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我在北大的教学生涯
一、打下人生的“底子”——继承前辈学者的精神谱系
我是1956年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上北大的。当时我报考北大，选择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原因就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当一个儿童文学家。一进来以后，就立刻发现我这个选择不对。我这个人不适合搞文学创作，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太强，任何事到我这儿都概括出来了，细节全部记不住。而文学创作最关键是细节，所以我当时就判断自己是不能够当一个作家的，我应该当一个学者。另外我发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记者。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读书写作，然后跟别人聊天，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做记者，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政治理论性要强，要善于在现实里头打滚，这个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发现我选择错了，自己不适合做作家，也不适合做记者，应该当一个学者。当时费孝通有一句话，对我有终身影响。他说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一间房，两本书”。我一看，这就是我终身的追求。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就是有一间房，然后就不只是两本书了，实际上是一个终身的学者生涯。
所以我当时要求转到文学专业，原来的专业不读了。我们那一届，1956年进校，到1957年开搞“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所以我只在北大认真读了一年的书。我老觉得自己根基不深厚，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一点。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对我一辈子影响太大了。这一年，我发疯似地去图书馆看书。首先是学鲁迅，1956年正好出《鲁迅全集》，我就买了《鲁迅全集》，当时是很贵的。我不惜成本地买《鲁迅全集》，认真地读了，而且基本上我考虑的就是研究鲁迅。当时现代作家里最喜欢的除了鲁迅之外（最喜欢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散文），还喜欢艾青的诗歌，再就是喜欢曹禺的戏剧。
我非常喜欢曹禺，而且到了北京就成了“人艺”最忠实的观众。我们当年进城去看“人艺”演出，演完以后，公共汽车只通到西直门，它不通到郊外，我们就从西直门走到北大东门，然后翻墙跳进北大。所以我对曹禺的感情非常深，后来研究曹禺也不是偶然的。我也非常喜欢艾青，艾青有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后来我为什么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有兴趣，都是这句诗作底的。后来我又研究地方文化，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一命题，它的根源就是来自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跟土地的那种关系。这是现代文学方面。
然后古代文学方面。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很短，我们主要学先秦文学。先秦有两位大师，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屈原，一个是司马迁。外国的东西呢，一个是喜欢普罗米修斯，一个是喜欢但丁《神曲》，另外就是俄国文学。我讲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樊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王瑶那一代——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学者——
他们的精神谱系。他有一个概括，认为王瑶那一代学者的精神谱系，国内是从屈原到鲁迅，国外是从普罗米修斯到但丁，到浮士德，到马克思。那么我实际上是继承这个精神谱系的。国内就是屈原、司马迁、鲁迅;国外的话，普罗米修斯、但丁对我都有影响，跟我后来写作也有关系，我喜欢莎士比亚，喜欢塞万提斯，像《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也喜欢《海燕》，又喜欢屠格涅夫，然后对俄国那几个作家，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很喜欢。我的精神谱系继承了这条脉络。所以要研究我们这一代学者，或者各代学者，必须研究他们的精神谱系学。而樊骏写王瑶的那篇文章，就特别提到了这点。
二、“离去”又“归来”——成为北大研究生
1958年我到了贵州。一到贵州，省人事处就对我们说，进了贵州大山，这一辈子就别想出去了，我的心就凉了。最后从省里下到地区，分配到安顺卫生学校去教语文。那是所中专学校，学生根本不重视语文。一进课堂，讲台上就放了一个骷髅头标本，把我吓了一跳，这个老师怎么当啊？我就跟领导说，要考研究生。领导说，看看你档案里的材料，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里接受改造吧。这样，我一出校门，就遇到了一个人生困境：既然走不了，那又怎样待下去？我突然想到一句成语：“狡兔三窟”。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两窟”呢？“一窟”是想做，但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准备和等待，就算是一个理想吧。但只有理想，没有现实目标，是很难坚持的。或许我更需要的是一个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努力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于是我冷静分析自己的处境。虽然糟得不能再糟，连班主任都不让当，北大毕业的身份也让人不放心，后来“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但毕竟还允许我上课，讲台还是属于我的。