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在南越的“面对面”宣传
朱美娣
摘要：“面对面”宣传是美国冷战期间在南越采取的一种新型宣传方式，目的在于赢得南越民众对亲美政府的支持，以达到遏制共产主义阵营扩展的目的。其实施主要通过“爱民行动队”“文化戏剧队”“武装宣传队”等载体，它们虽具体实施手段略有差别，但任务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宣传南越政府的“惠民”政策，吸引百姓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亲美”宣传，塑造美国“慷慨无私”的“救世主”形象。“面对面”宣传因具有专门针对性、直接亲切性和灵活深入性等特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本质和南越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美国;越南;“面对面”宣传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3-072-08
宣传是一定社会组织运用各种思维方式传播事实和观点， 用以引导、 控制人们思想倾向的过程①，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见和态度。它也是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从而达成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其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越南更成为“宣传战”的重要战场。美国先后在越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可谓手段迭出、 五花八门。其中， 传单、 海报、 广播、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介的运用，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①。除了这些常见的媒介宣传，美国还针对南越的具体形势，使用了新型的宣传方式——“面对面” 宣传（Face-to-Face Communication）。這一宣传形式较少为学界注意，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究，以揭示冷战时期美国“反共”手段的隐蔽性和多元性。
所谓“面对面”宣传，是指宣传者直接到现场与宣传对象进行口头交流的一种宣传方式。相对于传单、海报和影视等载体，它虽然在时效性和突破时空限制性等方面不如大众传媒，但它具有专门针对性、直接亲切性和灵活深入性等特质，在实现具体目标方面更加有效②。美国选取这一方式进行尝试，主要源于其对赢得“心理战”这一目标的考虑及南越政权面临的迫切问题。
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暂时被一分为二。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展，美国开始扶植南方“亲美反共”的吴庭艳政府，试图将其作为“反共”的“桥头堡”，并一再强调南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军事家艾森豪威尔曾在1959年宣称：“南越被共产党统治将会使共产主义势力进入周边几个‘自由’国家。几个东南亚国家将受到威胁”，“失去东南亚将给我们及‘自由世界’带来严重后果”③。其时吴庭艳通过篡改选票等手段当选总统，合法性备受质疑;而且执政后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不得人心。为了赢取民心，美国加强了在越南的“反共”宣传。法国撤退后，美国新闻署将宣传材料源源不断地运进南越，资料显示，仅1954年下半年就散发了5000多万份宣传材料，涉及的主题有180个左右④。
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南越境内革命势力发展如火如荼更令美国不安。针对南越境内越南共产党的“叛乱”，肯尼迪政府强调利用“特种战争”来“反叛乱”，其中首要的是运用心理战。1961年5月11日，肯尼迪签署了第5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52），明确提出心理战、经济战和军事行动等要齐头并用：
要防止共产主义统治南越，就要在南越创建一个可行的、日益“民主”的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速实施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军事、政治、经济、心理的和隐蔽性的行动⑤。
1965年，美国部队进驻越南之后，美国政府明确把心理战定性为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首要战争”。它就是美国总统约翰逊所谓的“另一场战争”（the Other War）——为控制人民和赢取他们的忠诚而进行的一场政治、经济、社会相关的斗争，即“争取心灵和思想的战争”⑥。约翰逊反复强调“另一场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华莱士·格林将军在1966年1月17日发表的演讲中也坦言赢得“另一场战争”的必要性：
