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海区域伊斯兰文化圈的特点与联系
潘玥
摘要：“跨国文化圈”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是区域内穆斯林群体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纽带所构建的“共同体”。在此，这个“圈”既不是精神性的结构，也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穆斯林群体与区域内的互动者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共同性”总和。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具有伊斯兰教神化王权、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和原始宗教相融合、分布与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在联系方面，文化圈内主要存在占城与华南和马来世界的联系及郑和下西洋与南海区域伊斯兰教的联系等，这些联系与互动相互交织、相互耦合，共同促进了区域内文化融合、交流与发展。
关键词：南海;伊斯兰教文化圈;郑和下西洋;联系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3-031-10
陈序经先生在研究东南亚古代史时提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之于东南亚各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无论在地理上、在种族上，以及在文化上好多方面，我们祖国与东南亚各国，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有其长久的历史的”①。凌纯声较早提出“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谱系，具体深入地阐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②。麻国庆继而提出了“环南中国海”的概念，阐述了中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①。而后，麻国庆进一步将“环南中国海”理论化和抽象化为“跨国文化圈”，这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②。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能否运用文化圈理论和“跨国文化圈”的相关概念，厘清南海区域复杂的文化和民族互动，继而探讨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的联系与特点。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是区域内穆斯林群体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纽带所构建的“共同体”。在此，这个“圈”既不是精神性的结构，也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穆斯林群体与区域内的互动者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共同性”总和。探讨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的联系与特点，有助于加强对区域内文化融合、交流与发展的理解，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人文交流与战略互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南海区域伊斯兰教文化圈的特点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马来世界的形成。马来世界大约自15世纪开始形成，地理上主要包括马来半岛及周边离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婆罗洲及其周边岛屿。这个社会主要由马来族群组成，操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和原始宗教，具有地缘相近、语言相通、文化相融、宗教相同、历史相关的属性，这些属性叠加后的结果，就是马来世界包容度和强韧度兼具的整体性③。马来世界与伊斯兰教互相作用，使得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鲜明特点。
（一）伊斯兰教神化王权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传播方式有两种路径：一是输入路径，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的穆斯林商人、苏菲派传教士和乌来玛将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二是接受路径，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接受方式，国王、王室成员和贵族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然后民众追随改变信仰。可以说，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权的接受和推动。
