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关系的发展与局限性
许一荛 黄继朝
摘要：自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组阁之后，日越安全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学者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在对安倍政权下日越安全关系的这段“蜜月期”表现了或喜或忧的同时，却对其中蕴含的问题及可能阻碍日越安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缺乏充分的分析。鑒于此，文章首先从3个方面对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合作进展的新动向及其主要特征展开系统的论述：日越高层机制化、框架化的安全互动，日本支持越南安全能力建设，以及日越安全实务的多元化、多维度发展。继而，从日越政治制度的差异视角切入，重点剖析安倍“价值观外交”与越南内部政治安全的内在张力，即安倍的价值观输出与越南政治安全防御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进而说明日越安全关系发展背后的“阴影”及其天然局限性。
关键词：安倍政权;日越关系;安全合作;“价值观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3-52-11
引 言
自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组阁至2020年辞任期间，日越安全关系呈现出显著的新发展动向。日越安全关系的进展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军事安全，亦无疑会对中国南海乃至亚太安全局势带来重要影响。在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面考察日越安全关系对评估中国南海及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其新发展动向具体有哪些内容？进展的原因及其局限性有哪些？这些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入分析。
关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的日越安全关系，目前学界已经进行了不少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在考察日越伙伴关系时将安全关系作为其中一个面向进行简要地梳理分析，这类研究重心还是在于日越关系的整体全貌。于向东和彭超在探讨日越战略伙伴关系新发展中，就将双方安保合作的强化视为重要表现①。王森和刘美武在评析越日“伙伴关系”的内容、动因与特征的过程中，亦认为推动越日防务安全合作是“伙伴关系”的拓展方向②。张继业和钮菊生分析了安倍政府上台以来， 日越关系在外交、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深化，使这一关系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的发展态势，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③。二是集中关注日越安全关系中的某些具体领域问题，特别是海洋安全乃至南海问题的具体层面。王竞超全面深入地考察了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发端、最新进展和其在“印太”视阈下的具体战略考量及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④。唐奇芳则从实务入手，分析了日越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其有限前景⑤。兰强和董冰详细论述了日本介入中日南海争端的表现及其原因，其中就包括加强日越安全合作，确保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⑥。日本学者也对具体的安全议题很感兴趣，比如吉井美知子的论文分析了越南终止日本对其原子能发电项目的原因⑦。庄司智孝的论文则探讨了越南在应对南海问题的全方位“军事”外交过程中，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盟等各方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⑧。另外，一些学者比如王森和常思纯等⑨近年来亦专门关注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其限制因素等，但这类研究尚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学者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或是致力于描绘近年来日越安全关系的“蜜月期”全貌，或是选择针对日越安全合作某一领域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但与此同时亦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还较欠缺对日越安全关系专门的深刻剖析，尤其是对其新动向的系统考察。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日越安全关系发展的背后有着“对冲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扩大”的考量的同时，却没有关注可能阻碍日越安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比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缺乏必要的深入分析。鉴于此，本文在系统归纳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关系新动向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张力的解释视角出发，认为日越安全合作在第二次安倍政权（2012—2020年）期间已经到达顶峰，但也因为安倍政权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为未来埋下了隐患，月满则亏的拐点恐难以避免。
本文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主要从日越国防高层机制化、框架化的安全互动， 日本支持越南安全能力建设， 日越安全实务的多元化、多维度发展等3个方面对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合作进展的新动向和特征展开系统论述。第三部分则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 下对越南安全问题入手， 重点剖析日本“价值观外交”与越南内部政治安全之间的内在张力，意在说明日越安全关系发展背后的局限性。最后联系疫情与最新时局，对安倍外交和日越关系的固有矛盾做更深入的剖析。
