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关于巴黎的絮语

诗人关于巴黎的思维片段、想法、记录、见闻、观感、手记、便条，或者胡思乱想的意识流、张冠李戴，以及实地街拍。一个另类的巴黎，他憧憬的巴黎，虚构的巴黎，历史的巴黎，已经辞世的巴黎，或者他愿意居于其中的巴黎。也许真有这个巴黎，也许没有。

野兔的房子有客厅、厨房、一个小单间、两个连通的房间，以及两个卫生间。从前，有一家人就在这里睡觉走动，生儿育女，房间里到处是他们生命的痕迹，他的剃须刀、肥皂盒子，他的旧眼镜框，他的旧磁带，她的空掉的香水瓶子、戒指盒、手袋……他们的絮语仿佛还没有消散。衣柜上摆着主人一家的照片，他父亲，他母亲，他，5岁或者9岁，20世纪70年代。还有从某地旅行带回的小玩意儿，俄罗斯娃娃、象棋。为什么带回这些？从前带回它们的冲动早已搁浅，其意不明。小玩意也老了，蒙着暗藏含义的灰。书架上还藏着一幅拓片，明代的楷书。房间都很小，最大的也就10平方米。每个房间都有落地窗，窗子打开就是阳台，已经多年未用，摆着些空着的花盆和杂物。巴黎的房子大多是几何形的，各种三角、楔形和方形的组合，这种奇妙的组合倒解构了几何。这套房间连接在一起，是一个圆的1/4。这栋楼其实是圆的，就像钟表，从12点走到15点是一家，15点到18点是另一家。如果要进入18点到24点的房间的话，就要从后面那条街的另一边进去。

今天醒得太早，就打开窗子，看黎明前的巴黎。巴黎就像一头躺在宇宙动物园里的野兽，有着古老的胎毛和幽深的眼睛，它幽深得就像一口永不见底的井，足以让人慢慢地、长久地端详。楼下面大街的灯亮着，还没有人出现。在商店的橱窗，塑胶做的模特儿亭亭玉立，沾沾自喜地展示着她们光滑冰凉的大腿，已经站了一整夜，冻僵了似的，令人怜惜。昏暗朦胧的街角睡着一家人，就像被清洁工遗忘的垃圾袋。几个大大小小的脑袋萝卜般蒙在被子下面，怀着种无家可归者对世界善意的信任，没有人赶走他们。头顶星空浩瀚，我坐在阳台上，就像一只猫，仿佛刚刚从黑暗的天宇中走下来。

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朋友老严，30年前他投奔了巴黎，狂热的工厂左翼青年，崇拜巴黎公社，迷信“生活在别处”“更好的”“未来”。在铸铁车间刚刚冷却的齿轮堆旁朗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翻毛皮鞋深陷在沙盘里。“文革”一结束就移民法兰西，出了戴高乐机场，拎着行李就去找巴黎公社社员墙。后来在13区结婚，生了一群孩子。我第一次到巴黎，在他家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他将巴黎视为彼得堡，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后来，终于发现世界是平庸的掩体，巴黎尤甚。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将巴黎改造成一个崇高的城市，这里不是欧洲的耶路撒冷，没有人要听他用昆明腔的法语朗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只有庸常，日复一日的羊角面包、奶酪、咖啡、橙汁、火腿、牛排，像经典绘画一样挂在卢浮宫的墙上。塞纳河畔无休无止的风流韵事，地铁进进出出按时到站，没有更快，也没有更慢……未来没有出现。挣钱养家的任务繁重，深陷孤独，妻离子散，听说他最后去了诺曼底的海边，在礁石之间不知所终。

老严是一个诗人，以为凭着激情、浪漫主义和一堆时髦的观念就能闯荡世界，最后老家也回不去了，他无法提着一只仅装着几件旧衣服而不是巴黎香水的箱子回老家，“衣锦还乡”是流亡者的紧箍咒。我离开巴黎的时候，他妻子托我带一堆巴黎香水回昆明，她教我，香水太重，可以背在身上，托运的箱子里放些轻的东西。天光渐亮，一座教堂蒙蒙地出现了，云挡着它的尖顶。一辆黑色小汽车缓缓地驶过依然空无一人的街道，就像辆灵车。我不是在怜惜老严，我是在怜惜自己，虽从未离开昆明，我也丧失了故乡。老昆明灰飞烟灭，新昆明加深了我的无根感，令人更痛楚。老严的根在他揣着一本护照登机之后就被斩断了，我的根让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被拔除。

