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天际下中流

刘大先

引言

“水上有光/河水向前/我一向言语滔滔/我爱着美丽的云。”这是海子的诗，我没法对它进行解读，但隐约感觉它传递出了某种我无法言明的情绪或者感受。迄今为止，我写了有十本书，涉及文学（史）、电影、理论、少数民族等不同领域，既有专著与论文，也有随笔和散文，还翻译过一本美国亚裔文化研究的著作，合著与主编的论文集与史料集也有几种。因而经常会听到意义暧昧的抑扬：“大先手快！”言下之意，似乎我如同一只勤奋的工蚁，至于工作的内容好像是不用脑子的。我对这种赞叹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是想说自己“脑子快”，因为就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而言，根本谈不上到比拼天赋的阶段。我之所以“言语滔滔”，可能是由于心中有所郁结，孤独和寂寞需要一个出口。虽然这样说未免过于文艺，不符合大人君子对于学者形象的规范要求，但我们都需要经受时间无情的洗刷，所以也只能随它去吧。

人们回眸自己的过往，常常喜欢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来进行陈词，那里面包含的情绪非常复杂，可能会有人志得意满，但更多人也许四顾茫然，夹杂着对于已逝时光的惆怅，对于生命历程中所有那些确定不确定的疑惑，对于遭受过的苦楚与获得的些许成绩的悲欣交集。

童年时偶尔看过一部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情节悉数忘却，只记得主人公是一个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后来查了一下，是根据台湾作家郑丰喜的自传改编，七十年代中后期励志的乡土电影。暴风雨中主人公拖着弱小的残躯力不从心地驱赶着养殖的鸭子，这个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一个经久不散的隐喻性意象。我们的人生大约都是汪洋行舟，宏阔大海并无明确方向，即便无风无浪，很多时候个体力量微小，左冲右突也只是在无意识中不自知地随波逐流。

出于个人的偏好，我几乎不读传记或自述，因此自然而然地会推想，没有谁会对别人的人生故事感兴趣，除非他的故事超出于一己悲欢沉浮之外，或者将个体的经历升华敷衍为普遍的共情经验。这方面就我目力所及，方志敏在狱中的《可爱的中国》确实让人感动，我却并没有生逢大时代（这是幸事），也并无过人之德行、事功与才华，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聊聊自己的问学之路。

所谓“问学之路”并不是认为自己真的就找到了学问之道，事实上只是在摸索探问的路途中，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歧路亡羊。曾经有一位才俊跟我聊天说到“学术”，他说有学还要有术才行，就是说光会读书写文章做学问是不够的，还要会经营，比如打造个人IP，培养自己的门生弟子形成圈子，成帮结派建立山头，诸如此类。可想而知我当时的震惊，但旋即我又产生一种理解和包容，这是一种生态，也非始自今日。但一直以来无论从个性还是从求学与工作的环境来说，我都相对比较晚熟，可能是因为资质比较鲁钝，对于复杂的人事缺乏明晰的洞察。这谈不上利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终大家的人生也差不了太多。

理论的准备

一个晚熟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是被动性的，因为他尚没有建立起自己鲜明而坚韧的追求，许多选择并非主动，而是无意识或者被裹挟着的行为。我很小就喜欢读书，但接触面有限，并没有因此而形成某种志向或目标，直到上大学依然如此。大学对于一个从皖西偏僻乡村来到江南富庶城市的青年非常重要，它提供了脱离狭窄鄙陋环境的宽阔平台，我在大学知道了摇滚乐，参加辩论会，报考广播台（当然，以我普通话二乙的成绩显然是考不上的），无疑开阔了视野。纷至沓来的新鲜事物激发出各种兴趣，对文学倒没有特殊爱好，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那不过是一个浑噩无知的乡镇中学生在不知道成绩的情况下胡乱填报的服从分配的志愿。

大学期间有几位老师课上得特别好，一位是潘啸龙先生，讲先秦诸子，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楚辞，曾一度在《中国社会科学》连发四篇论文，放到现在是极为困难了，怎么也得评个“长江学者”之类。他讲课的风格铺张扬厉，可能是先秦诸子本身的魅力予以了加持，所以让人莫名激动。另一位是余恕诚先生，他的风格温柔敦厚，讲唐宋文学，注重文本细读与审美体验。我迄今仍记他对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的解析。还有一次在课堂上当堂做一个小作业，分析王维的《鹿柴》，我的作业被他拿出来单独表扬。虽然我并没有涉及到禅意云云，但是直接的感受让他发现了其中或许潜藏着某种审美能力，这种肯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余老师是我的同乡，唐诗与李商隐研究的大家，为人非常谦和。我本科毕业保送读研，原本想跟着他读硕士，但是成绩排名在第二，他被第一名选走了，我就选了陈文忠先生。

