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泗流域的“大王”崇拜

魏伯河

在黄河下游泰沂山系西南麓，分布着汶、泗两条河流。它们从泰沂山脉发源，沿途汇入多条支流，呈纵横状分别流向今东平湖和南四湖，其流域大致北不过泰山，南不过微山湖，西至京杭运河一线，大约在今山东省泰安、济宁、枣庄三市范围内，就是今人所说的汶泗流域。古人所谓汶泗流域，指的是泰山以南，淮河以北，包括山东大部和苏北、豫东、皖北。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政府管理经常缺位，汶泗流域水旱灾害频仍，人民深受其害却无力抗拒，由此滋生了种种迷信习俗。“大王”（即河神，或称河伯）崇拜就是这类典型的迷信习俗之一。

晚清学者黄恩彤在其晚年诗文集《余霞集》卷一中，有两首关于“大王”崇拜的纪事诗。两诗所记事件的发生地均与黄氏家乡宁阳县邻近。黄氏本就对社会民生多所关注，其诗文朴实无华，他的记载反映了汶泗流域流行的这一迷信习俗。

其一题为《近事诗》，记载的是发生于汶北的一场闹剧：

汶北裴氏子，早作方隆冬。是时频雨雪，冬暖如春融。沟边见小蛇，蟠曲等蛰虫。颇怪出非时，疑是粮精逢。捧持若拱璧，归置豆瓮中。辄即货其豆，将以验神通。孰知竟不效，豆尽瓮亦空。唯有蛇在瓮，欲出苦路穷。村祠有道士，乘机扇巫风。趋视佯惊诧，云是大王雄。呕哑颂经咒，喧传走愚蒙。争集奉香楮，或以鸡豚供。道士自醉饱，大王殊朦胧。二尹胡为者，叩拜礼必恭。瓮盘冒红纸，移请入神丛。斗大元化祠（时移置华佗小庙），权作河伯宫。恐其为患害，祷祝心忡忡。苍黄问乩卜，乃曰是雷翁（村叟扶乩云：“此大王是泗水人，雷姓。”）。余语尤鄙倍，只足欺盲聋。祭赛意未已，鼓吹来优童。铿轰震闾巷，痴蛇卒梦梦。兴阑檀施散，事讫笙歌终。大王留不去，与郑内蛇同（村人卒以蛇死成讼）。

汶水北岸某村（地属今肥城市，当时为县，隶泰安府），有一裴姓年轻农民在冬日早晨下地劳作时，在沟边发现了一条小蛇。他感到很奇怪，因为此时为蛇冬蛰时期，正常情况下不应当出现在地面。迷信思想严重的他找不到合理解释，竟突发奇想，认为自己很可能是交了好运，遇到了传说中的“粮精”。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粮精”是一种蛇形动物，如果出现在粮仓或其他盛粮食的容器里面，可以使里面的粮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过去农民过年，都要用小米或玉米面粉做成这样的粮精摆在粮仓里，并烧香摆供，祈祷新的一年粮食充足，不会挨饿。这样的传说和习俗，固然出于泛神论的文化影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出饥饿农民对粮食充盈的幻想。裴氏子作为一位贫困农民，对粮精之说自然是笃信并充满向往的，所以他见到这不合时宜出现的小蛇（应为菜花蛇，黄黑相间，与米面做的粮精有相似之处），首先想到可能是粮精，于是小心翼翼地捧回家里，放进盛豆的瓮中，希望见到它的神效。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失望：瓮中的豆取出并货卖之后，里面并没有出现新豆，只有苏醒过来的小蛇在里面蠕动，欲爬出瓮外而不得。这事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料他发现并带回小蛇的消息却在村中传播开来。寄居于村祠的道士得悉，认为有可乘之机。他跑来看到小蛇，故作惊诧状，说这是传说中的河神“大王”，得罪不起，接着就念念有词地颂起经咒来。村中百姓听说后，争先恐后地来围观，有的就摆起香烛磕头祈祷，有的还奉上了鸡鸭、酒肉等供品。这些供品，最后当然都进了道士的肚子里。不仅如此，这事还惊动了官府。肥城县丞闻讯从县城赶来，先是对被视为“大王”的小蛇顶礼膜拜，又认为裴家不宜作为供奉之所，于是让人用红纸覆盖了瓮口，抬入庙宇奉祀。大概村中没有专门的河神庙，只好将其安置在供奉医圣华佗的小庙之内。至于这样安置能否让“大王”满意，谁心里也没底，只能忧心忡忡地反复祷祝，求其大发慈悲，不要降灾于本地。通过村中老者扶乩（古代占卜术之一）得知，这位“大王”的前身是泗水人，姓雷。这样一来，村人更坚信小蛇为“大王”现身无疑。为了让“大王”高兴，村中主事者还请来了戏班子，锣鼓喧天，着实热闹了一番。所有花费自然由村民分摊。曲终人散之后，小蛇还是那条小蛇，既没给当地降下灾祸，也没给人们带来好运。最后，就像《左传·庄公十四年》里记载的那条“内蛇”一样，所谓“大王”当然是死了，据说村民还因为“大王”之死该由谁负责打了官司。愚昧至此，可为叹息！