一、安倍时期日越安全合作发展的新动向
日本与越南虽然早在1973年就建交，但冷战期间因柬埔寨问题，双方整体关系始终处于冷却状态。20世纪90年代后，在越南推行革新开放的背景下，日本依托对东南亚官方援助与民间投资的框架，主要推动日越经济关系的快速进展。进入21世纪，因应谋求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需求，日本积极促进日越双边政治关系的紧密化，在政治上大力拉拢越南，双方关系亦开始往安全领域逐步拓展。2006年10月，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明确要推动“面向亚洲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开启两国政治关系的新篇章。2007年11月，日越双方签署《深化日越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首次提及安全和防卫领域的合作，标志着日越关系由经济和政治领域正式拓展到安全领域①。2009年4月，日越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除了确认深化扩大经济和政治合作，亦强调促进有关安保和防卫的高水平交流②。2011年10月，日越两国签署《关于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有意开始积极推进双方在高层次定期交流、军事人员培训和人道灾害救援等方面的安全合作③。但整体来看，2013年以前日越双边关系仍是以经济和政治交往为主，在安全关系上还是较为低调、进展有限，主要以安全防卫官员之间的不定期交流为主。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日越安全关系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在对话协商机制化、安全能力建设和实质安全合作等领域都呈现出新的突破与动向。具体来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向：
（一）日越高层安全互动全面发展，双方安全交流的机制化和框架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安全互动的广度不断扩展。安倍时期，日越之间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要员的安全对话交流的频度相比以往有大幅提升，互访与对话的机制也不断完善。2013年，安倍再次上台后出访的第一站就选在越南。2017年1月与11月，安倍又两次访问越南。同时，2013—2019年，越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先后8次访日。可以说，日越国家领导人互动日益走向常态化与机制化。在双边积极的国家领导人互动中，安全防卫一直都是重要的洽谈议题。自2014年3月的日越国家领导人会谈确立日越“更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之后，每年的国家领导人会谈中双方都专门确认强化安全保障与防卫合作领域的合作。此外，在国家领导人互访的带动下，日越外交和防务高级官员之间的安全交流也呈现出密切热络的态势，主要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对话、防卫政策对话和安全事务对话等多元化的机制化平台。2013年开始，日越外交部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副部长或相当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话，针对地区安全形势和海洋安全等问题进行积极沟通。2013年以来，日越国防高级官员之间更是围绕防卫政策与安全事务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往来，截至2020年6月，合计互访高达33次，日越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军队参谋长（幕僚长）之间维持着常态化、机制化的定期与非定期交流（见下表1）。
另一方面，日越安全互動的深度也不断加强。安倍时期，日越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安全互动除了数量频繁，更关键的还是取得了质的成效，推进日越安全关系深入发展。在密切的政府高层互动过程中，日越双方不仅签署发表了一系列深化安全合作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为双方安保实务合作的广泛开展确立了具体规划与方向，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在海上安全事务、防务政策和军队交流等领域合作的实质性进展。2014年3月，日越首脑会谈发布的《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声明》中，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点就着重强调要加强双方在防卫、海上安全、司法治安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关系①，在确定日越新时期更高层次“战略伙伴关系”的纲领性声明中突出了安保合作的重要地位。2015年，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又将“强化安保、防务领域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写入《日越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并签署《加强海上安保机构间合作备忘录》《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备忘录》两大文件②。2018年4月，越南国防部部长吴春历访问日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进一步推进防务合作的《日越防务合作共同愿景》，为将来的防卫交流合作指明方向。2019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访问越南，双方一致表示要在《日越防务合作共同愿景》基础上，在更广阔领域内推动日越防务合作，并在朝鲜半岛和南海等地区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同时，在国防部副部长级别会谈中，日越双方还签署了《促进防务产业合作备忘录》，谋求加强两国在防卫装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③。2020年，经过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框架下的专家工作小组商讨决定，2020—2023年，日越两国联合担任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PKO）领域的共同议长国①。