陈文忠老师的课上得很好，有口皆碑，我听过他的《文学概论》课程，板书清晰板正，层次结构分明，是国内较早研究接受美学并将之运用到古代诗歌接受史之上的学者，带研究生的方向是文艺学。我因为没有读成古代文学，不知作何选择时，有一晚在宿舍同室友聊天（当时我们的住宿条件差，一个寝室有十个同学）。有个同学任雪山（此君现在研究桐城派）随口说了一句，文艺美学好啊，理论包打天下。他可能已经忘了这个随兴之言，但我真的因为这个话选择了文艺学。

中国美学江山半是徽人天下。从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开拓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到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代的吕荧，再到我上学时候崭露头角的朱良志和吴琼，各有其专攻，他们的著作现在也几乎是每个人文艺学专业的学生必读书。不过我本科毕业正赶上朱良志老师调到北京大学，我就被陈老师接手了。

我跟陈老师气质禀赋完全不同，他有着上海人的一板一眼，我则性格急躁跳脱，但是陈老师和师母对我很好。陈老师强调经典，让我读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后记开的经典书目。那时候我跟着以研究意象著称的汪裕雄先生、以及康德专家文秉模先生上了几门課，自己凭着兴趣读一些当代理论，已经开始写点关于诗歌的鉴赏文章，可能彼时受法国理论的影响，喜欢飞扬灵动地发一些玄言。陈老师觉得我在修辞上文过于质，告诫我学术文章不要太花哨，主在说理，辞达而已。陈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让学生定期开读书会的老师，可能是他在北大或复旦研修期间学来的形式———读书分享及做笔记的习惯养成。我对那时读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写过专门文章，黑格尔和萨义德也做了很多笔记，那些笔记直到许多年后还用得上。陈先生退休后受国务院侨办邀约，先后赴美国、缅甸、马来西亚诸国讲中国文化，后来出版《中国人文学要义》，尽管有些观点我也未必赞同，但我觉得那是中国大学生都可以读的入门书，曾经在不同场合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推荐过。我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近二十年间只同陈老师见过两次面，作为一个漂泊异地的学生，能做的也就是多多推荐他的著作和思想。时隔多年，当初他在接受美学上所给予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浮现出来，当我谈到“传统”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之上。然而，这也可能只是恰巧的精神契合，我对历史的认知从来都不是历史主义的，一定是关乎当下的。

每个人的过往构成了他成为后来的自己，他的来路即是他不断回溯的归途。我在硕士期间关注的一直是阶层问题，直接的动因来自于“交公粮”的“伤痕”记忆，这种记忆在城里孩子那里完全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一个农民子弟而言则是切肤的痛楚。当城里哪怕是镇上的同学都可以在假期休息玩耍的时候，我却比在上学期间要更加辛苦，得帮家里干农活，然后收上来的粮食有一部分要上缴农业税，叫作“交公粮”。冬天似乎是农闲的日子，又会有修河堤之类自备干粮的无偿劳役，我乡方言中叫作“上工”。在这种处境下，但凡一个敏感的心灵，不产生阶层意识是不可能的。这种农业税费政策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时才开始改革，我都到北京上班三年后的二〇〇六年才全面免除。

二〇〇〇年正值“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当时文艺理论界的时髦人士热衷于谈阶级、种族、性别三大问题，或者至少会引入作为议论的背景性框架。但是，彼时中国的整体思想语境却吊诡地转向了“后革命”氛围，“阶级”这个词语似乎已经被规避出学术话语之外，而因应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将其替换为看上去更为中性的“阶层”。这当然是一种话术，同美国将法国激进理论引入文化政治讨论时的情形极为相似，但我也不得不屈从，甚至都没有直接谈论“阶层”，而采用了“群落”———硕士论文即取名为《文化群落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多元化》，其中出现了两次“文化”，第一个原本应该是“社会”，带有社会阶层分析的色彩。我读的书除了那四种美学经典，更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后殖民主义以及媒介研究的一些理论。国内的学者则以朱光潜、李泽厚、汝信、朱狄、滕守尧、张法、周宪、衣俊卿等人为主，虽然杂乱，也算比较集中，算是理论的准备。