你可以杀了每一个越南共产党党员和在（南）越的北越人，但还是会输掉这场战争，除非越南村庄恢复，政治重组①。
因此，美国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帮助南越政府稳定局势、赢取人心，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殖民之嫌，美化自身形象，让越南人相信他们是乐善好施的、没有任何企图的“好朋友”。为此，美国极力加大宣传力度。除了大规模的大众媒体宣传，美国还开展了“面对面”宣传这一新的宣传形式。美国为何要开展“面对面”宣传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首先，越南农民是美国要争取的主要群体。越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群体，截至1965年，全国仍有2/3的人口生活在乡村②，乡村主要是由乡绅组成的乡村委员会（Village Council）自治管理。农民的世界很小，他们极少关注村子以外的世界，只忠诚于家庭和村社，最关心的是家庭的福祉③。只有涉及自己或家庭的利益需求时他们才会做出最快反应④。且越南农民不是道德主义者，他们像风中的竹子一样“随风倒”，哪一方对自己或家人有利，他们就支持哪一方。“传单、海报、杂志和广播等内容虽然能够触动他们”，“但与信任的人面对面的口头交谈才能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⑤。
其次，越南农村普遍封闭落后。当时越南广大农村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美国评估报告称，由于吴庭艳政府对农村的忽视，农村人口在其执政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处于落后和愚昧的状态”⑥。而且95%的越南人都是文盲⑦，大多数人有阅读困难，普通农民也很少看报纸或杂志，印刷品对他们的作用有限。再加上农民的生活艰难且平淡，娱乐活动匮乏，传统戏剧和传统音乐表演等形式较受他们欢迎（在越南，文化戏剧的流动演出自古至今都很盛行）。
再次，与越南共产党宣传竞争的需要。为了赢得农村战场，越南共产党从吴庭艳执政时期就开始重视农村的宣传：“在南越多年的政治斗争中，宣传是党过去常常打败敌人以及每天在人民群众中发展革命运动唯一的强大武器。”⑧ 越南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大多通过“面对面”接触来开展而不是大众媒体⑨，他们派宣传干部下乡，与村民同吃同住，说服他们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因而势力迅速增长，很快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因此，美国积极协助南越政府争夺人心，扬言要让越南共产党成为“无水之鱼”。
最后，“面对面”宣传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计划实施的“面对面”宣传受众定位精准，有专门针对性。工作人员一般亲自到现场，每天跟村民同吃同住，与他们交谈，了解其所想所需，还给他们提供戏曲和电影等娱乐，可解决不识字的农民无法阅读及没有无线电设备收听广播的障碍。如果宣传得当，还会口口相传给其他人群。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谈话过程中判断自己的推销方式是否得到认可，如果不合适，他们可以立即更改。其他宣传方式很难做到这一点”①。
正是基于这些考量，美国组织了大量心理战工作人员深入越南农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面对面”宣传。这种宣传的具体承担者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爱民行动队”、“武装宣传队”和“文化戏剧队”。
二
美国精心培训的“爱民行动队”“文化戏剧队”“武装宣传队”虽然都为赢取越南民心这一大的战略目标服务，但在具体人员构成、活动方式及直接任务方面各有差别。
（一）“爱民行动队”
“爱民行动队”（Civic ActionTeam）是美国在南越“面对面”宣传方式较早的承担者。“爱民行动队”的工作大致始于1955年越南共和国成立之时。當年吴庭艳通过篡改选票等手段当选总统，上任后又独裁专制，不得民心。1956年就要举行全民选举②，吴庭艳能否当选实在是大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处心积虑地帮助吴庭艳政府笼络民心、稳定政局。为此，美国特地调派著名的心理战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③ 赴南越开展“心理战”工作。兰斯代尔的策略是从重塑政府工作人员形象和军人形象入手，选择以行政基础较为薄弱的农村为主要阵地，来展示吴庭艳政府对民众的“关爱”之意。“爱民行动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组建和开展工作的。
