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炊具到至尊神器

黄交军　李国英

“鳌冠三山安海浪，龙盘九鼎镇皇都。”鼎，溯其源，乃“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说文·鼎部》）。它诞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最初鼎是华夏先民用于煮食烹饪的炊具馔器，其型态主要有三足圆鼎、四足方鼎两类，铸造材料有陶、青铜和铁等。鼎之研制开发使得古人拥有质量可靠、功用齐全、便于加工熟食的工具，它将古人的吃食由烧烤扩展至烹煮，属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极大地提升了上古人类的卫生健康、生活条件与美食认知。人们常用“钟鸣鼎食”“列鼎而食”形容世家大族的豪奢生活，“禁鼎一脔”比喻珍美之物。

铜鼎作为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器皿、标志符号与礼乐核心，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孝武本纪》）。鼎逐渐脱离日常食器的普通身份。商周时期进一步分化出专以烹煮牲肉之镬鼎与专以盛装熟肉并调味之升鼎。通过周礼的规范定制，鼎上升为祭祀的主体而被奉作正鼎，保留原始功能之镬鼎却沦为陪鼎，商周社会甚至用鼎“别上下，明贵贱，分尊卑”，来显示、强调统治权力和等级身份，如《孟子·梁惠王下》：“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东汉赵岐注：“《礼》：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鼎最终演变成王权象征、国家重器及至尊神器，是华夏文明的理念承载者、历史见证者、文化传播者。东汉班固撰《宝鼎》吟颂道：“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后汉书·班固传》）强烈彰显出鼎政教合一、福泽后裔的浓郁色彩。

“鼎器写饕餮，肉翅两目长。”（周文璞：《正字南仲祭诗》）世界多地都曾先后有过青铜时代，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个掌握铜冶炼技术的国家，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即发现于陕西姜寨遗址。铜器鼎彝规制纹饰暗合天人感应、三才（天、地、人）合一等哲学理念。

“夫大丹炉鼎，亦须合其天地人三才五神而造之。”青铜鼎成为夏商周三代匡扶四夷、确立正统、奠定共识的神兵利器、归化手段。张光直明确指出：“全世界古代许多地方均存在青铜时代，但只有中国三代的青铜器在沟通天地、支持政治力量上有这种独特的形式。全世界古代文明中，政治、宗教与美术都是分不开的，但仅中国上古三代之文明中这三者的结合是透过了青铜器与动物纹样美术的力量的。”（《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诚如斯言，鼎能演绎跃升至中华文明的特色容器、艺术瑰宝与社稷象征，是扎根于商周高度发达的青铜熔炼技艺深厚土壤中的，如被誉为“中国青铜器之王”的司母戊鼎，体量巨大，造型威严，做工精湛，总重竟达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身宽78厘米，鼎身周围密布饕餮纹。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饕餮乃远古神话传说中一凶恶贪食的怪兽，先民常于钟鼎彝器烙刻其头部图案作为审美装飾，学界倾向认为饕餮鼎是商周统治者利用青铜器纹饰样式的“狰狞恐怖”外观来表征奴隶主王权的“神秘威严”本质，凸显它对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珍宝财富的垄断占有，使黎民百姓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事实上，饕餮纹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神灵的图腾崇拜，系先民进行天、地、人、神、鬼五位一体有效沟通、心灵呼唤的通灵媒介、登天法器，达到“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的宗教目的。

司母戊鼎被世界公认为青铜时代的巅峰作品，据考证制作该鼎需几百人同时协作，表明商朝的青铜器制作技艺相当纯熟。古代中国鼎文化能驰名中外，另一主因是它的类型繁复、功能伙颐。其形象流变约略如下：

1.祀祖祭器

“尝闻鼎以大祭祀，未闻祭鼎陈笙镛。兹焉祭鼎戒群吏，古也拜灶劳皇躬。”殷商先民推崇祖先崇拜，讲究慎终追远，故有“功名鼎铉”“物勒工名”之说。《礼记·祭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鼎因其高雅庄严，优先尊作祷祝先考先烈的祭器吉器。《诗经·周颂》云：“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该诗乃周代贵族举行“宾尸之礼”时所用的颂篇乐歌，《毛诗序》谓此篇主旨为上古之“绎（即绎祭）”。