现在回过头看，由于整体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我当时过分强调了多元主义，但隐含的对于阶层分野的关注则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根底里成长期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已经让公正与平等观念根深蒂固地镌刻进生命底色之中。平等与公正两者不尽相同，从学理上可以进行多重辨析，但就生命体验而言，它们融合为一种素朴正义的渴望与寻求，那不是降尊临卑、屈高就下的所谓“底层意识”，而是原初的生命感觉。

文艺生活

硕士毕业正赶上非典疫情，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面试，当时我已经接到了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offer，但是想到除了高考结束去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从未离开过安徽，北京未尝不可以一试。由芜湖赶往合肥出发，站了一夜火车，面试的时候疲倦不堪，也不知道都答了些什么，只记得有一个问题是问我比较喜欢什么理论，我随口答道是存在主义。面试者就换了英文接着问，我也没有答上来，然后那人就说“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啊。我倒是心下坦然，有时候某种人情世故上的迟钝，反而会起到保护作用———我完全没有听出来那话里包含的怜悯与嘲讽，反倒觉得在疫情期间让我千里迢迢来，总归不会拒了我吧。面试完下午还兴冲冲地去天安门和玉渊潭附近玩了一下，晚间再乘车回皖。后来，果然顺利入职民族文学研究所，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

由西方文论转入偏向于民间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随着工作需要，我不得不恶补民间文学的相关诸作，坦率地说，感觉并没有太大收获。那个时候就我目力所及，国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总体而言从属于民俗学，除了材料上也许会扩展一下视野，理论与方法基本上多数移植于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我尝试自学，从图书馆找了一些国外少数族裔和种族理论的书，翻译了一些论文，当练习英语。那些翻译稿没有发表，后来我发现美国少数族裔理论跟国内的少数民族研究有点“隔”，于是也就放弃了。

单位工资太低，可能是全北京事业单位里最低的。为了补贴用度，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兼职，在杨澜的“阳光卫视”做财经记者，给《红色资本家》杂志现学现卖写经济学理论的通俗文章以及财经报道。這是一家强调民营资本权力的杂志，做派与倾向都非常明显，与我一直以来的情感倾向及价值观大相径庭，这也导致我在一年后就辞职了，尽管当时的薪水不差，在北京总体上也算中等。

辞职除了个性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二〇〇五年我考博了。考博这种事于我而言也并没有明确规划，不过是因为同时入职的同事都在考博。我考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文学所的美学，一个是北师大的现代文学，显然这中间充满了偶然因素，前者是因为学术惯性，后者是因为我们刊物主编随口一说。听上去似乎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确实我两个方向都考上，我后来选择了去北师大，想着可能会多认识一些人。毕竟社科院近乎半封闭的生活实在过于寂寥，我住在社科院给新入职员工提供的通州杨庄公寓式宿舍里，时常夜间睡不着到小区园中荡秋千。

那种寂寥会逼迫人找点事情充实自己，我这个期间写了很多影评。室友郑国栋原先在山东学中医，后来考入北大学东方文学，做梵文和印度研究。另一个室友李文彬则是图书馆和情报学专业的，后来改学了儒学。国栋常常有朋友来访，除了外文所的同事，还有诸如搞哲学的柯小刚、诗人陈家坪、作家王力雄夫妇、某个蒙古流浪歌手、某个来自德国的藏传佛教宁玛派教徒，五花八门。他有一个北大校友、毕业于考古系的孙海涛，长期住在我们公寓空出来的房子。我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无形中学到很多东西，也算是潜移默化之功。