另一首题为《兖郡行》，记载的则是发生于兖州（今济宁市兖州区，当时名滋阳县，明清时为兖州府衙驻地）西门外的另一则类似的社会事件：

兖郡西门人若狂，撞钟伐鼓迎大王。惊问大王在何许？玉河之侧埼岸旁。小蛇数寸自蟠结，锦文错杂头不方（相传大王蛇方头，此则否）。士女喧传剧鼎沸，奔走祷祝来巫阳。长官闻之亟致祭，纷陈俎豆罗酒浆。更以乩笔请神语，沙盘画字森成行。自云生时为河督，顺治二年莅鲁疆。之锡姓朱字梦九，疏而荐者阿中堂。便问中堂何名讳，大书桂字殊昭彰。顺治初塞金龙口，河督方兴实姓杨。十有四年越十八，朱公两任综修防（朱公之锡两任河督，均在顺治十年以后）。文成（阿相国谥文成）相业最煊赫，乾隆中叶方腾骧。国初自有从龙彦，阿公不及相颉颃。明明时代错先后，附神托鬼诚荒唐！旁有夜叟听然笑：神道变化安可常？木兰地下市鞍马，卢生梦里临疆场（木兰、卢生均于近年显灵捍寇请封，见邸抄）;中兴天子百灵助，幽明协赞扶包桑。狂澜待挽靠神力，大王奚止金龙黄（近日河神唯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灵感最著）？

兖州属于泗水流域，与肥城之间只隔一个宁阳县，距离前一事件发生地（汶北）约百里之遥。兖州因明清以来一直是府衙驻地，文化相对肥城要发达。但我们看到，两地在大王崇拜方面表现出的迷信习俗几无差别。而《兖郡行》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显然更加丰富。

黄氏《余霞集》一书是按写作时间编定的。据此诗在《余霞集》中出现的位置，其写作时间距《近事诗》不远，所记事件发生时间应在第二年的早春。这次被视为“大王”的小蛇是在西门外的玉河之畔发现的。玉河又称御河、金口闸河，是兖州城的护城河。此蛇锦文错杂，应该也是一条菜花蛇。大概也是因为露面偏早，才被好事者认作河神“大王”现身。而迷信的人们对此类说法大抵是宁愿信其有也不肯信其无的，于是一经传播开来，迅即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至于传说中的“大王”蛇都是方头，这条花蛇的头却是圆的，则被人们有意识地忽略了。毕竟是府衙驻地，非寻常小县的偏僻乡野可比，这里恭迎、祭拜“大王”的排场要比肥城大得多。迎接“大王”的队伍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士女趋之若鹜，偌大兖州城几乎为之空巷。当地长官也参与其中，为之设置香案，罗列供品，虔诚致祭。扶乩自然是少不了的，乩文显示：这位“大王”姓朱，名之锡，字梦九，是由阿中堂上疏荐举担任河督，于顺治二年来山东治水的。有人问：这位阿中堂姓何名谁，沙盘上显示出偌大一个“桂”字。这样的说法，在有识者看来，显然是与史实不符的。因为顺治初年的河督姓杨名方兴，并不姓朱，朱之锡确为治河名臣，著有《河防疏略》，曾两任河督，但都在顺治十年之后。而作为中堂（宰相）的阿桂（1717-1797），则是乾隆间人物，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才出生，是不可能在顺治年间举荐为河督人选的。于是有人指出其间的时代错乱，荒诞无稽，对乩文提出疑问。不料却遭到旁边一位“野叟”（应为扶乩者的搭档）的嘲笑。他说：你莫不是读书读迂了吧？神道变化，怎可用常理推论？就连那古代替父从军的木兰、做黄粱梦的卢生，都可以为今朝的中兴天子效力并请求封赏——这是邸抄上都发布了的，不是我瞎编的吧？那阿中堂、朱之锡都是本朝将相，死后显灵，何必讲什么先来后到？就说“大王”吧，大家都说只有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才灵验，也是迂腐的，其实只要确有神力，能挽狂澜于既倒，又何必管它是哪位“大王”呢？在这样的“辯者”面前，自以为熟悉本朝历史掌故的文士们竟无言以对了，只好摇首叹息而去。祭拜活动于是继续热热闹闹地进行下去。诗作至此戛然而止，事件的结局如何，读者自不难想见。此诗与《近事诗》笔法不同，不是自始至终平铺直叙，而是大开大合，波澜起伏。详述乩文，突出了其荒诞无稽;借“野叟”之口，揭示了当事者的冥顽不化，并顺带对朝政的昏庸进行了嘲讽。

