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历史逻辑探究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历史逻辑探究
摘 要：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大发展的反映，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流淌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蕴含着近代中国国情的历史规定，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历史实践，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智慧。它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拓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历史产物。
关键词：新时代;协商民主;历史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形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成逻辑，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是
中华传统文化内在影响下的理论创新，更是近代国情历史规定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的特质。探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有利于把握协商民主的意涵，厘清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脉络，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影响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有着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指出，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1]。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母体孕育着协商民主的因子，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内在根源。
（一）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文化土
壤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可见，协商民主是在承认差异性、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寻求共识，达成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孕育着这种“和合”思想，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中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记载，“和”包含差异，“同”则是完全一致，如果事物毫无差别就无法发展。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以和為贵”“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达到和谐。道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主张阴阳对立面之间因碰撞得以调和，事物在矛盾共同体中得以并存。佛教强调“六和”，长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乐的处事态度。“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倡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和而不同思想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之间协商的前提就是尊重差异，同时对于不同的建议采取宽容的态度，具有包容性。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理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文化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继承了和而不
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
（二）仁政爱人的民本思想蕴含着协商民主的因子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与中国长期以来注重民本的历史相契合。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初步形成，孔子把君民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的关系，主张爱民富民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民意，开创了“贞观之治”。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包涵着“仁政”的理念，强调以民为本，尊重民心，倾听民意，和协商民主理论相契合。此外，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理性决策，了解民意，还设立过谏议、朝议、庶民议政等制度，这些咨询式制度包含的协商和辩论为
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来源。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批判吸收民本思想的精华，发展了民本思想，扩大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在实处。
（三）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与协商民主的共同体追求相一致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是集体主义原则的体现，强调的是一种共同体意识。孔子主张“见利思义”， 孟子提倡“天下国家”，“义”就是公利、公义，不是个人利益，他们主张通过完善的道德修养逐步达到大公无私的圣人境界。墨家强调“兼爱，非攻”“举公义，废私怨”。法家主张通过法律规范约束，使人民向“公”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历朝历代都强调天下为公的理念，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道德的至高追求，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政治抱负，使兼济天下、公共利益至上的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将协商民主和国际治理联系起来，提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
化分歧 [3]。习近平将协商民主理念融入到国际治理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蕴含着协商民主的因子，孕育着中国人多元的协商意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土壤。
二、近代中国国情的历史规定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由独特的历史命运和近代中国国情决定的。
（一）近代国情推动先进中国人进行民主探索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天国”的美梦中醒来，不断地向西
方学习，探索国家出路，开始“开眼看世界”，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郑观应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在近代中国萌芽。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还要实行西方的制度，在19 世纪末的中国掀起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但只是昙花一现。20 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过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中国人民依然处于苦难和屈辱之中。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兴起和发展，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活动失败的事实，民族危机的继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逐渐凸显，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此时，俄国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送入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比较、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国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发生转向。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其中蕴含着鲜明的协商民主思想，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产生提供了根本指导，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产生的。
（二）救亡的历史主题规定了协商民主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外无民族独立，饱受列强欺凌，一次又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内无民主，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救亡启蒙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各阶层都试图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然而，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难以肩负起这个重任。农民阶级由于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不能单凭自身的力量求得解放;地主阶级占有并兼并大量土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官僚资产阶级剥削人民、挤压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两者均不可能完成救亡中国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数量不多，单凭自身力量也难以完成救亡中国的任务。伴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中国追求民主的革命力量越来越多，追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团结合作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为了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反帝反封建的
力量，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必须团结起来，组成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体”。然而，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群体分别代表各自的利益，如何在保持各自分歧又保证各方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实现救亡图存这一目标成为各方面临的问题。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需要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需要各方包容差异、加强合作、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由此催生了中国特有的协商民主政治。因此，协商民主作为近代中国内生的民主形式，不是按照某种民主理想和民主模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5]。
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诉求，动员、汇聚了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在救亡中国的过程中内生出中国特有的协商民主政治。近代中国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协商民主之路，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内生逻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党在团结各革命阶级联合救亡过程中逐步把协商民主实践化、制度化。
三、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历史实践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从新民主主义协商民主发展
过来的，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团结民族力量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进程中[6]，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活动、对创建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领导的重要方式。
（一）协商民主是实现党对革命活动领导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以协商谋求革命力量的联合，力求团结和带领各方社会力量推动中国革命的开展，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协商，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内部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协商民主。