西周朝堂祭祀一般持续两天，首日属正祭，次日即绎祭。《梁传》云：“绎者，祭之旦日之享宾也。”兕、觥为爵器、饮酒器，《诗毛氏传疏》曰：“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故设兕、觥焉。”而鼐、鼎、鼒等炊具、食器为庄严祭祀时之器皿，鼐属盛牛之大鼎，鼎次之，用以盛羊，而鼒系盛豕的小鼎，折射出不同鼎器对应不同身份的祭拜功能。战国时南方“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以鼎等遥祭先王先君风尚也不遑多让，《楚辞·大招》：“鼎臑盈望，和致芳只。”明朝归有光《冰崖草堂赋》亦云：“厌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属具浓郁南国特色楚辞风格的招魂词。“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全篇极力铺陈楚国钟鸣鼎食、宫室华丽、政治清明等瑰丽宏图，希冀悼念、召唤楚室历代亡故贤王明君“魂乎来归，尚三王只”，庇佑恩泽楚国上下，寄托着作者美好的政治理想，正如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十解题曰：“（《大招》）此篇亦招魂之辞。略言魂而系之以大，盖亦因宋玉之作而广之。”

2.墓葬明器

“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死者为大，先民笃信灵魂不灭，把亡人视若神明来侍奉。然鼎乃贵重器皿，常被亲人作为随葬用品置于墓室棺椁埋入地下，以便亡灵在阴间继续享用。西周用鼎殉葬制度有明确身份、数量的严格限定，《公羊传·桓公二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不能随意逾越僭制，“三代以上，多金而少石。钟鼎彝器，皆金也;三代以下，彝器罕见而碑碣如林，于是金少而石多”（俞樾：《春在堂杂文·续编二》）。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期文化出土陶器268件，而鼎类器物居于大宗，其中罐形鼎14个，盆形鼎4个，钵形鼎19个，总计41件，比例高达15.29%，可见曩时鼎葬习俗普遍。

3.辟邪礼器

“禹鼎象神奸，蛟龙远潜伏。”（欧阳修：《憎蚊》）相传夏禹铸九鼎，其上镂山精水怪之形，使人以知神奸、明辨真伪，非常灵异，成为社会大众用于驱妖辟邪、逢凶化吉的礼器法器。《左传·宣公三年》亦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

4.长寿药器

“福寿丹砂随日变，长生药鼎负龙威。”（宋太宗：《逍遥咏》）鼎并非只用于烹饪，古人也利用药鼎来煎药炼丹，意图祛疾去疴、延年益寿，甚至羽化登仙、长生不老。前蜀韦庄描述“道开烧药鼎，僧寄卧云衣”之语，南宋陆游吟咏“官闲况是频移疾，药鼎荧荧卧掩扉”之句。药鼎又名金鼎、丹鼎，南朝宋鲍照《代淮南王》诗赞曰：“琉璃作碗牙作盘，金鼎玉匕合神丹。”唐卢照邻也有“圆洞开丹鼎，方坛聚绛云”之叹。道士炼丹之鼎亦称鼎炉或炉鼎，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参同契》卷上：“偃月法鼎炉，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董德宁注：“偃者，卧也，即仰也。言鼎炉之可容纳水火者，乃偃月之法象也。盖鼎像望月之圆，可容药物;而炉像弦月之缺，可纳火符，故曰偃月法鼎炉。”典籍也载鸡犬舐啄鼎而成仙之说，《太平广记》卷八：“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后因以舐鼎隐喻攀龙附凤，而在道教理论中鼎器也属内丹名词，鼎位于人之头部，器是指下腹丹田，鼎、器二字合用比喻炼丹之法象。北宋道士张伯端《悟真篇》：“先把乾坤为鼎器，次将乌兔药来烹。”明伍守阳亦曰：“故神气有铅汞之喻，而丹田有鼎器之喻也。”

5.精巧玩器

“得画书彝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俞正燮：《癸巳类稿》）在先民看来，钟鼎鬯圭等贵重财宝可在老百姓陷入困苦饥馑时用于救急纾困，“不腆先君之敝器”告籴于邻国，这符合周人备荒古礼义举，见《国语·鲁语上》：“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若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韦昭注：“名器，钟鼎也。”同时，鼎乃精细的珍品，故能成为骚客士子附庸风雅、收藏呵护的精致玩器，清人徐鼒《小腆纪年》：“（张献忠）释之。设铸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鼎器亦可进入文物市场进行交易，渐成风尚，明陆人龙《型世言》：“（水心月）道：‘好一个鼎，倒也装饰得好，打扮价钱多似鼎。仔细看了一看道：‘任相公，也不知甚人骗了窦尚书，如今又转骗令尊。凡古铜，入水千年则青，入土千年则绿，人世传玩则有朱砂斑，如今都有，便是伪做了。”