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出路：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学生虽然学医，但班上总有一两个学生会喜欢文学，我就为这一两个学生讲课，并从中获得“成功感”。我下定了决心，就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学生开心得不得了，我一下子真的就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一个老师了。但是我也清楚，过于满足现实的成功，没有更高的目标，就可能被现实所淹没。于是，我又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研究鲁迅，而且总有一天要回到北大讲鲁迅！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在那么边远的地区，居然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想要到北大讲台去讲鲁迅，这真是“白日做梦”。那时候北大就是我心中的一块“精神的圣地”，它照亮了我从“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这段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我就是懷着这样的理想、抱负，在1962年第一个清晨，开始我的“鲁迅研究”。即使在“文革”最动荡的日子，也没有中断，前前后后写了几十万字。这样一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当时把考生年龄限制在40岁以内，我已经39岁，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当我知道可以考的时候，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连基本教材都没有，到贵州师范大学去借，只借到半本刘绶松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但我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考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北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准备招6名研究生（最后扩充为8名），报考的却有800人，是真正的百里挑一。系领导就跟王先生说，你要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目，才能把考生的分数拉开。王瑶就出了一个题目：“鲁迅说过，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高于小说、戏剧和诗歌，你同不同意鲁迅的判断？同意、不同意都说出理由来。”我一看就懵了：五四的散文家，我就知道鲁迅，周作人、冰心等都只知其名，却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能不能回答好这个考题，决定了自己能不能被录取。情急之中突然灵机一动：能不能做反向思考，五四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的弱点，大概就是散文的优点？五四时期的诗歌是新诗，是外来的;五四时期的戏剧，也是外来的;中国的小说，也从来处在边缘位置。那么，很可能五四散文的优势就在它跟中国传统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按这样的思路作答，然后大量引述我最熟悉的鲁迅的《朝花夕拾》作例，最后说一句：鲁迅之外，还有周作人、冰心等等，就不多说了，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后来，我进北大后才听参加阅卷的老师说，果然大多数考生都回答不出，得了零分。据说是凌宇答上了一个边，大家都很高兴;王先生说，再等等，说不定还有更好的。等到看到我的答卷，就都放心了——我就这样考了个“第一名”。听说我是老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王瑶先生就到处打听，恰好遇到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说了我的一些好话。我自己也把在贵州写的鲁迅研究文章寄给两位导师，王先生大概没有仔细看，严家炎先生却是认真读了，心里也有了底。
三、心灵深处的辉煌记忆——继承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学术传统
回到北大，还是要首先感谢王瑶先生。关于王瑶先生我写过很多文章。但是这次准备采访的时候，我还是总结了一下王瑶对我的影响。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怎么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王瑶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他必须有知识，但同时他是“分子”，就是说，他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人格比知识更重要。他这句名言对我影响太大了。第二方面，他强
调，不仅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还要做独立的学者。他说关键是在学术上，你要找到你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特有的领域。做到这些，你在这个学科里才是独立的角色。我就在他的引导下做了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生之所以有一定成就，跟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选择有关。选择了鲁迅、周作人，一下子就把线索拎起来了，把这两个作家搞透了，整个现代文学就都迎刃而解了。这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太关键了。所以我后来主张年轻人还是要研究“大家”，因为你的成就跟你的研究对象是有关系的，研究对象很差，你顶多写两篇文章就完了。第三方面，就是学术方法上，他提倡典型现象研究。他不仅给了我方向，又给了我具体的研究方法。第四方面就是他指引我们如何做出人生选择，我后来的一些选择都跟他有关系。
而在学术传统方面，我之前在一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就发言说，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有一个特点，也是特殊优势：它有一个学术的脉络，从朱自清到王瑶，再到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再到我们，一直到吴晓东他们，形成了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传统，这可以一直继续影响到后头的人。这个传统我总结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传统，就是极其重视史料，而且要有独立的史料准备，因此就非常强调要看原始期刊。我们非常重视两个基础，一个是原始资料，看原始期刊，再一个就是坚持文本细读。这是第一个传统。