1.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这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三个阶段的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处于幼年时期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完成革命任务，经过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之间的民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国共合作形成之初的协商民主未能贯彻执行，两党并未实现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最终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卢沟桥事變”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中国共
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两党都为全民族团结以及协商民主做了努力，在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承担的任务，就是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磋商和谈判，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朋友进行民主协商[7]，但由于国共两党力量的悬殊，两党之间的协商民主是不健全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最大限度地把抗日力量凝聚起来，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平等相处、真诚相待，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民主政权机构和组织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三分之二，这极大地调动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各方的抗日热情，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三三制”政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民主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萌芽。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同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保持往来，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平等对话，形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方式和作用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
2.党内协商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还体现在党内民主及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践举措上。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善于
运用讨论式调查的协商方式。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通过讨论、争论、协商以及讨论式调查的方式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8]116。毛泽东主张在调查时要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让党员尽可能发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虚心接受党员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讨论式调查的方式较好地培养了党员的协商民主意识，在党内形成浓厚的协商民主氛围。其次，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级组织虚心听取下级组织的意见，下级组织积极向上级组织汇报工作，各方面意见得到表达，涉及重要问题由党委会协商讨论，党内协商民主得以实现。民主集中制所呈现出的协商民主意蕴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内协商民主。最后，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他人批评找到自身问题和缺点，通过自我批评反省自身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内同志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利于提高党内协商民主的自觉性。
3.群众协商民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质和精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只
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原则。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136 他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9]中国共产党遇事和人民商量，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协商民主意蕴。
（二）协商民主是实现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创建的过程之中，政治协商建国是中国建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伟大创造，显露了我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历史逻辑。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唤。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抗战胜利后，斗争将集中在建国问题上，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并且敦促国民党政府召开各方政治协商会议，商建民主联合政府。但蒋介石在 1946
年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发动不得民心的反人民战争，结果不到两年就在战场节节败退。此时，中国共产党依然主张建立新型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不包括国民党及其追随者。在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把建立新中国政权提上日程。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1948 年 8 月开始，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努力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分期分批护送民主党派及各方人士到达解放区，就民主建国和新政协召开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等决议，发挥了创建新中国国家机构的职能。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协商原则，有关新政协的主要任务、参与单位和人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内容、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等都是多次充分协商之后拿到会议多次进行讨论，最终以投票方式通过的。从新中国成立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凝聚各方力量，各方力量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实现了民主参政。历史的看，协商建立新中国是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和成功范例。
（三）协商民主是实现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式
1949 年到 1954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拥有立法、选举、决议等重要的国家权力，为我国的立法制度、决策制度、政府制度、政党制度等多项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协商民主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存在，其职能向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转变。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内共同参与国家制度建设，就诸多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则积极开展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基本格局形成，多党合作制度得到发展。所以，协商民主是实现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式。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和价值追求规定了近代中国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积累了协商民主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中国共产党历史地选择了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在新中国的创建以及之后的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将协商民主落在实处，使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宏观政治协商层面得以确立和发展。
四、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薪火相传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中创造了协商民主政治，而且高度重视协商民主思想的历史传承和接续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大繁荣大发展的反映，更是对协商民主思想的历史传承发展。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源头，在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向前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探索，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
“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黨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1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面对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利益矛盾，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不仅把协商民主提升到“民主形式”的高度，并且把其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内容来抓。胡锦涛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理论，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发有关文件，推进协商民主深入发展。2012 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2]，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开启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新征程。习近平发表了系列讲话，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精神实质、探索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路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就，发出了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号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接续发展的历史产物。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发展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它印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具体国情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和遵循。在近代国情的历史规定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协商民主这一对革命和对新中国创建的领导方式，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逻辑前提;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政治基础;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和路径，开启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篇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发展，从非制度化到在国家宏观政治层面的确立和发展、再向基层社会领域的逐步拓展、再到新时代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全面发展，反映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有着深厚的内生渊源，民主模式没有固定的公式，中国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
合乎历史逻辑的内在产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同时也将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中国借鉴，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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