杨庄居于朝阳与通州边界，属京东城乡接合部地带，房租便宜，聚集了挺多未成名的文化人。有一段时间我给《音乐时空》杂志写书评专栏，后来才知道跟我约稿的编辑就住在隔壁小区，纪录片导演丛峰也在附近。二〇〇六年，宋庄美术馆开张，开榛辟莽，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独立艺术”的发展，办了个“中国独立电影展”，是“人之道，影之道”展览的组成部分。我偶尔在一个记者朋友哪里知道这个消息，去看了几场。宋庄在那个时候显示出刚刚开土动工的嘈杂气息。红砖水泥的粗劣民房中间忽然会有一大块空旷之地，竖立着与四周景物格格不入的建筑，废弃的工厂成了展览装置艺术的绝佳场地。簇新的酒红色宋庄美术馆孤零零地竖立在一个池塘的南面，东面停车场旁边的空地骄傲地生长着已经爆满的向日葵。关于彼时观感，只剩下一些零星的记忆碎片，倒是认识了当时在做志愿者的枭枭、丁丁和囍囍，成了朋友。她们是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都是犀牛角文学社成员，通过她们又认识了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的张赞波，我们都叫他北太西，因为他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以西。他后来辞职出来开了一个创作室，拍纪录片。我为犀牛角的刊物《灵之犀》写过一篇发刊词《无与伦比之美丽》：“你依然是一柄锋利的刀。你试图奋力起身，划破阴霾密布的天空，如同闪电。你不可能长久地安于宁静和悠闲。不过终于可以坦然，你接受了原先不能接受的东西，变得宽容可靠，所有的美丽，只有自己知道。”是彼时心境的写照。

宋庄电影节后来成了一个年度常项，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和外文所的焦艳一起去看展，她那时刚从韩国留学回来。后来柴春芽过来和她谈恋爱，我常去她家吃饭，聊电影和文学。我跟他们观点不太相同，时常吵架，彼此倒没因此伤了感情。我们一起去过宋庄的艺术家朋友那里几次，但是二〇〇八年因为在西藏和新疆调研，错过了电影节。二〇〇九年再去时已是初秋。在小堡凉风渐起的街头，北太西说打算做“国家三部曲”，陆续做出了剧情片《恋曲》（二〇一〇）和纪录片《有一种静叫庄严》（二〇一一），因为人事悾愡、四处奔波，我只是听说，也没有看到。柴春芽也拍了一部纪录片参展了，回想在杨庄他每日苦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并在作品中大段征引金斯堡的诗句，让我有一种今夕何夕之感。他的电影我也没有时间去看，许多独立电影往往就是文艺青年人生道路上的冗余产品。

二〇一一年夏天，一个从纽约来的朋友Anatoly Detwyler跟我说起去宋庄参加电影节的事情，那时候我在苏州和上海开会。后来据说因为种种原因，凡是报名参加电影节的人员都封闭在宋庄住了一周。二〇一二年的电影节本来打算去，临到时候却得知刚放映就拉了电闸，然后又取消了放映的消息———这些有关独立电影展映的周边事件到比电影本身更加有趣、离奇和富于时代的真实感，以至于它的事件性已经压倒了它的艺术性或者探索精神。整个二〇一二年在中国大地上，有十九个城市，举办了三十二场各式各样的电影展，夏天的时候我偶尔在西宁街头，还看到“第六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宣传晚会。这已经是人人都是“拍客”的时代，影像也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独立电影经历了从“地下”到“独立”的历程之后，忽如一夜山寨林立，也有许多展映方生猝死，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与宋庄电影节一样因故延迟，拉萨民间影像展最后实际上也取消了，宋庄电影节在其中也不再成为多么醒目的事情。

这年年初我路过厦门，和已经离开北京定居此地的囍囍夜晚在筼筜湖边喝茶，聊到独立电影节的初识和草莓音乐节上的相遇，颇觉岁月奔波，人生无常。枭枭去电视台做文娱节目了，丁丁则成了营销大师，焦艳夫妻移居日本了，当年的朋友风流星散，有些是汉水江上初相逢，有些是塞上牛羊空自许，有些是相望于江湖，有些是咫尺便天涯。数年里的社会文化变局也如同人事的代谢一样，让人恍如隔世。就像李文彬在我们搬离杨庄时候说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转折的当口

从开始工作到二〇一三年，十年间，我基本上没有涉及当代文学批评，我的同龄人甚至年纪更小一点的已经崭露头角的时候，我还像一个杨庄北口的文艺青年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学术道路的选择显示出一种身不由己、顺水推舟的模样。