第二个传统，王瑶先生有一句话，他说你的重要文章和重要著作，必须达到你写完之后要成为一个不可绕过去的存在。别人肯定要超过你，但是他要超过你之前必须先看你的东西。你的水平就体现在这儿——你的课题在具体领域里，要成为一個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这是很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提前准备。你必须了解在你之前做这个题目的学者已经达到什么水平，然后你再考虑我怎么去超过他们，怎么提出你自己新的东西。实际上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创新，必须有新的创造，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新的创造。
第三个传统，就是王瑶先生强调，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历史看到未来。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它研究历史，要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不能脱离现实。但是怎么不脱离呢？后来我总结，它是这样一个基本思路：研究的课题与问题的意识来自现实，而这个现实是很广阔的，不是很狭窄的现实。但是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时候，研究课题要和现实拉开距离，但是它会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王瑶所奠定，从朱自清开始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最大的财富。
而在北大中文系，我也不只受到了王瑶先生的影响。我概括北大中文系有“三巨头，六大将”。哪“三巨头”呢？王瑶、吴组缃和林庚。所以实际上影响我的不止是王瑶，其实我更多地是接近吴组缃和林庚。吴组缃有一句名言说，你要提出一个命题，提出“吴组缃是人”，没有意义，你提出“吴组缃是狗”，就有意义了。他非常强调学术的创造性、启发性。这个对我影响极大。我一定要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研究的独立性和强烈的创新愿望。那么林庚先生呢，我称为“天鹅的绝唱”。严家炎老师当系主任的时候，他当时安排我做一个工作，请这些退休的老教授来跟年轻学生做演讲。我就请了王瑶，也请了林庚。林庚非常认真，换了很多题目。那天上课真是“天鹅的绝唱”。首先他的打扮极其讲究，穿一双黄色的皮鞋，往讲台上一站，就把所有人给震住了。然后他就缓缓说来：搞学术、写诗，最关键要用儿童的眼睛去重新观看、发现、描写这个世界。演讲结束我送他回家，他就病倒了。所以他是“天鹅的绝唱”，把他整个生命投入到学术中。“用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这个对我影响太大了。研究方法上王瑶强调客观，林庚有主观投入，其实我的研究是更接近林庚的。
除了这三巨头之外，还有六君子。严家炎，谢冕，洪子诚，孙玉石，乐黛云，陈平原，这六个人是北大独特的优势。六个人的学术个性都极其鲜明，而且都非常强大，都有自己的一套，成就也非常高。这是其他学校找不到的。更可贵的是，他们之间当然不是没矛盾，因为学术中有各种分歧，学术观点不一定完全一致，也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但总体来说他们互相欣赏，这是极其难得的。这样就使得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是现代文学专业的那种学术氛围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
四、北大内外——重视对青年的教育
我认为，在大学教书第一件事就是做好教学。所以我在北大特别重视对青年的教育。我和青年一代最主要的一个连接点是鲁迅。从给81级学生开始讲鲁迅，然后就跟84级和86级讲，一直讲到我退休的2002年。在北大讲了二十多年的鲁迅，这是我一生最高成就。
我在北大讲鲁迅的课，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初，84级、86级这一时段。在那时，课堂是一种生命的相融，鲁迅的生命、我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是相融的。那是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感受了，到86级之后就没有了。这是第一阶段，最辉煌。
我最近在整理书信的时候发现，从1990年开始，到了贺桂梅这一代，我跟她们班上课，就不一样了，班上就引起激烈争论：“我们和鲁迅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在上一代，鲁迅、我和学生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到她们那儿就变成了两派。因为听我的课，大家都很敬佩鲁迅;但一派就认为，鲁迅活得太累，我们不必活这么累，我们可以活得“轻”一点，因此希望鲁迅成为博物馆式的一个对象;我们崇敬他、尊敬他，但是他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另一派就是贺桂梅这些人，强调我们现在的生命恰好太“轻”了，要追求生命之“重”，这样就不能够离开鲁迅。学生们对鲁迅的心态就发生了一个分歧，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比较特殊的一個时间，就是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北大学生开始重新形成一个“寻找北大传统”的热潮。在那样一个背景下，我开了“周氏兄弟研究”这门课，其实是有意识的。那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是讲它的现实意义，这跟北大传统直接相连。我一开始讲这个，就在全校轰动，那次是一个高潮，好像有点回到八十年代。但是很短暂，后来就过去了，但这个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
然后就是最后这个阶段的讲课，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问题，我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是奔名人来的，就奔着听钱老师的课：