诗人若想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他们就把目光从苦难的现在引开，或者使过去发出一束光，以之使现在呈现新的色彩。为了能够这样做，他们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我对巴黎一见如故，它不是我的故乡，却时时刻刻唤起我对故乡的记忆，那些古老的街道，每条都像是昆明的金碧路;那些房子，每间都会产生回到尚义街6号的幻觉。昆明如今充斥着关于未来的好大喜功的种种观念，不只是书本上的观念，而是空间现实。高大上不再是观念，而是小区、街道、楼房。每起来一栋高楼或者修筑一条道路，故乡就死去一点。从青年时代到今天，故乡逐渐成为废墟，童年的世界在消失。我曾经以为这个世界就是白昼、黑夜，地久天长，永远如此。一天天，我目睹水井一个个填掉，老树一棵棵失踪，朋友一个个离开。我就像1945年5月柏林的某个德国人那样望着自己的老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巷子在消失，花园和树木在消失，作坊在消失，菜市场在消失，小摊小吃在消失，鞋匠和裁缝在消失，米线馆在消失。我的游泳池消失了，我的足球场消失了，我的电影院消失了，我的书店消失了，我的昆虫消失了（萤火虫永远失踪了，乌鸦也失踪了）。幽灵在消失（我少年时代它们住在登华街坡底的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古董在消失，画栋雕梁在消失，鲜花和沿街卖花的彝族姑娘在消失，挎着提箩来卖鸡蛋的大娘在消失，邮递员在消失，送牛奶的三轮车在消失，邻居在消失，熟人在消失，那些讨厌的屠夫在消失（没有人再和你吵架、讨价还价了）。卡车运走了那些家具、门窗、黑板、小学、中学、网球场、篮球架、浴室、书店、菜市场、枇杷树、樱花树……大学的同学都搬走了，永不再见。搬家公司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谁也不知道邻居们搬到何处去了，仿佛他们是犹太人。一切都消散了，各色各样的假模假式的东西蜂拥而入。一夜醒来就发现隔壁的房子垮了，整条街道不翼而飞，仿佛发生了局部地震，废墟上蹲着戴安全帽的几个人在抽烟，撬棍和大锤扔在脚边。街头会突然出现一个全新的花园，里面长着我从未见过的植物（后来，它们在冬天死了）。人们在为各种奇迹欢呼、惊叹，期待着更多的奇迹。报纸欢呼，旧貌换新颜，一天等于20年。搬家成为一种在世的光荣，人生的胜利，我不敢在那崭新的花园和大街上走，我害怕迷路，害怕那些无根之木倒塌。回忆成为写作、生活的主要动力，失去记忆，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度日。

巴黎，到处是过期的宴会、过期的下水道、过期的电线杆子、过期的墙壁、过期的情人、过期的柱子、过期的表白、过期的墙垛、过期的剧本、过期的台阶、过期的座位、过期的雨篷、过期的孤独和忧郁……“无墙的博物馆”——马尔罗这位老巴黎如此形容巴黎。巴黎在乎的只是它过时的、致命的美。迷恋这种过期的破败之美只会使人堕落，失去现代世界必备的进取之心。我无可救药地堕落着，没有工作，没有单位，远离祖国，不是法国人，更不是巴黎人，也不是腰缠万贯的游客，我像某种蛆一样爬在巴黎这本腐烂的巨书里。你无法在任何一本真正的书上看到巴黎，这本书是人类创造的自然之书，第二自然的经典，读这本书就像上床一样，你得自己爬进去，毫无廉耻地浸淫其中，你会获得生命的深度、无用的奢侈、丰富的贫乏。这城市充满着无用的诱惑，这种诱惑有色情的部分，有神秘的部分，有回忆的部分，有未知的部分;有一见钟情，也有厌倦;有喜悦，也有迷惘;有兴奋，也有忧伤。这位老妇曾经国色天香，如今老态龙钟，失去了肉体的鲜味，但被时间之盐腌制得风韵十足。这是一个世界故乡，当所有的故乡都被摧毁之后，故乡的旧家具、霉味、盐巴、灰尘、剥落的镀金、幽灵等等全都集合到这里。我嗅到一个腐烂的蔷薇园的气味，多年前它曾飞过昆明，一群暗紫色的芳香之鳥。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巴黎记》  作者：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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