读博的方向虽然是现代文学，我却也并没有像一个本色当行的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一样，进入史料的精耕细作，或者扩展到思想史领域———以既有的学术成果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别的方向短时间内很难做出来一流成果了。我想的是需要结合一下目前所从事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实际，不意间竟趟出来一条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新进路———由此前只是封闭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类的材料入手，以其为对象衔接到现代中国的整体叙述之中，也即后来形成了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主体思想：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对于它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而非局限于少数民族的局部。可能是理论的底子积习难改，加上早先听汪晖与葛兆光的课程的影响，我在论述中多少也有些思想史的潜意识：从时间（历史）、空间（地理）、主体（身份）、语言（翻译）、情感（信仰）五个“理想型”（ideal type）入手，对近现代以来直至当下的现代中国思想转型与文学嬗变的互动进行了论述，这无疑有别于一般文学史的研究，而是尝试消弭过度细分的学科边界的结果。

我的博士导师邹红先生主要做现代戏剧研究，同门也多以戏剧为选题方向，但她对我这个有些另类的选题给予了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并且找来从事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等不同专业的老师帮助提出修改意见。读博期间，我同时进行的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编辑和学术活动组织工作倒是与研究选题密切相关。刊物开设的三大常规栏目，我基本上都负责编过：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主编关纪新先生做老舍与满族文学研究，我也参与了相关课程研习和他作为会长的中国老舍研究会的一系列学术会议。满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也是切进到近现代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性入口，在张菊玲和关纪新二位老师的直接引导下，我从二〇〇四年开始陆续阅读并撰写相关文章，相关的文学与文化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如果说在进京之前，学术关心主要在阶级，此时族群的视野则补充进来，与之相联系的是历史、地理、人口、语言、文化、习俗等系统性内容，而不再拘囿在主流文学和审美话语之中。世界因此豁然开朗。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中国当代文学，既不同于欧美少数族裔文学，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发生发展而较为成型的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类，关于这一点我在不同场合论述过。明确的学科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于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与少数民族的识别、认定、命名及获得公民政治权力同行，其范式在二十一世纪以前经历了三次更迭：“族别文学史（文学概况）———综合与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这几种范式前后赓续，却并不是彼此替代性的，而是如同任何一种文化演变一样是叠加与混杂的。到我介入这个领域的二十一世纪初年，由于文化多元主义结合新进传入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亟待有新范式的发明。此时，我提出“作为中国叙述的少数民族文学”，适逢其时。

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二〇〇四年与《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诸位老师到四川大学，联合当地的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以及四川省文联，召集了全国各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坚力量创办“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我在论坛上依着自己的见解逐一评点诸位前辈学者，在我自己是坦诚交流，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有点“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因此还被成都的一个记者兼书评人写文章痛骂。这让我有些莫名其妙，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许多年过去也依然没有改掉率直的毛病（或优点），因而无形中可能得罪过不少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那么乡愿，那我们写文章发议论就失去其求真的意义了。此后，这个论坛在西宁、南宁、贵阳、桂林、喀什、太原、赤峰、昆明、乌鲁木齐等地每年一度，办了十二届。我因为直接办理会务，跑了不少地方，长了许多见识，交了一些朋友。

博士毕业后有个机会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二〇〇九年初我开始四处联系接受单位。彼时的情形称得上是两眼一抹黑，无任何师友帮助，因为我所在的单位跟国外的联系仅限于民俗学，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太过偏门，在国外几乎没有相关专业，我所能想象的只是找比较文学系或东亚研究系的老师，就自己在网上查找国外高校教授的Email直接写信咨询。幸运的是，我给哈佛大学的Wai-Yee Li、斯坦福的David Palumbo-Liu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三位写信，后两者都回信了。特别感谢的是刘禾老师，我与她素昧平生，而找她联系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她接受我，完全是出于学术公心和提携晚辈的热肠。在她的周到安排下，我进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中心（ICLS）访学，并且很顺利地在纽约一三六街落脚，同住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双林、首都师范大学的孟庆澍和河南大学的高继海。

彼时ICLS的主任是斯皮瓦克，她是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著作多有中译，对我饱含善意。刚去不久她请我吃饭，具体的交谈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有一句印象深刻，她叮嘱我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要open mind。另外一位布鲁斯·罗宾斯教授，是美国“新世界主义”（New Cosmopolitanism）的代表人物，我去听他的课，课后他约我吃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曾经来过中国，Intellectuals，Feeling Global：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等著作也都有中译，我读过其中一本，他挺高兴，对我青眼有加。有一次我去听伊格尔顿讲座的时候遇到他，他让我去同一位好像是希腊或者意大利裔的教授Stathis Gourgouris打招呼，并告诉我他是新任的主任。虽然我不太懂欧美学界的社交礼仪，但能感觉到他是希望我结交新人缘。