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国王之所以皈依伊斯兰教，除了商业利益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能加强对王权的认可。当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抬高王权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东南亚的统治者被这些神化王权和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称号所吸引， 于是， “安拉在地球上的影子” “沙” “苏丹” “地球和宗教的拯救者”等称号都被引进，取代了“拉阇”④。
亚齐的苏丹伊斯坎达尔·达尼（1637—1641年在位）宣称自己是“世界之王，如真主俯瞰大地，如日中天，如月高悬，且为真主所选”⑤。后马打兰王国的苏丹阿贡也被“神化”。爪哇史书称，苏丹阿贡神力广大，每星期五都显示奇迹到麦加礼拜，他“成功地完成了印度阿克巴苏丹所没有完成的宗教合成，使他的臣民们既可以自称穆斯林，又崇拜阿贡自己”⑥。如果考虑到爪哇过去盛行的“神王崇拜”传统，那么苏丹阿贡的王权与伊斯兰教合成如此之快，也就不足为奇。
东南亚的国王们不仅接受了来自西亚和印度的各种神化王权的封号，还接受了一些宫廷礼仪，一些学者认为“南亚和西亚穆斯林宫廷的政治文化吸引了他们，超过沙里阿法对他们的吸引”⑦。波斯人加扎利（Ghazali）的《國王忠告》被译成马来文，亚齐苏丹特别欣赏莫卧尔宫廷的礼仪和服装，其王宫建筑和花园也模仿莫卧尔宫殿的样式。当然，印度教在宫廷中仍有很大影响，国王、大臣和王子还保留着过去的称号，大多来自梵文，宫廷礼仪也受到婆罗门教的深刻影响。马来统治者特别欣赏“国王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这类说辞，正如《马来纪年》里一位宰相临终前对儿子说的，“真主和国王就像一个戒指上的两枚宝石。你们要记住，国王如同安拉的代表”①。
伊斯兰教加强了东南亚君主的权威，国王被视为安拉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在爪哇，国王告诫臣民，他的命令与安拉的命令相等，服从他就等于服从安拉。在马来半岛，苏丹的话就是法律，因为他具有“神圣”的超自然力量。很多马来农民相信苏丹是安拉的继承人，是安拉在地球上的形象。所以，有学者认为，“在马来社会中，伊斯兰教表现为对当地统治者的夸大的忠诚以及维持不太像样的现状的一种支撑物”②。国王的权力不容挑战，各种法典对王权极力保护。马六甲法典规定，任何人敢偷走王室奴隶的话，不是自己沦为奴隶， 就是死路一条; 只有国王掌握生死大权③。这种神化王权所导致的对苏丹的忠诚及苏丹是马来人和伊斯兰教保护人的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
（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和原始宗教相融合
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前，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印度教和佛教已经传播了上千年，再加上本土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多神崇拜、巫术等，宗教信仰十分庞杂。伊斯兰教要为当地人所接受，就要吸收当地的宗教和文化，在这方面，苏菲派神秘主义和传教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 以苦行 、禁欲为修行方法， 以求达到认识安拉、 喜爱安拉， 最后达到与安拉合而为一的目的。
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无所不在的，是宇宙的永恒，苏菲派神秘主义强调对安拉的爱，通过爱和沉思冥想使自己融于安拉，最终与安拉合一。东南亚本土信仰认为一切物体都是有神灵的，马来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山有山神，河有河神”④。海岛地区民众容易将万物有灵观念转化为对无所不在的安拉的崇拜和敬畏。如爪哇留存的资料所指出的：“在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他们都是人，同是宇宙的存在之物，不能将其分开。”⑤ 此外，伊斯兰教有对圣石——克尔白的崇拜，东南亚人也有对石头的崇拜，于是朝拜东南亚的圣石也被等同于朝拜克尔白，被人称为“哈支”。苏菲派主张的通向安拉的阶梯：悔悟、禁欲、克制、畏惧、守贫和服从等，与印度教和佛教的悔悟、禁欲、苦行、服从、崇拜神灵等有相通之处。苏菲派还有对圣徒和圣墓的崇拜，这些也迅速被海岛地区民众所接受。对当地人来说，麦加太遥远了，到麦加朝觐有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就近朝拜重要圣徒的“圣墓”就成为信仰的一部分。马六甲也被认为是一个圣地，甚至有“到马六甲朝觐就等于到麦加朝觐”的说法⑥。
爪哇的“塔帕”（Tapa），就是印度教、佛教、本土信仰与伊斯兰教相融合的典型代表。16世纪初到过爪哇的葡萄牙人皮列士看到有一种称为“塔帕”的群体，大约有5万人。他们都是童身，不近女色，头戴一码高的头饰，头部的地方有五颗白星，发冠非常神圣， 其他人不得触碰。他们是印度教和佛教的苦行者， 穆斯林很敬重这些人， 向他们施舍①。这些苦行者聚集在爪哇的印度教和佛教圣地，学习“禁欲清修，发誓许愿，沉思打坐，运用全部本领造福全世界”，并在爪哇各地的森林、山上和圣地修行，靠托钵化缘为生②。“塔帕”与伊斯兰教苏菲派传教士有很多相通之处，如神秘主义、苦行、托钵和圣墓等，最终，印度教、佛教的苦行者与伊斯兰教苏菲融合在一起，他们禁欲清修、守护圣地，被视为穆斯林圣徒。实际上，爪哇的穆斯林将“塔帕”视为苏菲。