首先，重塑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当时南越的公务员大都态度傲慢，不受民众欢迎。为改善这一不良形象、适应新的形势，美国调遣驻南越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特别是南越社会行动部、教育部、公共卫生部及青年与劳动部的顾问组成培训机构，选择部分人员进行培训。这些受训人员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是南越的公务员;一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中公务员为主体，大学生志愿者为辅助。培训结束后，由他们组成“爱民行动队”下基层开展工作。
1955年春，兰斯代尔派遣培训合格的“爱民行动队”下乡开展工作。他们工作的区域主要是广大农村，特别是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撤退后的权力真空区。这些工作人员统一身着普通劳动者常穿的黑色衣裤，以“亲民”姿态出现在农民面前，且按要求与农民同吃同住、苦乐与共。
据美国有关文件， “爱民行动队”的预定工作程序如下：首先，召集村民开会，宣讲他们为什么来这里？来这里做什么？重点宣传政府对民众的“关心、爱护”之意以解除村民的疑惑和反感。其次，修建必需的工作场所，主要有：村礼堂，作为村官开会及政治研习场所;综合信息大厅，用于发布新闻、传达政府的有关信息;学校，让农村孩子有书可读;诊疗所，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按要求，这些场所要就地取材营建，以简朴为主，一改过去政府官员作威作福的傲慢之态以获得民众好感④。
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他们还要根据当地情况，修复破损的道路和毁坏的桥梁等，以便民生。据报告，仅在1959年一年时间内，“爱民行动队”就修筑了152座桥梁和274千米的森林公路⑤。如果在边远地区，还帮村民修建蹲厕、防控疟疾、放排污水等。此外，他们还在“解放区”建立医疗站，最高峰时期每天治疗1万人。
另外，兰斯代尔团队还很注意这些工作的可持续性，要求工作人员选择一些村民进行简单的教育和医疗技能培训，以便工作组撤离之后他们能继续维持小学和卫生所的运行，甚至还为村社训练民兵以便自卫①。
值得注意的是，“爱民行动队”的这些工作大多通过拍摄现场照片、印制各种传单来宣传和展示以扩大其影响，从而赢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其次，重塑军人的形象。南越军人长期受法国人的影响，对老百姓态度傲慢。士兵还常常在军事行动中趁火打劫，偷盗百姓的东西，引起民众的反感和厌恶。为了消除南越军队的恶劣影响，兰斯代尔专门成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对南越军人进行“心理战”培训，“详细讲述改善军民关系的方法”②，向军官示范深入基层怎样与平民交流和相处。受过训练的军官被派去乡村尤其是越盟刚撤离的地区工作，他们通常利用一些小品和短剧等表演形式向民众展示士兵的好、坏行为;演示如何回应越南共产党的宣传及怎样应对越南共产党发动的示威，甚至包括收集情报的方法等③，但效果不很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学校和课程缺乏最高层的支持;另一方面因为越南士兵工资很低，他们常掠夺民众财物以增加其收入，引起民众不满④。
其后随着局势变动，“爱民行动队”的宣传重心也随之变化。1965年，美国部队进驻后更侧重于美国“和平使者”“救世主”形象的塑造，宣传方式大体不变。
由此可见，“爱民行动队”活动时间较早且长，工作因时势需求而变动，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坚持当面向村民宣传南越政府和美国的“爱民”之举以强化民众的好感和忠诚;同时歪曲、丑化越南共产党形象以增加民众对越南共产党的反感和憎恨。
（二）“文化戏剧队”
与“爱民行动队”不同，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立的“文化戏剧队”（Cultural Drama Team）旨在通过娱乐的形式来实施“面对面”宣传。
“文化戏剧队”最早成立于1966年3月，成员来自政府各个机构，由行吟诗人、教师、说书人和新闻广播员组成，5～9人组成一队，男女混合。“文化戏剧队”的工作基本要求是：须全职驻村表演;与村民同吃同住;节目须为宣传服务，为政府的利益服务⑤。每位队员被教导要时刻牢记3个原则：“当你来时，让人民高兴;当你在时，让人民爱你;当你走后，让人民想念你。”⑥
“文化戏剧队”的成立主要受北越和越南共产党剧团的影响⑦。由于越南共产党经常利用戏剧开发各种文化戏剧节目，走村串户、巡回表演，“传播有关共产主义的言辞，号召反对南越、抵制美国”⑧，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产生了较好效果。因此，美国效仿越南共产党，大力支助南越创建“文化戏剧队”，通过娱乐实施“心理战”。美国甚至宣称：“今天，越南这个戏剧传统，被南越的‘文化戏剧队’继承了。”⑨