（二）日本着力支持越南增强军事安全能力
建设
支持越南安全能力建设一直是日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日越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在2014年的《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声明》中，双方就提及要推进“能力建设”的合作，在之后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防高级官员交流中，更是不断强调“支持能力建设”作为两国防务合作交流的重要方向。2019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亦将“支持能力构建”作为日本对外安保防卫合作交流的核心内容之一，意在“协助‘印太’各国安全能力向上，促进对象国军队等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中承担恰当的任务”②。具体来看，安倍再次上台以来，日本主要从物质和人员两方面为越南安全能力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
一是军事装备技术上的大力支援。装备支援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形式展开，支援重点在于强化越南的海上防务装备、提升越南的海上安全执法能力。最早在2014年3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日本期间，安倍就表明将派遣调查团研究向越南提供巡逻船事宜③。2014年8月，日本以无偿捐赠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形式向越南海上执法机构提供价值5亿日元的6艘二手海上巡逻船和相关海上安保设备④。2015年9月，日本驻越南大使深田博史又与越南计划投资部部长裴广荣签订一笔价值2亿日元的无偿捐赠协议，用于向越南追加提供二手海上巡逻船与安保装备⑤。2017年1月安倍访问越南期间，应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请求，决定向越南再提供6艘新造海上巡逻船⑥，进一步充实越南海上执法的“硬”装备实力。期间，日本方面还以无偿捐赠形式向越南公安部提供价值3亿日元的水上警备艇，协助增强越南的治安能力⑦。另外，在军备技术上，日本也在积极运作通过合作、转移等方式支援越南。2016年11月，日越两国国防部门协商后签署了《防卫装备·技术合作定期协议的实施要领》。2019年5月，日越国防部部长级会谈中，双方又签署了《促进防务产业合作备忘录》，明确具体的技术合作领域与方向。7月的日越国家领导人会谈中，两国又一致同意开启《防卫装备品·技术转移协议》的正式协商⑧。可以看到，日本在逐渐加强对越南军备技术的全方位支持。
二是协助军事人才的培养。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力，通过接收越南留学生和举办研修班、研讨会等形式提高越南军队人员的综合素质与作战能力。对越南军队人员，日本进行能力培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日本具有一定经验与优势的军事科技、军事救援和军事医疗三大领域，涉及网络安全、飞行安全、人道与灾难救援、潜水医学、国际维和行动等项目。据日本防卫省统计数据，2013—2019年，日本防务机构共接收越南留学生73名，主要分布在防卫研究所、防卫大学和统合幕僚学校等（见下表2）。2013年至2020年3月，日本自卫队自卫官、防卫省事务官及民间团体要员面向越南海陆空三军和国防部相关人员举办研讨班或研修班培训共计31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潜水与航空医学、飞行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网络安全、国际维和行动等，受培训人员551人①。近年来，在网络安全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日本防卫省还重点举办专门研讨班来强化越南军事人员的相关技能。2017年12月、 2019年3月、 2019年8月和2020年1月，日本连续举办4场网络安全研讨班，涉及网络冲突应对、防火墙、系统入侵等情报安全知识，培训越南人民军网络安全干部总计70人②。另外，日本还积极联合美国等共同开展人才培训，在2015年3月、 2016年3月和2019年3月的潜水医学研讨班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医疗人员都参与其中。
（三）日越在安全领域的实务合作呈现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全面发展
2013年以来，在日越高层机制化交流签署的一系列强化安全防务合作的协议和共同声明的指导与规划下，日越安全实务部门之间在军队交流、海洋安全、国际维和、情报共享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展开了热络紧密的互动合作，推动双边安全关系在实务领域取得了全方位的快速进展。
第一，强化军队间各层面往来，主要在人员交流和舰艇战机互访等方面表现突出。2016—2019年，日越之间开展了至少6次部队间交流活动，主要包括2016年12月日本空军自卫队运输机访越交流、2017年12月空军自卫队U-4多用途支援机访问越南岘港国际机场、2019年3月空军自卫队C-130H访问越南交流及2019年7月越南陆军军事科学院军官团访问日本陆军自卫队情报学校③。2013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首次视察位于南海战略要冲的越南金兰湾军港，迈出了日越舰艇互访的重要一步。2016年4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首次停靠金兰湾港。2017年4月，参加完“太平洋伙伴关系2017”活动的日本护卫舰“出云”号与“涟”号再次停靠金兰湾港，实施医疗活动与补修活动④。2018年9月，日本海军自卫队潜水艇“黑潮号”对金兰湾港进行访问;9—10月，越南海军舰艇访问日本，在横须贺港和堺港开展活动⑤。由此，两国舰艇的港口互訪日益走向常态化。