6.薰爇香器

“日射竹窗风叶乱，烟凝香鼎篆纹消。”作为礼仪之邦，先民用香鼎香炉来熏香敬神，达到驱虫透气、思古念昔的遥深境界。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云：“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觅香鼎香炉的源流史，也是古圣先哲们从鼎彝铭器受到启发，礼乐教化加以利用的结果。南宋赵希鹄考证曰：“古以萧艾远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之踽足豆，香毬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香炉之制始于此。”堪称洞见。

7.雅致茶器

“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乃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资与文明使者。饶有意味的是，先民对泡茶品茗的器皿也相当讲究，研制有茶鼎等，其形“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杇墁”（陆羽：《茶经·风炉》）。茶鼎又名燎炉、燎灶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御前头笼燎炉，供进茶酒器皿等。”

8.度量衡器

“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尺度，统一度量衡是中国历代王朝实施大一统、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举措。苏轼《徐州莲华漏铭》云：“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战国时商鞅变法的主要功绩即率先制造标准器，如“商鞅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出土有秦铁权与秦诏版度量衡器的考古实物。然鲜为人知的是鼎在上古很早就用作量器，如鬲，古属鼎器，可容五觳之量，见《说文·鬲部》：“鬲，鼎属。实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其型制长度“凡为辕，鬲长六尺”（《周礼·冬官》）。而镬鼎作为古时宴享、祭祀的大鼎，亦具明确度量的标准，《周礼·天官·亨人》：“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玄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孰，乃脀于鼎，齐多少之量。”1966年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刻容记重的秦六斗铜鼎、私官铜鼎;1979年武功县出土魏国的信安君铜鼎量器;1987年湖北十堰市发现刻容记重的西汉汝阴侯铜鼎;2003年河南洛阳文物交流中心收集了一铭刻有容量的魏国右孠铜鼎;泌阳出土平安君鼎，铭刻“四分”，实容1800毫升，足证鼎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功不可没。

9.司法刑器

“鼎新麾一举，革故法三章。”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法制完备，且领先世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随赋晋国一古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颖达疏：“今荀寅谓此等宣子之书可以长为国法，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犹如郑铸刑鼎（仲尼讥之，其意与叔向讥子产同）。”刑鼎指铸有刑法条文的金属鼎，古代杰出政治家们考虑到让全体国民敬畏遵守国法国纪，故铸刑法于鼎彝，唐人沈亚之《省试册三道》云：“郑产以刑鼎兴讥。是称叔代，昭然薄厚，岂俟敷陈。”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本国的所有法律条文均铸于象征诸侯权位的铜鼎上，置于王宫门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而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与荀寅铸刑鼎，乃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晋国大夫羊舌肸（字叔向）、孔子及蔡史墨等主张维护旧礼制，反对政治改革，曾尖锐指责（郑）子产、（晋）赵鞅等铸刑鼎的革新举措。事实上，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的政治活动乃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是对陈旧落后的法律觀念、刑法制度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刑书藏于官府而百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之僵硬信条、迂腐惯例，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刑法制度逐步具有客观性、规范性，迈向法典化、公开化，开创了先秦法制建设新纪元，属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突出标志。有鉴于鼎对推动社会发展、反映人们切实需求的普法功效，吕思勉曾精辟论述道：“刑书必著于鼎，盖亦有由。《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小约剂，万民约也。古之人笃于教，刑法之始，参以神权，刑书必著于鼎，盖由是昉，后遂习为故常也。”（《吕思勉文集·读史札记上》，译林出版社，2016年）究其原因是铸刑鼎不仅在于鼎彝乃国邦权柄之象征，具有权威性、神圣性、实用性，而且求诸词义“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鼎革固天启，运兴匪人谋”，“鼎”字本身即蕴含“鼎革”“鼎新”之义，寓意着变革、革新、激浊扬清，如《易·序卦传下》：“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有着旗帜鲜明的政治指向与意识形态倾向。