苏菲派的仪式与东南亚的宗教仪式有相通之处。苏菲派为达到与安拉融合和“出神”的目标，有很多仪式，如举行宗教仪式是通过音乐和舞蹈进行的，除此之外，还有击鼓、冥想、诵读赞念（Zikir，安拉的美名）和祈祷等。这些仪式与东南亚社会的原始宗教、巫术和印度教仪式非常接近，都伴之以歌舞、跳跃、击鼓和念咒。如菲律宾人深信巫术，认为巫师是人与神灵交往的最好媒介。他们还相信人周围隐藏着各种害人的鬼怪，为了防范这类鬼怪和其他祸害，他们除了依靠巫师，还求助于各种符咒和护身宝物。在望加锡，“如果病人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就不去看医生，而是直接去找宗教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而认为是由于某个恶鬼在作怪，因而要通过除魔法和进行祈祷来驱逐”③。苏菲派的仪式与东南亚原始宗教的仪式和巫术有相通之处，于是念诵《古兰经》经文被等同于念咒，念珠等物被当成护身宝物。
伊斯兰教与东南亚海岛地区印度教和本土宗教结合，一方面体现了东南亚社会对外来宗教进行兼容并包地加以改造以适应自身需要的强大能力，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偏离了伊斯兰教经典和中东主流伊斯兰教的“正轨”，表现出不“纯正”的特质，为本地伊斯兰教内部的“净化”和改革运动埋下了伏笔。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为了显示各自对伊斯兰教和安拉的虔诚，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统治者发起“净化”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出要禁止斗鸡等娱乐活动及一切与伊斯兰教无关的迷信活动。1667年的拿督斯里（Dato Sri Paduka）法律详细规定了长者须向统治者汇报所有的“小偷、抢劫者、斗鸡者、鸦片走私者、赌博者、树木和石头崇拜者，每一个违背安拉的人”④。首领和长者要负责督促村民遵守每天5次的礼拜（至少男人要这样）、莱麦丹月的禁食及参加星期五在当地清真寺的聚礼⑤。但这场运动并未得到当地大多数穆斯林的响应和支持，最终宣告失败。
（三）伊斯兰教分布和发展的不均衡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点。
首先是地区分布不均衡。从地理分布上看，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北纬10度以南的地区，包括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婆罗洲及周边群岛，形成伊斯兰教文化圈。中南半岛因为已确定上座部佛教的主导地位，很难接受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只在外来移民如来自西亚和南亚的穆斯林商人及移民到这里的占城⑥ 人中传播，唯一的例外是1628年上台的柬埔寨国王安赞娶穆斯林女子为妻，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国王的改宗也丝毫不能动摇上座部佛教的地位。菲律宾群岛北部则是天主教的天下，西班牙殖民者大力传播天主教及对南部摩洛人的300年战争成功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吕宋岛的传播。
其次是族群分布不均衡。从族群分布来看，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于马来人、摩洛人，以及外来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中，其他族群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和比例都相对较低。由此，马来世界伊斯兰教文化圈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以族群来划分的现象。实际上，马来人也将伊斯兰教视为“自己的宗教”，将其他宗教视为“别人的宗教”。
再次是伊斯兰教化程度不平衡。尽管從总体上来说，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伊斯兰化程度都不高，普遍接受的是伊斯兰教对吃猪肉的禁忌。18世纪末，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观察到，“在大部分国家，《古兰经》几乎不为人知”①。大部分穆斯林仍热衷于万物有灵、偶像崇拜和饮酒等，对伊斯兰教教义和义务只知皮毛，亦不认真履行。但如果细致分析，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程度还是有所差别。一般来说，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伊斯兰化程度要比爪哇、巴厘岛、婆罗洲、马鲁古群岛和伊里安岛高;沿海地区的伊斯兰化程度一般要比内地高。以爪哇为例，爪哇的伊斯兰教传播速度不仅慢于苏门答腊，而且肤浅得多。瑞德认为，爪哇有两个特点，“在所有接受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爪哇印度教的宫廷文化发展得最为完美;而在17世纪它从国际伊斯兰网络中的撤退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彻底”②。尽管爪哇很早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但统治者不会主动接受伊斯兰教，他们是最晚才接受伊斯兰教的。克利福德认为，“爪哇与沿海地区及商业群体的伊斯兰教有天渊之别”，“在所有穆斯林中，爪哇人的教义和信奉都是最松弛不堪的”，他认为这种现象 “要归咎于在过去的200年中他们很少和外国穆斯林接触，而这是因为荷兰人在贸易上的嫉妒心阻碍了阿拉伯人的到来”③。实际上，爪哇文化是原始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集合体，伊斯兰教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当地民众虽然自称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也不严格履行宗教义务，因此被认为是“名义穆斯林”。