第二，海洋安全合作领域进展迅速。上文所述日本除了大力支持越南海上安全装备技术，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在政策协调、情报共享、海上搜救和共同训练等领域也都不断完善。安倍时期，通过国家领导人和国防部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谈对话，日越就南海安全问题一直保持充分的沟通交涉，并就南海“航行自由”等达成有效共识，实现政策合作协调。在2018年4月的日越国防部部长级会谈中，关于南海情势，双方一致认为，在克制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军事化等行动的同时，尽快缔结基于国际法的和平解决纷争的有效南海行动规范也非常重要①。同时， 日越海军不仅联合参与多国共同训练，例如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海洋安全保障实动训练、 环太平洋联合演习等， 亦在双边共同训练上积极推进合作。
2016年2月16—18日， 执行索马里海盗监视任务回航的两架日本海上自卫队P3C巡逻机到访越南在南海的防卫据点岘港，并与越南海军就南海发生海难联合开展救援活动的模拟场景进行图上推演训练②。2019年6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护卫舰“出云”号和“村雨”号在金兰湾港与越南海军381号轻型护卫舰联合展开训练③。此外， 作为海洋情报搜集的重要机制，日本自2013年开始构筑海洋态势感知机制（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MDA）。对兼具“友好国”与海上通道沿线国双重身份的越南， 日本也大力向其支援海洋态势感知的装备与技术，积极与越南在情报共享和海洋观测等领域深化合作④。
第三，积极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广泛协作。非传统安全一直是日越安全合作的重要方向，在2014年的《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声明》、2015年的《日越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及2018年的《日越防务合作共同愿景》中，都专门声明要强化在各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具体实践来看，如前所述，日越之间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备忘录，例如2015年的《加强海上安保机构间合作备忘录》《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备忘录》等，日本还积极在人才培养和装备技术方面给予越南大力支持，提升越南处理海上防灾救援、国际维和、联合反恐等事务的安全能力。2018年6月，日本防卫省首次邀请越南空军救难人员访问日本航空自卫队滨松基地和小牧基地，双方围绕航空救难议题积极交换意见，并实施设备与舰艇研修活动⑤。2018年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向越南人民军派遣1名科员和4名自卫官，通过共同研修向即将首次赴南苏丹特派团执行维和任务的越南工兵部队讲授经验与教训⑥。另外，2013年以来，日越两国基本上每年都会联合参与日本、东盟和美国等共同推动的以灾害救援与反恐内容等为主题的多国联合演习，在日本—东盟多边安全合作体系中也实现了非传统安全的有效合作。例如2016年5月，日越两国就一同参与了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实施的联合反恐演习，9月又一起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部长扩大会议人道支援、灾害救援与防卫医学实际演习⑦。
二、安倍“价值观外交”下日越安全关系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如果沿着日越两国交往史纵向来看，日越关系从经贸往来到政治交流再到安倍时期的对外安全防务合作，可谓不断迈向新高度。从横向比较上说，安倍时期日越两国安全合作的力度也超过了日本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是与菲律宾、泰国这样一些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对冲中国、染指南海、海洋安全利益等成为日越两国在外部安全合作方面的动因和目标，促使日越关系一路走到“蜜月期”。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安倍自身“价值观外交”上的矛盾及其与越南内部安全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张力，日越安全关系在“蜜月”的背后实则暗流涌动。
（一）安倍“价值观外交”下的对越南政策
长期以来，日本外交以实用主义著称于世，有注重实际利益而轻价值观输出的特点，一度为发展中国家所称道。但安倍成为打破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早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第二次安倍内阁中担任副首相）便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设想并使之成为日本的“重点外交政策”①，开启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先河。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之前，安倍便通过自创的“民主与安全菱形”设想，开始把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外交”融入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印太”战略中去。一般认为，2016年8月27日，安倍在第6届非洲发展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日本有着把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与非洲之间的土地培育成为与武力和强权绝缘、贯彻自由与法治支配，重视市场经济的乐土并使之繁荣的责任”，标志着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正式确立②。正如中国国内学者所分析指出的，这一日本版“印太”战略以“海洋安全为中心”，计划与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4国共同努力，并联合其他亚洲国家一起进行区域合作，“其关键是共享及拥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捍卫基本人权和法治的‘普遍价值’”③。可见，安倍外交在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安全保障与普世价值输出这两方面并不打算有主次之分，既要通过与域内国家安全合作以加强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安全，又要担任起“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传教士”角色。在安倍的一系列构想当中，位于核心地理位置上的越南扼守着关乎日本经济命脉的南海交通线，既是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着领土纠纷、可以与日本“同仇敌忾”的现实主义潜在伙伴，又是被日本视作“异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受到日本的格外关注。
