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暑山庄正宫区匾额内容探析康乾时期的民族思想

代倩雯

摘 要：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清朝在塞外的政治中心，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修建与完善，用时89年建成。在这里清帝借“避暑”之名，施“民族团结”之政。遗留在山庄正宫区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御制匾额，为我们讲述了其民族思想和政治抱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避暑山庄;正宫区;匾额;民族思想

0 前言

承德避暑山庄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耗时89年。在这里清帝借“避暑”之名，施“民族团结”之政，成就了其塞外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正如乾隆皇帝所说：“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遗留在避暑山庄正宫区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御制匾额为我们讲述了其民族思想和政治抱负。

匾额是中国古典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宫殿建筑堂皇典雅的点睛之笔，在战国时代已现端倪。匾额作为避暑山庄建园300多年的历史见证者，它们是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人挖掘这座皇家园林文化内涵的重要史料，更是清代帝王遗留的御笔墨宝。

历史上，凡是帝王上朝理政的场所，其名字都蕴含着一个朝代的政治理论基础或帝王的理想追求。避暑山庄博物馆正宫区匾额的题名亦不例外，处处渗透着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团结统一的民族思想。

1 正宫区匾额蕴含的民族思想

1.1 丽正门

在长约10千米长的宫墙上，辟有九座宫门，中间一座便是九门之首的丽正门，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为乾隆三十六景的第一景。上下两层均为三楹，上层是城台和楼阁，下层有三个方形的门洞，中间门洞上方有一石匾镌刻着乾隆御书的三个斗大汉字“丽正门”（图1），尚有满、蒙、藏、维四种文字镌刻左右。“丽正”二字，意思是光明附着于中正之道上。此语出自《易经·离卦》：“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乾隆皇帝取‘丽正’为题额，除标志这是山庄正门外，还表明大清的统治是中正，其政治措施是圣明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丽正门背面门楣上乾隆亲题的诗中，诗云：‘岩城埤堄固金汤，诀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①诗的前两句虽是写实，但又有象征意义，乾隆所标榜的清明政治，就蕴含在“诀荡门开向午阳”的诗句中，“车书恒此会遐方”，明显地体现出乾隆皇帝希望统一和强大的政治局面可以永远保持。

满蒙联盟是清王朝的基本国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对蒙古各部采取了和亲、联姻的政策，联合蒙古入侵中原，共同对抗大明政权。皇太极继位后，与察哈尔蒙古各部结成了政治军事同盟，漠南蒙古诸部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漠北蒙古三部也臣服于清朝，漠西厄鲁特蒙古在皇太极至顺治初与清朝陆续建立了朝贡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政权。康熙时期，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共同抵御沙俄的侵擾，进一步加强了同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团结。康熙三十一年（1682），把守长城的总兵官蔡元上奏“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工部衙门官员商议“应如所请”，后请示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直接给工部衙门下了一道谕旨，写到“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表明康熙皇帝突破了历来汉族君主的政策，打破了长城内外的界限，改变了历来民族隔离的政策。避暑山庄的建立正是为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乾隆所题“丽正”二字，赋予了这座园林政治色彩，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了“避暑山庄”之意，表明了其“化成天下”的愿望。

1.2 避暑山庄

内午门又名阅射门，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经常在此接见各少数民族的首领，观看射箭比赛。面宽五楹，中间开三门，中门上方悬挂着镏金云龙陡匾一面，上书康熙御笔“避暑山庄”四个金色大字（图2），四周环绕镏金铜龙。余秋雨先生看到这四个大字时曾说：“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①康熙皇帝提名的“避暑山庄”四个字也是花了心思的，字面上反映的是这座园林的自然特征，即天高气爽，气候清凉，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适宜避暑。但仔细分析“山庄”二字，没有了北京故宫匾额题名的庄严与凝重，在心理上更易于少数民族首领接受与认同，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也表明了清帝营造山庄的目的，表面上是到此避暑，实则是把此处当成联络少数民族首领、加深感情的地方。

避暑山庄建立之前，北方少数民族每次觐见大清统治者都要跋山涉水，见面还需行跪拜之礼，有时因政务繁忙，甚至要等候好几个时辰。作为逐水草、嗜酒肉的游牧民族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按康熙皇帝的话：“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等级尊卑是一定要区分开来的，而承德“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全年没炎热期，在这里接见，一方面可以减少蒙古族首领觐见的长途跋涉，有效避免蒙古人进京受热出痘，另一方面避免了繁文缛节，并且通过比武射猎在心理上更有利于找回当初的情谊。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记》中赞誉这里“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避暑山庄的建立深受蒙古各部拥护。

1.3 澹泊敬诚殿

澹泊敬诚殿是避暑山庄的主殿，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十九年（1754）用楠木改建，俗称楠木殿。坐北面南修建在紫竹纹大理石铺砌的台基上，殿顶采用青砖布瓦、卷棚歇山式的建筑形式。是清帝驻跸山庄期间上朝理政、召见官吏和各民族首领、举行庆典的场所，大殿古朴典雅、庄重肃穆。