伊斯兰教在海岛地区深入发展，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南部地区成为稳固的伊斯兰信仰地区，促成马来世界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发展，使其在西方人的长期殖民统治下仍能保持伊斯兰教信仰。
二、占城与华南地区和马来世界的联系
占城位于华南和马来世界的中间，它在沟通南海区域伊斯兰教交流中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占城与华南地区的联系
占城是伊斯兰教传入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10世纪时，有占城人来到华南地区。元朝时，占城人继续泛海而来，定居在中国海南。中国史籍记载，“蕃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浦。不与土人杂居，不食豕肉，他牲不（或为‘必’之讹）须自宰见血。家不供祖先，一村共设佛堂（即清真寺）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岁一月，当斋不吞涎，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开斋日娶佛堂诵拜。殁不用棺，布裏向西而葬，大致与回回蕃名教相似”④。海南的陵水、三亚和万宁等地发现几处古代穆斯林的墓地，出土一批阿拉伯文墓碑，据考证，墓碑上限是宋代。海南至今有“蕃港”“蕃浦”“蕃坊”“蕃村”“蕃塘”等称呼。
学者们认为，三亚穆斯林的祖先多从占城迁移而来。“崖州（今海南岛）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邨’‘番浦’，今编户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指清真寺），念经礼拜，其言语像貌与回回相似。”⑤ 这些史、志记载，语言资料及有关传说均可证明宋元时期来自占城的移民才是海南三亚回族先民之主体①。这些宋元时期移居或落籍海南的占城移民可分为土生占城人和占城化的阿拉伯人，他们当中包括伊斯兰教化的占城人和非伊斯兰教化的占城人。自清代至今，学术界基本上认定蒲姓是阿拉伯人姓氏，据此，北宋雍熙三年（986年）移居儋州的蒲罗遏家族可以确定为占城化的阿拉伯人②。那些居住在泉州、广州及海南岛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形成区域内阿拉伯商人网络的骨干。通过散布在华南、占城及马来群岛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网络，华南和占城的穆斯林商人很可能与爪哇的穆斯林商人早就有联系了，泉州的三佛齐商人墓地③ 可供佐证。
（二）占城与马来世界的联系
占城与马来世界伊斯兰文化圈也有密切联系。
首先，占城与马来世界一直有政治、贸易和人员上的联系。据成书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记载，“处于大王（满者伯夷国王）保护的其他地区包括：雅瓦纳、马达班、暹罗、占婆和吉蔑”，占城是满者伯夷的属国，这一说法可与《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相印证④。中国明朝的史籍也记载了占城到爪哇的航海路线：“其国在占城南可一千里，由占城而往，针位：取灵山，灵山之水可六十托。”⑤
其次，爪哇的伊斯兰教可能是从占婆传入的。据爪哇的传说，占婆公主嫁与满者伯夷国王，将伊斯兰教传入满者伯夷，这一传说收录在下列3部爪哇和巽他（Sundanese）史籍里：《史拉甘达》（Serat Kanda）、《爪哇纪年》（Babad Tanah Djawi）及《万丹史》（Sejarah Banten）。根据传说，麻喏巴歇王娶了占婆穆斯林公主（Putri Chempa），后来，公主的侄儿拉登·拉末（Raden Rahmat，亦译为拉登·岸佩尔）也由占婆来到爪哇，在岸伯（Ampel）从事传教，使岸伯爪哇人改奉伊斯兰教，他后来成为对伊斯兰教传入爪哇有功的九大贤人（Walisongo）之一。拉登·拉末的儿子拉登·波郎（Radin Bonang）也成为九大贤人之一，其得意门徒拉登·帕塔（Raden Patah）则是爪哇首个伊斯兰王国——淡目王国的创立者。《史拉甘达》记载拉登·帕塔于1404年建立淡目王国，占婆公主则于1398年葬在麻喏巴歇王城的吉特拉吴兰（Tjitrawulan）寺庙里⑥。另一方面，占婆文献也有占婆王阇耶僧伽跋摩（Jaya Simhavarman）于14世纪初娶爪哇公主，以及1318年安南攻打占婆时占婆王逃亡爪哇的记载。上述传说故事表明占婆与麻喏巴歇朝廷通过联姻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增强了两国在区域地缘政治和海上贸易上联系。有关的传说也说明，14世纪和15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通过对区域香料贸易的垄断，对印度教的占婆和满者伯夷朝廷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一些阿拉伯商人可能通过与占婆和麻喏巴歇王室成员通婚得以渗入其朝廷的权力中心，占婆公主和拉登·波郎等人可能是这种通婚所产生的后裔。如此看来，爪哇的伊斯兰教也许是从占婆传入的⑦。