具体来说，早在2012年，曾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担任过驻越南大使的服部则夫（任期为2002—2008年）便在霞关会（一个以日本退休官僚为主要组成人员的智库）上发表了《日越两国的天然同盟关系》一文，其中提到，“（越共十大之前）越南派来日本的政治考察团在回到越南后，据说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其中提到要以日本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改革的）参考”④，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输出的意味可以说昭然若揭。其后任驻越南大使坂场三男（任期为2008—2010年）在2018年更是毫不隐晦地说：“日本必须把抓住越南国民的民心作为最优先的考量。因此，加强人员交流会为进一步强化亲日感情造就新的能源。特别是教育交流，尤其重要。”⑤
2018年4月，日本驻越南大使梅田邦夫（任期为2016—2020年）在越南河内外贸大学纪念日越建交45周年的演讲中，则是直接抛出“干货”，大谈特谈日本要对越南的行政改革提供支援，日本不仅要派专家为越南改革出谋划策，更要在未来5年内为越南党政干部提供800个赴日本培训的名额⑥。在2020年3月离任回国后，梅田在日本的公益财团法人越南协会发表了一篇名为《对于日本而言越南的重要性》的长篇演讲，其中不仅无中生有地大肆污蔑中国和中越关系，还意味深长地暗示“正在对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的越南，将会迎来历史的转折，并呼吁要“进一步关注越南共产党改革的方向性”①。
服部则夫任驻越南大使期间跨越了整个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并且促成了时任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访问日本，可以说是为安倍发展日越关系立下过汗马功劳;坂场三男虽然是在民主党政权时期担任驻越南大使，但其公开发表的这番言论确是在安倍内阁时期，不能不说是对安倍“价值观外交”政策的一种呼应;梅田邦夫则是第二次安倍内阁对越南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直接促成了日越国家领导人的互访。3位外交官的自白说明日本对越南的“价值观外交”已经从隐蔽走向了公开化、常态化，且自以为产生了效果。
（二）越南国家内部安全的严峻形势与应对“和平演变”
近年来，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越南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发生了一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比如2018年8月胡志明市“宪法”反政府组织事件和2020年1月的“同心乡事件”等，其背后最后都发现有海外势力或个人组织的介入。虽然由于资料所限，在以上事件中是否有来自日本或西方国家的渗透和煽动，以及其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越南无疑会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保持高度警惕。
事实上，越南共产党早在1994年的第七届全国代表中期会议上便提出了越南当前的四大危机，其中便包括“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和行动”②。2016年，越南庆祝革新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越通社预祝越共十二大召开的社论中，认为“四大危机依然存在，其中，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危机日益凸显，党内部出现‘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现象，部分干部、党员和人民对党、政府的信任度略有下滑”。2016年10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在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建工作的决议中提出，“遏制和击退蜕化变质现象，巩固对革命理想目标的坚定信念;要加强意志和行动上的统一;要巩固、严密组织;要加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要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我们要视之为我党和我国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2020年2月3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在越南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更加强调，“在越南，除了越南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拥有足够的本领、智慧、经验、威望和能力来领导国家越过重重困难、挑战，从而推动我国民族革命事业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并告诫说：“敌对势力一直想方设法破坏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们极尽地歪曲、抹黑我党和我国制度， 攻击我党的思想体系、 政治纲领和路线， 试图激化矛盾， 在党内挑拨离间，挑拨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从内部中瓦解我党和我国制度。这种图谋可谓恶劣、危险。”③