《余霞集》所收为黄恩彤七十岁以后的诗文，两首诗所记史实发生于同治十年（1770年）前后。同治帝此时也只有十几岁，朝中为两宫太后慈禧、慈安共同垂帘听政。这一时期，由于先后平息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朝中君臣又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黄恩彤是道光年间官至广东巡抚的二品大员，曾参加过《南京条约》及其后各项税则谈判、签订，属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此时，他以退职官员身份在家乡宁阳县添福庄闲居，对地方社会各种动态仍多所关注。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大量的涉外活动，使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有所了解，因而对所谓“大王”崇拜，显然是不相信的。我们从两首诗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这类迷信活动的蔑视和否定，而对参与其中的地方官员，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黄恩彤用诗歌形式记录的这两次大王崇拜闹剧，并非只是笑料和谈资，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第一，据二诗记载可知，在汶泗流域，普遍流行着“大王”崇拜。而所谓“大王”，其具象为蛇。“大王”之名，当由蛇名得来。蛇类中有一分支名叫王锦蛇，俗称大王蛇，又称菜花蛇，因其头上花纹有的像王字而得名。此类蛇在温带地区很常见，因其有耐寒、适应性强、生长快、饲养周期短、易饲养和孵化等诸多优点，被我国北方诸省区不少蛇场或养蛇户作为无毒蛇的饲养品种。蛇在冬季都要蛰伏，但野生的蛇如果遇上冬暖，有的苏醒了偶尔爬出来晒晒太阳，也是正常的。其本身本不具任何神秘色彩，但当它被与河神崇拜联系在一起，并且非正常出现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地点，就往往被迷信的人视为河神的化身。而所谓河神，在传说中又大多是历史上治水取得某种功绩的人物死后所封（如朱之锡就确曾被民间尊为河神），因之迷信现象与历史传说便纠结在一起，更易被文化落后的人所接受。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水旱灾害忧惧无助、对风调雨顺充满希冀的心理意识，是这一崇拜产生的丰厚土壤。这样的习俗，有着悠久的传统。众所周知，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西门豹治邺时制止为河伯娶妇的著名故事，说明河神崇拜实属源远流长，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其称谓、前世传说以及祭拜仪式、娱神方式等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不难看出，迷信思想在当时弥漫于朝野，国家的落后和国人的愚昧超出今人想象。就“大王”崇拜来说，从作为偏僻乡野的汶北，到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衙驻地的兖郡，都盛行此类迷信习俗。在具体的崇祀活动中，巫祝人士固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某些地方官员的参与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河神崇拜数千年间绵延不绝，而地方官员中却见不到西门豹的影子了。汶泗流域之外，全国情况如何？《兖郡行》中借“野叟”之口披露，当时连木兰、卢生之类文学作品或传说中的人物也被搬弄出来为所谓“中兴”造势。此类荒诞不经之谈，如果仅出于乡野村民的街谈巷语也还罢了，地方大员竟也郑重其事地向朝廷奏报，以邀功讨赏;更为荒谬的是，这类东西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邸抄。足见庙堂之上较之乡野民间，愚昧程度并没有多少区别。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尽管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事又动摇了其根基，可谓内忧外患，元气大伤，但统治思想和国家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统治者并不想与时俱进，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只是恢复往日的“天朝上国”的美梦。殊不知时代潮流已不可逆转，因此其所谓的“中兴”，只不过是腐朽没落政治制度的回光返照而已，很难说有什么历史进步意义。

2021年2月19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商丘宁陵县柳河镇赵尔庄村边坟头上，有一条长一米多长的蛇经常出来在坟头上晒太阳，引起了很多村民的关注，甚至还有村民来这里烧香祭拜。政府工作人员对围观民众进行了科普教育。此事与河神崇拜并无直接关联，只是蛇神崇拜的某种遗传。与150多年前汶泗流域的“大王”崇拜有所不同的是，當今此类活动中已看不到神职人员的主导，地方官员的角色发生了180度的逆转，社会风气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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