“文化戏剧队”的活动都会事先精心筹划。总体而言，一般月初开始选择节目，多为符合农村人口味的歌曲、小品和戏剧等，然后精心彩排，排练好后下乡演出。一般一天两场，演出内容包括传统和现代的越南歌曲、魔术、小品、戏剧、舞蹈及幽默故事等。演艺人员要求穿着越南农民传统服饰——黑色宽大的长衣长裤，与村民同吃同住。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办公室（the Joint U.S. Public Affairs Office）会安排车辆或船只搭建专门的舞台驻村或沿河表演。大约20天后回到总部汇报，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更好地运作，美国为“文化戏剧队”提供了大量的活动资金。据统计，一年维持一个8人组的剧队的费用，以1968年的工资水平，大约是100万披亚斯特（piaster），这还不包括最初的装备费①。美方顾问甚至称：“我们15个队在农村的每天运行成本支出，相当于10个105毫米炮弹的费用。”② 此外，美国还创办了一个期刊——《文化戏剧》（Van Tac Vu），专门为“文化戏剧队”提供素材和情报等。
这些“文化戏剧队”在越南农村地区巡回演出，具体而言，主要执行4个任务③：
一是进行“反共”“亲美”宣传。他们通常借助小品和戏剧等诽谤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和中国;演唱“反共” 或亲政府的歌曲， 如爱国歌曲 《越南， 越南》《我们的家》等;播放“反共”“亲美”电影和广播等。
二是宣传南越政府政策，鼓动越南共产党党员“归降”。在驻村演出之余，“文化戏剧队”成员会公开宣讲政府“惠民”政策及相关招降信息，并上门游说越南共产党党员家属及其亲朋好友劝其“归降”。
三是“培养文化种子”（cultural seed planting）。这个任务主要针对中小学生，通常会教孩子们唱“愛国”歌曲和越南民歌以培养其“反共”“亲美”意识，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增加对南越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四是保持文化戏剧工作的可持续性。“文化戏剧队”除了自己的演出，还要留心培养和帮助当地的艺术工作者，在当地组建村级和乡级“文化戏剧队”，以便他们离开后工作能够持续开展。
（三）“武装宣传队”
相比于前两者，“武装宣传队”（Armed Propaganda Team）是一种更特别的“面对面”宣传，因为它的成员主要由投降的越南共产党人员组成。
美国利用投降者实施“心理战”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64年。是年夏，他们组织了一个 “心理战”武装小组（Armed Psychological War Team）（主要由投降的越南共产党人员组成）入村工作，通过演说和戏剧表演宣扬政府“惠民”政策和“归降”政策，同时通过与村民交谈了解其对政府的不满，结果这个创新非常成功。于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实施了“武装宣传队计划”④。
“武装宣传队”队员行动前，通常要接受美国“心理战”人员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心理战”技巧和军事战术等方面的课程，告知他们正确的着装、举止及当前形势、政策等;然后讲授劝说越南共产党干部“归降”的技巧及在大规模人群和少量人群中宣讲的技巧，组织室内面谈或室外表演的技巧及如何对待“归降者”等。此外，还有一些预备军事练习和实践练习等⑤。
培训合格后，“武装宣传队”被派往各个省、区实施行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会议或座谈，结合自身经历宣传招降政策，谴责越南共产党的“罪行”，反驳越南共产党的宣传;接触、引诱越南共产党党员“归降”南越政府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归降者”，亲自“现身说法”，更能赢得受众的信任①。如1967年获得南越总理授予勋章的“归降者”——黎春专（Le Xuan Chuyen）和黄瞿（Huynh Cu），后来就成了“武装宣传队”的指挥官。
这些“武装宣传队”队员大多是当面宣讲。为了扩大宣传，他们也录制了一些录音，从中可窥见“武装宣传队”的宣传事例。如下面两段录音：
我是黎春专中校。我“归正”（Chieu Hoi）了政府，他们对我很好！我已经看清了事实，希望你们以我为榜样！因为只有在“自由”越南才会有真正的机会建设国家，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②！
我是黄瞿中校，原来是越南共产党第5军区军事训练负责人。我已经“归正”。……你只有选择跟我一样正确的路，才能挽救你自己。……我曾经和你们一样怀疑“归正”计划，认为它只是口头说说，是一个骗局。事实上不是这样！它是真实的。……你们不要再被民族解放阵线和河内当局欺骗了，不要再在战争中愚蠢地死亡③！
两人都强调自己的原初身份，都强调南越政府的“归正计划”（The Chieu Hoi Program）真实、有效，值得信赖。因为是具体、真实案例的宣讲，其感染力是非常大的。随着“归降者”人数的不断增加，“武装宣传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64年只有2个连，其后不断增加，至1969年竟多达75个连④。“武装宣传队”的活动直到 1973年6月底才结束。