再次，马来世界促进了占婆的伊斯兰教化。据《马来纪年》说，占婆人稀地·艾哈麦德（Sidi Ahmad）担任马六甲王国的船长，为国王办事得力，得到国王的封赏，在朝拜国王时，被安排站立在特殊的位置⑧。占婆首都被京族攻陷后，两位王子分别逃到亚齐和马六甲，在马六甲的王子及其妻子和随从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就是最先定居马六甲的占人，现在定居马六甲的占人都是他们的子孙”①。据占婆的史料，占婆宾童龙国王蒲罗美（1627—1651年在位）曾多次访问吉兰丹，与吉兰丹公主结婚，皈依了伊斯兰教，当时占婆的婆罗门教与伊斯兰教发生多次冲突，这位国王还调解两教的矛盾②。马来人也迁移到占婆，对占婆的伊斯兰化发挥重要影响。曾于1676—1687年居住在占婆的西方传教士玛霍（M. MahotMep）观察到：“对于占婆宗教，马来穆斯林比我们更警惕，他们已经大量移民到占婆，把占婆国王及其宫廷都引入了伊斯兰教。”③ 这表明，马来人在占婆伊斯兰化中起重要作用。1471年，占婆首都被京族攻陷，大量占人逃到柬埔寨。1692年，占人再次被越南人重创，又一波占人难民逃到柬埔寨。在柬埔寨的占人与马来人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他们结盟，对柬埔寨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扶持安赞当上国王。为了报答支持他的马来人和占人，安赞皈依伊斯兰教。1793年，来自吉蘭丹的马来贵族领袖段鲍领导了占婆宾童龙国反对京族军队残暴统治的起义，他自称是来自马来王国的领袖，一方面率领占人对抗京族，一方面宣传伊斯兰教义，号召占人皈依伊斯兰教，进行“圣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占婆的伊斯兰教化④。
15世纪以后，占城逐渐伊斯兰教化，这也许与它不断遭受越南的侵略有关。已有的印度教信仰难以拯救它的颓势，相反，海岛地区的伊斯兰教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尤其是强大的马六甲王国，似乎给它带来新希望。“占人一方面向马来王国寻求庇护，另一方面，与聚居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马来穆斯林建立政治、经济同盟，从而获得庇护，并试图以此恢复占婆的国力。占人认为，要与马来人真正达到同盟，加入伊斯兰教是占人较为理想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占婆伊斯兰化的重要内在因素。”⑤
三、郑和下西洋与南海区域伊斯兰教的联系
伊斯兰教在唐代已传入华南地区，主要在外来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中传播。元朝时，“回回遍天下”，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数增多，伊斯兰教也“中国化”了。元末明初，战乱频繁，华南地区沿海居民纷纷出洋避乱谋生。据《崖县三亚港蒲氏简谱》记载，其族子弟“去番邦”，或“死于番邦”者，不可胜数⑥。在苏门答腊的旧港，就有不少华人穆斯林移民。1406年，旧港华人首领梁道明派到明朝的使者回回哈直、马合谟都是穆斯林。在海岛地区的港口，华人穆斯林应该不少。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见，爪哇“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崇信鬼教”⑦。所谓“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即指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
将华南地区与南海区域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的最重要事件是郑和下西洋。郑和（1371—1433年）出身于中国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到麦加朝觐，因而被尊称为“哈只”。他被称为“三保太监”，因助燕王朱棣起兵有功，深得明成祖信任，“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踪迹之，且欲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西洋”，“以次遍历诸蕃国，颁天子诏，宣示威德，因给赐其君长及诸大臣，不服，则以武慑之”。“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自古奉使绝徼，擒王摧敌，数建奇勋，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蕃，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世盛事云”⑧。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南海诸国、南亚、西亚，远至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盛事。
郑和下西洋也推动了南海区域伊斯兰教的传播。郑和本人是穆斯林，他的随员中也有不少穆斯林，较著名的有王景弘、侯显、马欢、费信、巩珍、洪保、杨真、郭崇礼、哈三、蒲日和及夏文南等人。郑和的穆斯林身份或许是他被任命为下西洋统帅的原因之一。王赓武先生认为：“当时，伊斯兰教非常强大，中亚、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大片地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郑和本人就是穆斯林，这或许不是一个巧合”①。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南海诸国有占城、暹罗、真腊、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马六甲）、浡泥（文莱）和满者伯夷等，其中不少是正在伊斯兰化的国家。郑和所到之处，除了宣示国威、与当地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进行贸易，还从事伊斯兰教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交流和发展。