“他快退休了，我赶紧听，以后我可以写我听过钱老师的课。”很多人不是一种精神共鸣。我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后来我也不愿意再去讲了，我觉得没意思。但是后来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感动。他说，钱老师，我很喜欢你的课。什么原因呢？你的课显示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让我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尽管我不会按你那么去活着。因为你是另外一代人了，但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活着”，我也知道这种过程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其实说到底，教师最根本的就是要显示你自己生命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混乱、动荡的时代，你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自己不一定是要学生都按你这么去做，不可能。老师不再具体引导学生怎么去做人，那是他们的事。但是你要显示出一种独立的存在，学生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存在是大不一样的。
在我的上课和学生关系上，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我是把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有机统一起来，并吸引学生参与其中。我的研究和教学方式是：先是在研究构思过程中，与研究生不断交流、碰撞;酝酿得差不多，写出初稿或提纲就拿到课堂上去讲;课后整理成书稿时，又最大限度地把学生课堂讨论或作业中的创造性意见吸收进来。一些有心人就注意到，我的学术著作中最喜欢引述不知名的年轻人（学生）的见解;这确实是我保证自己的学术与生命拥有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
我自认为有三次课堂比较成功，这背后都有经验。第一个就是培养吴晓东这一代。我们刚才说北大传统是提倡读原始资料。但我们做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时候，那个不是原始资料的问题，是根本没有资料，是开创性的，就带着学生去开垦生荒地，而且要求他们去发现作家。我觉得吴晓东有一点很成功的，就是吴兴华一定程度上是被他发现的。范智红在此基础上成书的那本《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至今我觉得没超过她的。再有就是朱伟华，她对上海沦陷区戏剧的研究，也至今没有人超过。第二次课比较成功的，就是解志熙那批博士研究生的细读课。第三次就是“对话与漫游”这个课。这个课有个特点，选取四十年代不太有名的作家，主要从形式、美学（方面）对作品细读。我是自觉地，也是弥补我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些缺陷。课堂上王风第一次处理汪曾祺同一个作品不同时期写了两次的现象，这是很有创造性的。这大概也是三次尝试的一个贯穿性的努力目标，就是着眼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这自然是与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追求相一致的，这也是北大中文系学术与教育的一大特点和传统吧，现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了。
差不多到1997年，我开始有一个走出体制的冲动和要求，主要是想用一个什么方式使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产生一定的关系。这其实在现代文学也有一个传统，也是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自己参与这些活动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以我的学术做资源，不离开我的学术。对我来说主要是鲁迅的资源，把鲁迅资源转化为社会实践。所以我就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几个东西，可以说是三个方面吧。一是自觉地卷入大学的教育课程和大学生教育改革，当然从北大开始。二是参与中小学的教育改革，主要是语文教育改革，这都是我的专业。三是，支持青年志愿者，特别是支持这些志愿者到农村去，这样就一定程度地参与了乡村建设。
北大的教育改革，我是从北大一百周年校庆开始参与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做了几件事，其中就有《蔡元培》这个话剧。一百周年校庆其实是一个官方行为，我们是唯一在民间纪念蔡元培，而且真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团体。从此就开始了我对于北大历史的研究和对北大现实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我第一次明确提出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有两个想法，我至今仍然坚持。第一个，北大的传统就是鲁迅说的，是改革的一个先锋，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这是北大的基本精神。第二个，关于北大应该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因为蔡元培说，北大不是培养具体技术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的学校，我就觉得北大的培养目标，一个就是要着重思想的创造，所以它要培养思想家型的学者。北大培养的人才，就是开创性的，有独立思想、对学科发展有独立思考的这样一些人才。
