说，随她再要多少我来付钱。事情的结局是，青年按照母亲所说的要求又买了几盒药，最后告诉我说，他也曾在那家声名远播又倒闭的口服液公司做过，解散后还是回到原单位上班。

我心情复杂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路旁的山林越来越模糊，像是在极力掩饰着日光之下的真相。刘小鹿大概是真的累了，不再唧唧喳喳说话。回办事处，已无可能，我们就近在路边的一个村落找到一户人家，或许是一家简陋的车马店，收留天色将晚过路的行人。

很多年之后，当我想起那天的情形，说不清是感动还是其他别样的滋味，老人信任的目光，青年理解的眼神，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继续下去的想法。那年麦收时节，我决意辞职返家，卖了那几头并未实现发财梦的牛魔王，转而和妻子在乡镇上开了一爿小小的理发店，一直至今。

在日头正午时，我们终于越过了山丘，水牛村就在光线明媚的山脚下，有鸡鸣的声音传来，有农人的吆喝声，催赶着缓慢行走的水牛，有淡淡的炊烟升起，深蓝色的屋瓦，一处处简陋的院落。刘小鹿这时好像已经没有了爬山时的倦容，双手擎着紫红色的运动衫像一只风筝向山下飘去……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她是否实现了入驻城市的梦想，若有可能，我们会否在法桐树荫下，玄武湖畔，夫子庙前接踵的人群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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