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到泉州伊斯兰教圣墓朝谒行香，泉州镇抚蒲日和撰记此事，并镌刻《郑和行香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据说灵山伊斯兰教圣墓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的墓地，郑和在下西洋前到此地拜谒，似乎表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也祈“望灵圣庇佑”。详细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中国史籍主要是郑和的随员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但这些史籍没有多少郑和在海外从事伊斯兰教活动的记载，这或许与郑和公开承认自己是佛教徒有关②。反而是马来文的《三宝垄纪年》和《井里汶纪年》（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以下简称《纪年》）有不少郑和与爪哇华人穆斯林之间关系的记载。《纪年》原稿出自爪哇的三宝垄、塔兰和井里汶3地华人庙宇珍藏的档案，后经过多人整理，只剩下马来文、夹杂英文和其他外来文字的简写本。众多学者根据《纪年》，勾勒出郑和下西洋与爪哇华人社会的互动，从中可见郑和对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的贡献。
首先，促进了东南亚海岛地区华人穆斯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1407年，郑和在旧港击败海盗头目陈祖义后，设置旧港宣慰使司治理该地，任命施进卿为宣慰使。据说施进卿是穆斯林，而且旧港的很多华人是穆斯林。旧港宣慰使司的设立使旧港形成一个华人穆斯林社区。施进卿去世后，他的女儿施二姐继承其位③。她被称为“俾那智施氏大娘仔”，“俾那智”是马来语，意为首领。她后来移居爪哇的港口新村（革儿昔），此地是华人聚居区。她将新村建成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被满者伯夷封为蕃舶长。到1523年，这里已有3万名穆斯林④，推动爪哇伊斯兰教的传播。此外，郑和在爪哇的杜坂、井里汶、锦石及加里曼丹的三巴斯（Sambas）、苏门答腊西北的巴堂加第斯（Batanggadis）河口和巨港建立了华人穆斯林社区⑤。
华人穆斯林一直存在。18世纪下半叶，爪哇当地有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华人社区，“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圣教，语番语、食番食，衣番衣，读番书，不屑为爪亚（爪哇），而自号曰息坔，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亚无异。日久类繁，而和兰（荷兰）授与甲必丹，使分管其属焉”⑥。因为华人穆斯林众多，荷兰殖民当局要为这些华人穆斯林单独开辟社区，并任命甲必丹来管理。
其次，推动伊斯兰教在海岛地区的传播。据《纪年》记载，1419年，郑和任命占城华人彭德庆（Bong Ta Keng）为海外华人总管。他是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的穆斯林，曾被占城任命为官员以促进海外贸易。他受命为海外华人总管后，任命了许多来自云南的华人穆斯林为每个港口的华人首领。后来，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被任命为思吉港（Yorthan）的华人首领。彭瑞和是伊斯兰教长，在《爪哇纪年》中被称为拉登·拉末，他原是占城人，因为姑姑达拉瓦提嫁给满者伯夷国王格尔达布米，他也从占城来到爪哇。他先后在岸佩尔、泗水和淡目等地进行传教工作，吸引了一些华人和爪哇人改信伊斯兰教，并在爪哇建立起第一個爪哇人穆斯林社区，之后又在爪哇北岸的阿姆贝尔和马都拉岛建立起数个爪哇穆斯林社区。因为他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贡献，被誉为爪哇伊斯兰教九贤之一。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养子也对伊斯兰教传播有重要贡献，亦是九贤成员。
彭瑞和的弟子拉登·帕塔（Raden Fatah），据说其母亲为华人，华文名是陈文，受彭瑞和指派，到宾塔剌岛传教，后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得到满者伯夷国王的承认，在东爪哇建立淡目穆斯林王国，成为国王。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与施大娘子有关，据说她收养了苏南·吉里，把他托付给彭瑞和接受伊斯兰教育，后者将女儿嫁给苏南·吉里，改名为拉登·帕塔。后来他成为伊斯兰教长，吸引了大批民众改信伊斯兰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满者伯夷国王派兵攻打他，被他率领穆斯林击败。满者伯夷国王只好任命他为革儿昔的统治者，他也是淡目王国的第一任国王。拉登·帕塔对伊斯兰教在爪哇的传播贡献最大，被印度尼西亚人认为是九贤中的最伟大者，所以，抚养他长大的施大娘子在爪哇人中也拥有崇高威望①。几乎所有爪哇本土历史都称淡目王国的首位统治者拉登·帕塔是华人穆斯林，爪哇岛上第一个伊斯兰王国——淡目王国就是“华人政权”。虽然这些版本对淡目第一任国王拉登·帕塔的出身和经历有不同叙述，但基本脉络相同，即彭瑞和对他的伊斯兰教教育，以及他对伊斯兰教传播的贡献，这些都与郑和有点渊源。