哥大是我待过的最好的大学，除了选修了几门课以外，只要时间允许我几乎去听所知道的所有讲座，那些信息一般会出现在邮件组或者图书馆和各系的布告栏上。有的讨论会还管饭，简直让我开心极了。纽约是名流荟萃之所，我像追星族一样去追捧思想界大佬齐泽克、巴迪欧或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演讲，他们曾经都只是在书本和网络中见到的人物。刘禾与李陀住在西一一六街与Reverside Dr.交界附近，巴纳德学院西边的公寓。周末我有时候会被邀请去聊天吃饭，在那里见过一大堆学术和文艺圈人士，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只是默默听他们聊天就能收获很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没有家庭的牵绊，没有生存的烦恼，没有工作的压力，一个人无拘无束，有无数新鲜的事物和体验，简直就是最理想的自由生活。我没有太明确的目的，只是像海绵一样吸收遇到的各种信息，纯粹对于知识的热爱让我心满意足。

在那之前，我已经读过刘禾老师几乎所有的著作，但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后来一年访学期满，刘老师希望我多待一段时间，替我申请了一个职位，协助她教一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课，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笔收入，可以维持生活。这个过程对我的学术思维与方法是一个非常正规而严谨的训练，尽管经常被她批评，但内心依然洋溢着自我提升的幸福感。李陀几乎每周都会找我聊天，他从不聊日常生活或者娱乐八卦那些闲谈，总是集中于艺术史、文化现象以及某个热点的学术话题。九十年代就是他最早策划“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创办《视界》辑刊，将跨学科的方法与理论引入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批评与研究领域。他那种对于现实永不枯竭的热情和犀利敏锐的视角，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看待中国革命以及当代文化的思考与观察方式。这一切成为后来我转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滋养。

迟到者

一个学者观念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渐从模糊到清晰的缓慢过程，这中间有外在因素的帮助与改造，更多是内在自我不断涌现的今日之我与旧日之我的纠结与战斗。尽管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敢说自己真正意义窥见了学术的门径，但多少也略有心得，这个心得来自一直以来持续不断的读书与写作。从二〇一二年开始，我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评论集与随笔集。最早出版的电影相关的文集《时光的木乃伊》，收集的是我历年写作的影评与论文，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约稿。后来可能责编感觉不错，又跟我签了四本书的合同，计划就文艺生活的各个面相各出一本既具有知识与学理又不失趣味和可读性的文集。后来这个系列相继出了写电影的《无情世界的感情》，写读书的《未眠书》，写旅行与田野调查的《远道书》，原本要写一本关于音乐的，但实在没时间，就放弃了。这些写作既是学习也是滋养，我不想让生活仅仅变成单一的学术工作。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人性内在的复杂性，使得书写原本就应该是参差多样的。

也许是因为出的几本书被人注意到，所以二〇一三年我得以被推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第二届客座研究员，同批的客座研究员有几位在当代文学界已經颇有名气，而我不过是籍籍无名之徒，所以非常感激那些推荐我的不知名热心人。中国作协的领导李敬泽在聘任仪式上特别强调要关注当下的文学，后来的一年中在各地办了六次全体客座学术会议，都是关于当代文学现象与问题的讨论。这让我同最为活跃的当代文学界开始有所接触，开辟了一条介入到主流文学的通道。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

学术研究与具体批评之间容易产生张力，前者很多时候后者会被视作浮皮潦草没有学问的言说，而前者难免遭遇脱离实际高蹈空洞的指责。这些都是似是而非之辞，其实两者并行不悖，具体到个人那里反倒有可能形成良性互动。至少就我的经验，关注文学生产的现场批评为深入的研究带来了更为鲜活灵动的材料与启发，学术上的理论与方法积累则为批评补充了整全的视野。二〇一四年，现代文学馆替我们这一届客座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书。我那本叫《文学的共和》，整合了此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想法，尝试在结合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刷新古老词语的内涵，提炼出带有总体性意味的命题。这一年我早先翻译的《陈查理传奇》版权也从香港转到上海，这是一本研究美国华裔历史与叙述的著作，从方法上来说，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历史化”。我翻译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国内如果有人对蔡东藩及其演义系列小说或者黄飞鸿的真实与虚构进行类似的历史梳理、田野调查与社会学分析，一定会写成特别有意思的作品。