在殿内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题写的“澹泊敬诚”匾额（图3），“澹泊”二字源于《周易·正义序》：“不烦不扰，澹泊不失。”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也曾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皇帝将“澹泊敬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同时向前来朝见的少数民族首领表示他团结友好的真心与诚意，“澹泊敬诚”四字蕴含了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康熙皇帝“团结为本”的民族思想。

在避暑山庄修建过程中，康熙皇帝一直以“不彩不绘，茅茨不剪”作为整体格调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澹泊”的一种体现，因此避暑山庄整体建筑的主色调是灰和白，配以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给人以朴素淡雅、清新恬静之感，摒弃了北京故宫红墙黄瓦的浓烈色彩，让远道而来的民族首领一进入山庄就能身心放松，在轻松的环境中骑马射箭、载歌载舞、把酒言欢。

1.4 四知书屋

避暑山庄自肇建以来，扩建、改建以及景名题额的更迭持续不断。其中四知书屋就是一例。四知书屋落成于康熙年间，本名“依清旷”，有寄情于山水之意，青砖灰瓦，单檐硬山，宽不过五楹，有长廊与澹泊敬诚殿相连，是康熙帝临朝前后更衣小憩、引见官吏和读书习字之处。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增题“四知书屋”（图4），借由“名”的调整，乾隆皇帝将自身思想填充其中，扩充了建筑内涵与外延意义。四知是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之义。乾隆皇帝在题“四知书屋”时，曾作《四知书屋记》阐述了“四知”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阳动而阴静。动无不由静，彰不由微，刚无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刚，微能掩彰，静能制动，此乃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这就明确点出了此殿功能的扩展，即怀柔功能的加强。这也是乾隆帝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统治手段所要达到的境界。以“书屋”命名给人带来的心理暗示是亲和的，发生在这座建筑中的历史事件，更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康熙皇帝巡幸塞外期间，入觐的少数民族多为蒙古诸部，召见地点多在山庄外的各行宫大营。乾隆朝时，到避暑山庄入觐的藩部属邦人数更多、范围更广。据有关资料统计，乾隆年间入觐召见活动大量改在山庄内进行，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重要的王公大臣、少数民族首领和西藏政教领袖之后，通常被引入四知书屋，赐座慰问，或长谈，或赐茶。相比之下，澹泊敬诚殿的接见多是礼节性强、隆重而庄肃的典礼场面，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在四知书屋的氛围之中，宾主间的交流更加自然融洽，更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特殊恩宠和怀柔远人的诚心，进而达到“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这与“四知”之名正可相互印证。

虽然四知书屋只是山庄宫殿区中一座极为普通的建筑，但却位于避暑山庄正宫中轴线的中心部位，是“九五至尊”的中心。它目睹了清帝在此读书、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情形，也真实地记录乾隆皇帝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和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的空前盛况，是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见证。

2 几点思考

民族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心患，自大秦统一中原以后就开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抵御匈奴，奈何长城修建得再长、也无法根治民族矛盾，反倒在少数民族的心里埋下了嫌隙，更激发其突破长城的决心，这一点作为少数民族—满族的皇帝，更能够感同身受边塞民族的內心世界，因此他们改变了历来民族隔离的政策，实行团结、安抚、恩威并施的方针。

避暑山庄的修建堪称智慧的结晶，用一个行宫化解了刀光剑影，既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损失，又在游山玩水中让少数民族首领心悦诚服。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避暑山庄其实就是康熙皇帝的‘长城’，确实康熙皇帝也用自己的一生修筑着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德安民、软硬兼施，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确实不得不承认康熙皇帝的高明。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山庄中的石碑和楹联，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①

匾额作为古典园林的点睛之笔，除对建筑起到装饰作用外，其文字内容还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了解题名者的理想抱负、意志情趣。作为文物遗存也亟须我们加强保护，例如“丽正门”石匾，作为石质文物长期经风吹日晒，石头难免会风化，出现表面纹饰不清、酥脆、粉化、剥落等现象，我们可以在不影响美观和观赏的前提下，施加透明的玻璃保护罩进行保护。其他可以拆卸的匾额需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对于现状不好不适宜在外面展出的匾额，可以视情况考虑将其放入文物库房进行保护，用高仿的复制品来替代。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在探寻文物历史、挖掘文物背后故事的同时，我们更有责任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的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延缓文物的寿命，做好匾额的保护与传承。

虽然只是小小的匾额，却包含了康乾二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大智慧，徜徉在山庄的宫殿区，穿梭在门楣之间，仿佛看到了当年蒙古各族首领朝见皇帝时络绎不绝的身影，似乎听到了他们狩猎后满载而归的欢声笑语。团结统一、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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