我在北大形成了特别的大学观，到现在还坚持这样一个大学观。我觉得大学也有两面，它有保守的一面，还有革命的一面，革新的一面。它的保守是支撑，它有一个知识的传递，它要把知识变成学术，而且要一定程度地把学术体制化，知识、学术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在这意义上，我觉得，强调学术的体制很有它的合理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学术，它强调知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精神传承。它的保守的一面是传承，传承一种精神、一种学术、一种知识，它有知识、学术、精神的传承。因此我认为，北大不必那么先进，不必赶潮流，有时候需要保守一点。它必须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没必要和现实完全一致。整个社会是闹的，北大必须静。整个社会是热的，这儿必须冷。北大必须保持一种清醒，要守住一些东西。有两个时期这种精神困惑很多，一个就是国家发生民族危机的时候，西南联大就起这样一个作用;再就是整个国家失范的时候，大学就应该起稳定剂、起冷静剂这样的作用，不能“与时俱进”。就是它有保守这一面，这是一个特点。另一个功能是革命性功能，它是创新功能，必须有创新的领域，是给社会提供新思想的地方。“五四”为什么北大有这么大的影响，原因就是在一个历史转折关键点，它给整个国家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思路、新的方向，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所以我就觉得，真正的大学应该和现有的体制、现有的秩序、现有的所有观念保持距离，否则怎么创新？
五、走出北大，在更高层面上相遇——我的精神谱系
我在北大最后一次讲演中，谈了我的三个人生座右铭。一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是“永远进击”，再一个就是“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我跟学生还留下了一个，也算我的座右铭：“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三个座右铭，你们可以看出我的精神谱系，——屈原，鲁迅，毛泽东。我一生坚持三十多年，永远在探索，永远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从不消极，从不回避，永远进击，永远采取积极态度。
而我的根本問题和基本弱点，就是我一再说的：不懂外文，对古代文学研究不足，再有就是没有文人趣味。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不懂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这个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个问题就是我无法真正进入鲁迅、周作人的内心。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典型的中国文人，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趣味的问题，是整个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我和鲁迅、周作人归根结底是“隔”的。还有我没有趣味，我的人生有个最大的问题，我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只谈精神问题，不谈世俗问题。我虽然天天讲农村，天天讲贵州的父老乡亲，我其实和贵州父老乡亲是“隔”的，因为我不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天天跟你们讲青年，但是我跟青年是“隔”的，因为青年讲日常生活。我是一种脱离了生活的精神存在，所以我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悲喜剧。
那么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我最满意的，也是北大学生给我的评价，北大学生曾把我选为那一年的“最受欢迎的老师”，而且是排在第一位。然后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老师，我们最喜欢听你的笑声，能够像你这样笑的人，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很欣赏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可爱的人，但可爱的人有另一面，可爱的人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可笑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可爱的人，又是一个可笑的人。如果我死后有坟，有人在墓碑上给我题词：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对我这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评价。要做一个可爱的人是极难的，别以为“可爱”是一个随便说说的词，但可爱之人必有可笑之处，可爱与可笑其实是互为补充的，单纯是可爱，也有问题。可爱又可笑，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我追求的实际上就是真实的人生。
我最后讲一讲我和王瑶的关系，我觉得是具有普遍性的，当然王先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后来影响越大，我觉得也自觉意识到，我必须反叛他。因此，实际上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口号，一定程度是试图摆脱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奠定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总格局。我今天讲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呢，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觉得比较理想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学老师，把老师的所有优点全部学来，这是必须做的。所以作为老师，当你还是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对你有基本要求，这是你必须做的。第二步，尤其是特别强大的老师，你必须反叛他，你必须要走出他的阴影，不然你毫无前途。第三步，在反叛之后走向更高层面。更高层面上，继承的就不是他自己的学术主张或具体的做法，而是一种基本精神，像我今天讲的王瑶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他的传统。所以我觉得理想状态应该是继承，甚至模仿，然后反叛，再到更高层面上的继承。我希望学生反叛我，如果不反叛我，毫无前途，反叛才有希望。如果永远在我们的阴影之下，学生就一点出息也没有。我希望还是这样一个关系，学习、反叛，而且一定程度地反叛，有分寸地反叛，然后在更高层次上和老师相融。把这样的学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本文由钱理群口述，姚丹整理]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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