我的学术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以其作为对象生发开来。最初出的学术专著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这书并没有任何宣传，也没有那个意识，但是不少师友写了书评进行商榷，前同事刘宗迪（他去了山东大学，后又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在微博上开玩笑地说，是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二点零时代。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但后续影响确实不错，后来日本名古屋大学的陈朝晖教授（现任教于清华大学）与山城智史先生将它翻译为日文，二〇一九年在日本东方书店出版。我们当时不认识他们，他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好几处错误，都一一做了修订，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与鼓励，心中充满感激。二〇一六年，暨南大学姚新勇教授策划“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跟我约了一本《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这本书上编是新世纪十年的编年小史，下编是批评话语的归纳与辨析，附录了三个访谈简述了我从业以来学术观念的变化。这本书的海外版权已经签出去，希望英文版早点出来。二〇二一年，在一个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的基础上，我出版了《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一八四○———一九四九）》，尝试由旗人文学出发，连接起近现代文学史、社会史与心灵史的变迁，从而重绘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人在转型的世界中界定自身身份与认同的图谱，算是多年来关注满族文学的一个总结。这三本书从内在话语理路来说，构成了“理论框架———批评文本———文学史”的综合结构，应该说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典例式的推进。

如果说，从考古发现的文明起源和现实中的多样性文化而言，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民族样貌是“千灯互照，万象共天”；
而就历史进程中的连绵不绝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而言，其发展过程和形态则是“夷夏互动，华夷一体”；
因此，理想化的图景应该是“自他不二，相依共进”。这大致就是我设想的一种观念表述，期望对费孝通先生的提法有进一步细化与推进。

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尽管起步不算早，但我比较勤快，所以也积累了比较可观的体量。目前集成书的是《卮言》和《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两本。《卮言》的内容分三辑：“絮语”是当代思潮和文艺的现象与問题讨论，“窥象”则是电影及其相关的评论与随笔，“谈文”是关于作家作品的札记。这本书是黄山书社刘莉萍的约稿，她的起意是做成那种随笔性质的雅致小书。我原先给书起名《先见》，因为其中有些篇章就是取自我在《文汇报》开的专栏“先见”，倒不是我自诩有何种“先见之明”———事实上，“见”既有“洞见”，也有“盲见”，更多的倒也许是“不见”———而是这个题目字面意思正好符合这本书的意旨：我名字中的“先”，加上一个“见”，表明是个人的一己之见。有意思的是，在出版送审的时候，不知道触动了哪位审查者的何种心弦，总之就是不许用这个词语，可能觉得我还不够资格有“先见”吧。

《从后文学到新人文》是金理替上海文艺出版社“微光”文丛的约稿，我起初交的书稿是《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但是他更倾向于我在《小说评论》开的专栏“后纯文学书写”，一定要我将那个专栏整合为专书，便是如今这本。后来《贞下起元》我就交给了中国言实出版社的王昕朋。《从后文学到新人文》是随着我涉入当代文学批评日深，产生出来的问题意识的一些思考。很明显批评者与研究者普遍对当代文学的整体生态存在着不满，但从文学内部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当代文学伴随着文化融合的态势，已经很难界定清楚自身的边界，书写文化面对新型媒介中的电子文化日益式微，随之而来的是十八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濒临瓦解。未来已来，然而过去未去，这是一种杂糅的状态。该书每一章就一个具体现象展开，其理论话语的背景是试图进行跨学科的尝试，以解释现实文学演变并瞻望其未来的趋向。

关于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不想再重复说过的话，如果说要总结一下要点，我想可以归为三点：现实感———立足于问题导向的实践与功能自觉，历史化———建立在学术史基础上的对话与延伸，总体观———跨越具体学科与门户之见的宏大格局与关怀。这是学术自我慢慢获得觉醒的结果，过程缓慢而充满曲折。我虽然很在意，但也没有过于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被人挑刺或指责，也觉得“悔其少作”既矫情又无必要———你怎么能设想一个完美作品的出现？而以后见之明嘲讽过去的稚拙并不能生产出有意义的识见。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发表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要比叙述别人的一个真理更有意义；
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才是一个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你不过是只鹦鹉。”我们都是历史中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总是在不断地成长（或者退化），重要是面对那一刻真实的自我。