由于队伍庞大、人数众多且要提供较好待遇以引诱越南共产党党员，“武装宣传队”的资金投入惊人。每年都占整个“归正计划”预算的60%⑤。队员们除了工资和奖励，死伤也有经济补偿，甚至家庭成员也有补贴。
三
美国利用“爱民行动队”“文化戏剧队”“武装宣传队” 等载体， 直接驻村与村民进行“面对面”宣传，给村民洗脑的同时帮他们“排憂解难”、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村民的肯定。从一些数据来看，“面对面”宣传产生了一定的功效。下文以美国对这3个队的具体评估来略加分析。
“爱民行动队”的工作效果。兰斯代尔调查后称，“爱民行动队”对平民保持了“兄弟般的态度”，获得了民众的好感⑥。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the U.S.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也在文件中指出：“‘爱民行动队’比纯粹的宣传更有效”，“当他们看到我们关心他们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存在更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⑦。
“文化戏剧队”在农村的行动效果也很好。据美国在南越农村的调查，几乎所有观看过表演的人都印象深刻。一些受访者表示表演有趣、有用;一些称从中获得了对政府政策更好的理解⑧。另外，从美国的相关机构及北越与越南共产党的反应来看，效果更明显。美国陆军部在越南联络小组1969年6月7日的报告中承认：“文化戏剧队”是对农村目标受众传播“心理战”行动信息非常有效的媒介①。曾任“文化戏剧队”主任的美国前驻越南“心理战”顾问约翰·坎贝尔（John R. Campbell）在谈及该计划时说：“我带15个由越南艺人组成的队伍，在南越各个乡村表演。他们很辛苦，必须每天24小时工作，以保持领先越南共产党的优势。我们教孩子们唱亲政府的歌曲”，“孩子们再三表示，相对于越南共产党的宣传队，他们更喜欢我们的演出”②。北越的电台也指出，“文化戏剧队”威胁很大③，故而“文化戏剧队”在很多场合甚至遭到越南共产党的伏击。
被美国视为“最有效引诱媒介”④ 的“武装宣传队”成效更为显著。据1972年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归正计划”的调查，“武装宣传队”帮助建立了南越政府的“信誉和诚意”，因为“武装宣传队”队员是政府没有杀死或虐待越南共产党“归正者”的活证据，这有力地反击了越南共产党的宣传⑤。美国“绥靖计划”的负责人罗伯特·科莫尔（Robert Komer）早在1967年就承认“武装宣传队”促使更多的越南共产党党员“归降”，并计划大力扩展规模⑥。“第4心理战群”（the 4th PSYOP Group）1968—1970年的指挥官塔罗·凯塔吉里（Taro Katagiri）也曾称，利用前越南共产党投降人员组成的“武装宣传队”进行的“面对面”交流是最有效的，问题是“武装宣传队”还不够多⑦。
总体而言，这3种方式的“面对面”宣传对诱降越南共产党党员产生过一定功效，大量战斗人员在美国“心理战”的强大攻势下“归降”南越政府。据统计，1963年2月至1971年12月，“归正”人数一共有194424名⑧。1969年达到顶峰之时，该年“归正”人数竟有47023名之多⑨。这些人“归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面对面”宣传无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美国实施的“面对面”宣传的很多受众是越南共产党党员的家属或亲朋好友，他们在促使越南共产党党员“归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办公室调查，2/3的“归降者”称有人鼓励或帮助他们“归正”，与家人的联系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大约1/2的人是因为家人或亲戚的“鼓励或帮助”⑩。由此可见，“面对面”宣传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形式，在觌面接触中容易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成为美国的“反共”利器。
总之，“面对面”宣传是冷战期间美国在南越采取的一种新型宣传方式，通过“爱民行动队”“文化戏剧队”“武装宣传队”等载体，塑造南越政府和美国的“爱民”形象，因其专门针对性、直接亲切性和灵活深入性等特性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本质和南越政府的腐败，美国赢取越南民心的目标以失败告终。
注：本文为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美国对越文化心理战研究（1954—1972）》（项目批准号：18YJC77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周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