尤为特别的是，“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白居易：《咏史》），鼎亦属古时烹杀罪人、威慑黔首的酷刑狱具之一，用鼎镬煮死犯人之刑罚盛行于周及秦汉之间，秦并设为常刑，《汉书·刑法志》：“（秦）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颜师古注：“鼎大而无足曰镬，以煮人也。”故典籍中载有“鼎烹（亨）”“五鼎烹”“鼎轘”“（刀锯）鼎镬”“镬煮”“（斧钺）汤镬”等词语，折射出上古鼎曾肩负司法刑戒之职责。

10.国器神器

“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据说，夏禹铸造九鼎以为君权神授、传授帝位的通灵宝器、开国重器、旺族名器，而朝廷王都所在便乃鼎之所居，故后世往往誉称定都、建都为定鼎。《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常比喻夺得天下、奠定帝业。

明凌濛初《红拂记·楔子》：“俺姓杨名素，身为名将，职任元戎。曾佐文皇定鼎。”而鼎业指代帝王之大业，《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是以齐晋帅礼，鼎业倾而复振。”

上古传说黄帝曾创制轩鼎（轩辕鼎），“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鬍髯，下迎黄帝”（《史记·封禅书》）。因鼎象征政权故称宝鼎，西周大盂鼎铭文曰：“盂用对王休，用乍且南公宝鼎。”鼎被君王贵族作为旌功记绩、彰善瘅恶的邦器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纪念，以记载盛况，故“鼎”字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鼎位”“鼎兴”“鼎能”“鼎甲”“鼎元”等褒义色彩。

“神兮降止，鼎祚绵长。”鼎并非笨重浮夸的无益摆设，其本身即承载着国运鸿祚、帝位永垂、绵延子孙的崇高使命，《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

年号乃我国帝制时代特有的体现皇权、家天下、大一统的一种纪年法，始自西汉武帝。史载，刘彻于汾水遇宝鼎，视作祥瑞，故改年号为“元鼎”。《史记·孝武本纪》：“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古代帝王对年号剔选极其严苛，兼具深刻的执政意愿、政治动机、文化含义，因鼎之举足轻重，故常被择为帝王年号。三国时吴末帝孙皓曾以“宝鼎”为年号;十六国时翟魏国君翟钊（即翟魏定鼎帝）亦取年号“定鼎”，史册或记作“神鼎”;后凉末主吕隆年号也有“神鼎”。鼎在帝王年号中频繁出现见证着其历史地位、时代标志。“九四，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易·鼎卦》），因鼎在天下臣民心目中至高无上、不可撼动，故折鼎、覆鼎往往意味着国势凶险叵测，而迁鼎、移鼎隐喻改朝换代。《晋书·桓玄传》载：“肆逆迁鼎，凭威纵慝;违天虐人，覆宗殄国。”在鼎象征王位帝业、国家政权、太平兴旺、稳定统一等强大语义语境下，观鼎窥鼎、问鼎讯鼎均被诋讦、斥贬为觊觎王位、图谋不轨。西晋陆机《五等诸侯论》云：“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而染指于鼎行为被礼仪典制所不容，常讥讽沾取非分的利益，《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黿于郑灵公。公子宋（字子公）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鼎分鼎争、鼎峙鼎立则预示着割裂山河、盘踞一方。

“鼎鼐调和理庶民，安邦定国立功勋。”鼎能从普通食器脱颖而出跃升为至尊神器，与其经天纬地、涵摄宇宙、辗转演变且深入人心是息息相关的，乃一海纳百川、历久弥坚、超凡入圣的艰辛旅程。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中，饮食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多经过智者达人微言大义的哲理阐发、逻辑演绎、政治隐喻，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便道出治国理政须五味调和、掌握火候方能善始善终、和谐发展。其实，以鼎为例言说国政尤为精彩，相传商武丁曾问傅说治国之方，傅以如何调和鼎中之味喻说，遂辅武丁以治国兴邦，为后世传颂，故以“调鼎”譬况治理國家，而“调鼎手”则指调和五味之人，喻理政治国之英才贤臣。《韩诗外传》卷七：“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其遇汤也。”鼎从远古走来，兴于华夏，惠及寰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代言者，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媒体语言生活调查研究”（18CYY020）、2020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语言类型学视阈下贵阳方言声调的实验研究”（20GZZD42）、贵阳学院资助课题“《说文解字》与中国先民生态文化研究”（109762009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贵阳学院、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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