拥抱生活

许多朋友说我的文章与论著有种使气逞才、纵横捭阖的风格，也就是所谓“主体性”比较强，其实回到生活和思虑深处，我时常被犹疑、困惑与巨大的惶惑所侵袭。这一点难以厘析清楚，正如我们无法窥见灵魂与命运的奥秘。但若没有这点犹疑与困惑，那恐怕此人也不太可靠，甚至有点骇人———文中的性情也便显现为写作者的诚与真。

前几天读到一段话，说到“少年精神”：“他们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精力旺盛，理想定得很高，沉浸于大人已经不再坚守的主观生活中：他们想象，有着热烈的精神趣味；
他们高尚、无私，一派天真，不会装模作样，故作姿态；
他们空想，勇敢、求真，他们凭本能、悟性而动，又绝不轻易放弃理想，为了心底那个高于生命的理想，他们，只有他们才肯扔弃生命，不惮牺牲。“那种理想主义的高蹈我未必做得到，但依然有一颗难以世故的少年之心。

想起来二〇一七年六月，去苏州大学参加“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研讨会的时候，我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发言。当时有批评家说到阅读的品位问题，认为一个批评者应该选择出那些“好”的作品。这当然没有问题，也是批评的一种功能，但是也隐藏了一个未曾明言的“经典化”思路，这个思路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一个称职的或者更客观地说一个意图让自己的批评文本具有公共性而不仅仅是个人趣味展现的“意见”，那么他（她）需要对整个文化生态都进行观照，而不会认为自己的审美偏好与倾向具有不证自明的评判权力。所以我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现场批评的人，很多时候如同一只蜣螂，在文本的粪堆中劳作，他（她）的贡献不在于挑挑拣拣，而是一视同仁，成为一个时代文化上的清道夫。那种细大不捐的吞吐和横扫一切的气度，是一种接受一切生活所赋予你的东西的能力，证明了批评与研究没有窒息于某种狭窄与封闭观念的活力。这个话说得有点“少年精神”，实际上是回到了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后现代与解构精神填满了我的脑海，兜兜转转多年后又回到了那最为素朴和根本的完整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关注上。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个身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总是会获得某种身份与角色定位，对于完整的个体而言多少会存在化约与裁剪。比如我时常被认定的就是两个身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当代文学批评者”，这实在是令人无奈的事———即便从学术自身而言，我相信自己也是开放的、多面向的。借用语言学上的术语，这种主要社会角色就属于“非标出项”（the unmarked）。作为多重维度纵深的具体个人，“标出项”往往给人“斜杠”感，人们更倾向于称赞他（她）在专业以外的建树，因为专业会被认为理所当然。他（她）自己也乐于如此表述，比如徐文长自谓“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齐白石自称“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林散之自言“诗第一、画其次、书又次之”……这种自我认知与他者定位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差异之间也许透露出自我与他人的不同诉求、渴望与不甘。

说这些并不是要强调自己有多方面才能，而是说光风霁月之人面对的是无边无涯的世界，光明俊伟的人格通达无穷无尽的远方。无论何人，当其人生在世俗社会中日趋窄化，内心中多少会产生一些遗憾，那是对于生活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欲求。走上学术研究与批评的人生道路，在我而言实际上是被动的、跌跌撞撞的旅程，但若真要探求其他的选择，心下也是一片迷惘。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无法回头，无法假设，只能顺其自然，坦然面对。“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这大约是隐隐约约的宿命。“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更何况根本谈不上“惊海内”，重要的是生活本身。热爱生活，并尝试让它尽可能变得充实，这就不负此生了。一百多年前，青年鲁迅谓，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
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其寻索之“精神界战士”，念兹在兹的不就是由己及人的生活吗？这便是写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艺评论、学术研究）的初心与目的。如果不关切现实，那么那种写作再精致也不过是茴香豆的不同写法。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很可能是所有人）写的都是速朽之文，但它们也并不因此就毫无意义———它们构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参与并且践行历史的形式。虽然也许个体微小的行动注定会沉寂在宏阔历史进程之中，但我们不能让那种期待永恒的迷思遮蔽了当下的生活。

拥抱生活，就是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宋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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