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端阳耍青

北京作为延续了几代皇朝的古都，大量的消费人口使休闲成为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居民的生活方式自然与众不同，因此“玩”成为北京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老北京人以爱玩儿而闻名于世，玩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玩戏剧、玩艺术、玩花鸟鱼虫，以及随季节的变化而将自己融于自然中的玩乐。具体的玩儿，包括观赏戏曲票房演出、进行戏剧切磋，饲养花鸟鱼虫、匏制器皿，以及四季的游乐活动，如春天的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的游园、端阳耍青等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北京人玩得精致、典雅，玩得悠闲自得，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的阴阳观中，每逢阳数重叠的日子，大都变成了节日，比如三月初三，被民间誉为王母的寿诞;比如七月初七，是为乞巧节;再如九月初九，是为重阳节。那么双五重叠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三大节”之一，老百姓对它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吃粽子、赛龙舟好像也成为这一节日的代名词。但凡节日，最为重要的主题自然是饮食与娱乐。不过北方少水系，赛龙舟并不时兴，因此很多人也称端午节为“粽子节”，让人们忽略了这一天里重要的“玩”的项目。其实，老北京过端午节，对于娱乐之道还是非常重视的。

所谓节日，在其创立的初期，大多与先民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有很大联系，经过层累的创造，才渐渐形成民俗，其中的实际功用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以游乐的形式来替代，在习俗中抽离出来，成为重要的节令，端阳节（即端午节）就是如此。适值夏日，万物滋长，是毒虫与病菌繁衍最厉害的时候，早期人们在此时会进行很多避虫、避瘟、避毒的实际措施，渐渐地固定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旧时驱虫、避毒的活动也慢慢变成了一种理念，以赛龙舟、插艾蒿等游乐活动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文化符号，老北京的端午节俗也大都由此而来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老北京的端午节都是怎么过的，马芷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旅游指南》一书中这样记载：

五月初一至初五日为端阳节，又称端午，家家于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也……巧妇秀女，以绫罗制成小虎、桑葚、葫芦之类，以丝线串之，悬于头，或系于儿背，谓可避鬼，且不染瘟，曰“长命缕”，一曰“续命缕”，又曰“葫芦”，正午弃之，谓之“扔灾”。以雄黄酒书“王”字于小儿之额，或涂其鼻耳，或墙壁，以避毒虫。又有于是日午时以朱墨画钟馗像，以鸡血点眼，俗称“朱砂判”者，悬屋中，谓能驱邪。

“避五毒”是端阳节最重要的活动，民俗中把蛇、蝎子、蛤蟆、壁虎、蜈蚣视为五毒，说是5种毒虫，其实只是一种象形符号，涵盖的内容要广泛得多，除了毒虫，还与病菌、瘟疫相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又有了避鬼、避灾的内容。“避毒”活动在老北京民俗中有：门插菖蒲艾子，喝雄黄酒，这些还是有一定避虫的实用价值;贴五雷天师图、贴钟馗像、点朱砂判，这就从避瘟病、避毒虫过渡到了避邪祟，是一种从实用到精神层面的上升。《北平旅游指南》里还提到了给小孩儿佩带五色丝线，或是在头上、后背悬挂用丝线串上的用绫罗制成的小虎、桑葚、葫芦等饰物，并用雄黄酒涂抹于小孩儿的耳鼻，这些民俗就在避毒、避邪等严肃的内容中生发出了娱乐，且可以看出是以“玩儿”为主。

要说“五毒”，与实际生活还是有所联系的，但到了五色丝线，就完全是一种文化符号了，再加之佩戴上各种装饰，可以看到是人们借题发挥，以娱乐的心态进行装扮。北京的端午节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女儿节”，这是全国独有的。无论大姑娘，还是小媳妇，都是喜庆的假期，除了五彩丝线、各路配饰，火辣辣的石榴花也要斜插在鬓边，方显耀眼。这其实跟西方的万圣节非常相似，都是打着“避邪”的名义，在装扮上玩出各路花样，从最早的实际用途分离出更为符合节日气氛的娱乐精神。正如彭蕴章在他的《幽州土风吟·女儿节》诗作中所谈：

女儿节，女儿归;耍青去，送青回。球场纷纷插杨柳，去看击鞠牵裾走。

红杏单衫花满头，彩扇香囊不离手。谁采艾，装挐衣？女儿娇痴知不知。

所谓“花满头”，说的就是端午时节女子们缤纷艳丽的头饰。诗作的开篇还提到了“耍青”，时值仲夏，正是以“节”的名义去玩，摆脱日常生活的琐事，去大自然中赏玩游历。北京缺少江河港汊，南方龙舟赛会的盛况是无福享受了，但四郊的景色却也不错。《帝京景物略》里就说老北京人“竞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可见，东南西北都有耍青的好去处。

由明至清，北京的金鱼多养在金鱼池，有很多喜庆节日，来此看、买大小金鱼的人，所以也有“端午观朱鱼”的说法。金鱼池在现今天桥一带，旧时这里有一大片水系，明中期，由于兴建外城，这里被划归到城内，历经了近五百年，人们才渐渐将它填平。据说在清代，两岸亭台垂柳，河中画舫荷花，仍是一个消夏的风景名胜。张次溪在《天桥丛谈》中说，民国二年（1913）时，他父亲还曾带他到天桥的水心亭处坐船饮茶。这里不仅有水波凉亭，而且还有大片的空地。康熙《大兴县志》里说很多人在端午的时候来此“走马为戏”，足见当年这里是一片风景宜人的休闲胜地。直至民国初年，因为水系慢慢干涸，景区才渐渐消失，因而出现了著名的天桥演艺区。

城北的满井也是旧时游赏的好去处，其位置一说在安定门外五里附近，一说在东直门外五里，大致是城东北郊那一片比较大的区域，以丰沛的水井与“苍藤丰草和亭阁相掩”的景色所著称。明清两代，时有文人关注这里的景色，明代有王思任《游满井记》记述了“初春，士女云集”;黄儒炳有“秋郊迢递野云阴，随地泉源出古今”的《游满井》的诗句，最为著名的当属袁宏道的散文《满井游记》，此文还被编入语文教材。可惜的是，1953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中記载“风景已巳迥不侔矣”。也就是说，这样的美景，起码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旧时的北京并不似今天，有那么多的公园与景区，人们逢临节日，也就是到近郊去消遣一番，美景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约上三五知己，能够远游郊外，届时席地而坐，对饮雄黄佳酿，是多么畅快的事情。都说端午要“避毒”，可看着却不像，不仅没猫在家里“避难躲灾”，反而去了“危险系数”更大的大自然中，我想这无非是人们给自己的休闲找个借口罢了，跟今天小长假去农家乐倒是颇为相似。

五月节，老北京人“耍青”一定要玩起来，那些“避毒”的实际应用和“避邪”的神怪之说并不重要，屈原与粽子之间的传说更只是士大夫那个圈子里的心灵鸡汤。老北京们更多地只是把生活卫生与生活情趣杂糅在一起，借节日之名，放松身心，在有限的时间里犒赏一下自己与家人。

（摘自中华书局《会玩儿：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作者：杨原）

（图注：端午在北海饮雄黄酒端午在北海饮雄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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