再次，影响海岛地区清真寺建筑。郑和是建筑专家，曾主持过中国的西安清真寺和南京三山街礼拜寺的修建工作。他下西洋后，也将清真寺的修建技术带到东南亚。据《纪年》记载，郑和及其随员马欢、费信等人在三宝垄停留期间，经常到当地华人清真寺做礼拜。他还在雅加达、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建立了清真寺。但随着明朝大规模远航活动的停止，海岛地区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开始衰落，清真寺转变为三保公庙，祭拜三保公。据说三宝垄的三保庙就是当年“三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的回教堂”②，后来改为祭祀三保太监——郑和的寺庙。东爪哇也是如此，据《纪年》说：“由于和中国大陆断绝了来往，导致井里汶各地哈纳菲华人穆斯林社区陷入衰微。沙林迪尔村的清真寺成了一座没有人烟的破庙，因为当地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已经消失。塔兰村的清真寺则变成了一座中国庙。”③
郑和所建清真寺对中古时期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清真寺建筑式样产生一定影响。从15—17世纪当地的清真寺来看，其结构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上部是宝塔状建筑，顶端有装饰物用以覆盖屋脊;下部由4根柱子支撑。它们的特征都是具有多层屋顶、宝塔状的建筑——宣礼楼，顶端有皇冠状装饰和曲折的屋檐，与爪哇当地所流行的单层屋顶有别，却与中国的清真寺风格相似，“显然是受到郑和下西洋时所建清真寺的深刻影响”④。也有学者认为，这种4根柱子支撑2～3层坡形屋顶的样式是沿袭了印度教—佛教的建筑手法，突出垂直方向的空间效果①。笔者认为此说不确，因为之前东南亚流行的印度教—佛教建筑与这种多层坡形屋顶完全不是一种建筑风格。
总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伊斯兰教在12世纪以前就传入东南亚，但只是外来商人的信仰。13世紀以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本土开始生根，但传播缓慢。15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加快，这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相吻合。而且，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动最频繁的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区。在郑和舰队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亚半岛内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较弱。郑和在海岛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功绩得到当地学者的高度评价。印度尼西亚著名伊斯兰教组织领袖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他认为郑和巩固了当地的伊斯兰教政权，尤其是马六甲王国，因为中国承认马六甲王国，满者伯夷和暹罗不敢再对它侵扰②。郑和在东南亚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网络，这也是中国私人海商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与西亚穆斯林贸易网络相交织，也促进了商业贸易与伊斯兰教传播的互动。新加坡学者陈育崧也指出：“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通过伊斯兰教，穆斯林不分国别，都成了贸易的主人;另一方面，海上贸易的成功又大大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③。
伊斯兰教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贸易流动带来了穆斯林商人，也带来了伊斯兰教。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国王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的，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经过数百年的缓慢传播，伊斯兰教终于在东南亚海岛地区落地生根，形成马来世界伊斯兰教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承袭了浓厚的原始宗教、印度教—佛教底色，具有“不纯正”的伊斯兰本土特征。南海区域的占城和华南地区更早接触伊斯兰教，与马来世界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形成有较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岛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勾连起密切的贸易—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教网络。
注：本文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20年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专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颜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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