近年来，除了在党建思想领域巩固政治工作，越南也在法律和教育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国家安全的实际举措。2018年11月15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机密保密法》，进一步强化了干部管理工作。自2019年1月1日起，随着《国防法》《网络安全法》的相继生效，越南也开始了在网络和新媒体领域对污蔑造谣、煽动颠覆等言论的清理和打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④。根据日本等西方国家价值观输出的特点，越南也深知防止其渗透的重中之重在于对青少年的教育，根据越共十一大、十二大提出的重视青年思想教育的精神，越南教育培训部于2016年制定《评价普通教科书的39条标准》，明确指出了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内容“不得违背历史、不得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①;此外，还通过借助胡志明共青团等社会团体的力量，大力加强对在校青年学生的政治及爱国主义教育②。另外，近年来，越南特别注重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党政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交流合作③。
国家安全不仅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完整、防止外来侵略的外部侧面，也包括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对内一面，二者缺一不可。正如上文中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所说，越南从独立、统一再到今天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带来的国家内部凝聚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此外，越南在经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贪污腐败、南北差异、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如果遇到外国势力的煽动与干涉，仍然会面临社会动荡的风险。越南共产党近年来一系列旨在对抗“和平演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内部稳定的举措产生了一定效果，与日本价值观输出之间的碰撞也会愈演愈烈。
（三）内外之别：日越安全合作中的张力和引力
综上所述，以日本版“印太”战略为代表的安倍政权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被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安保政策”④。诚然，安倍试图以安全防务合作来拉拢“印太”地区国家、染指南海的策略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安倍又强行在其中揉进“价值观外交”，张口“民主”、闭口“自由”，强行将自由主义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相结合，既要维持国际力量平衡，又要插手他国政治制度，两个目标不仅自相矛盾，且都大大超越了日本国力所容许的范围，暴露了自身外交的根本缺陷。
反观越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全方位外交为目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同样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再加上其面临与中国的海洋主权纠纷，从而产生了与他国发展安全合作的需求。但对越南而言，自身的国家安全在政治意义层面不仅仅表现为领土纠纷和海洋安全等对外方向上的含义，更在于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⑤ 这些对内意义上的延伸。国家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本无矛盾，越南更不必为了争取加强外部安全而牺牲内部安全。更何况，奉行全方位外交的越南本来就有多元的替代选择，与其与一心威胁自己内部安全和国家稳定的日本及某些西方国家⑥ 谈对外安全合作、火中取栗，或许与对自己内部安全没有威胁的俄罗斯、东盟国家甚至韩国发展合作更来的安心。
如图1所示，安倍外交中现实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和价值观渗透的双重性与越南国家安全的对内与对外双重属性相互作用，形成了日越两国在安全合作中的引力和张力。具体说来，安倍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性质与越南追求对外安全的现实主义需求相互吸引，构成了日越安全合作的外在引力。反之，安倍“价值观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渗透与越南国家对内部政治安全的诉求互相排斥，从而形成了阻碍未来日越安全合作的内在张力。越南如果图谋与日本联手增强军备、接受日本对越南在安全防务领域的所谓“援助”“合作”，实际上会让自身党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渗透，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让本来为了增强安全而进行的合作反而增加了自身的不安全因素，日越安全合作的内在引力会随着日本价值观输出而日益增大。因此，日越安全合作中的内在张力终究会逐步侵蚀、抵消掉原本发挥作用的外在引力。
结论：疫情之后——日越安全合作即将迎来拐点？
2020年，COVID-19疫情让世界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某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加剧了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乃至国际局势的紧张;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采取的防疫措施和效果也让各国的政治制度直接在危机之下经受了对比和考验。
2021年年初，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的“后疫情”形势下，相信越南共产党的新领导集体将会对本国的外部和内部安全重新进行评估，对是否继续加深与日本的安全合作给出新的答案。同样在2021年，安倍也将因其自民党党首的任期届满而离任，其政治生涯中的功过得失也會随之盖棺定论。从对越南关系来看，安倍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安全合作措施，已经将日越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其赚足了政治资本;可是，其推行的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外交”与“印太”战略的“大杂烩”外交政策给越南的国家政治安全与日越关系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让日越安全关系的未来充满隐患。
（责任编辑：
张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