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初探

［摘要］探讨陶铸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有利于总结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六大“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论断的理解。

［关键词］陶铸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思想

陶铸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先行者之一。１９６２年他以在“广州会议”上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为我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而闻名。他在长期领导中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对此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探讨陶铸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总结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六大“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论断的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１、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是由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所处的时代特征决定的。

从建国伊始，陶铸就一直坚持这一重要观点。他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行的。”①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陶铸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了，在国内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国内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提高生产了。与此相互联系的是当时我国所处的时代特征，是世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也迫切需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而加快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就必须紧紧依靠知识分子。陶铸在１９５７年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是什么内容呢？首先是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阶段，过渡到技术革命的阶段。同年，陶铸还指出：我们正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只有奋起直追，才能跟上时代潮流。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重视，要认识生产搞不好，光是依靠斗资本主义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巩固合作社，使社员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基本的还在于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早在１９５５年，陶铸就指出：事实上，我们只要搞好生产，别的什么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基于以上认识，陶铸认为：在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又处于一个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时代，所以发展生产，一方面要有广大群众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所以，就必须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２、必须紧紧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

陶铸在长期领导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科学、有文化、有技术。没有科学，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国现在有文化、掌握科学技术的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重要。要把知识分子团结好，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②陶铸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财富”、“工作母机”，因此，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反对那种当时流行的片面强调凡是年轻人就能超过老年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尤为可贵，他们是“社会最大的财富”、“工作母机”，要尊重人家，相信人家革命，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使人家真正有职有权。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批评当时那些所谓知识分子钻研业务是“白专”道路的错误观点，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专家是不行的，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现在不发挥人家的专长，搞专业还被批评为不对。六十年代初，陶铸主张企业研究新产品试验必须在总工程师的领导下进行。恢复以总工程师为中心，四师一长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领导。他强调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工作，认为农业现代化不能离开科学，尤其重视农民知识分子在土壤改良、种子改革、天气控制等工作中的作用等。１９５８年，陶铸在广东潮汕发现当地两位青年农民研究出一种能亩产千斤的水稻优良品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大力鼓励和表扬了他们，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全省的农业科研工作。

３、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使其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必须提高教育质量，把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是错误的。

陶铸在建国初期一方面反对那种鄙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另一方面同时也反对那种轻视书本知识学习，把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的“左”的倾向。他指出：“如果空有大学其名、实际上科学文化水平很低，那也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科学文化十分昌盛的社会；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建成的。由此看来，能不能把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是关系到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③他指出：“对正在求学期间的青年来讲，在劳动中求知识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学习的辅助手段”，“学生求知识的主要办法应当是从书本上学习，是读书。”④因为书本的知识是前人几千年、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科学文化遗产，而且学习书本知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要求得知识，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校求学的青年，应当把读书当作第一位任务。”⑤１９６１年陶铸针对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大、中学校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影响教育质量的倾向时指出：运动多了，不念书，教育质量就下降。农民不会种田，军队不会打仗，学生不念书那是什么话。几年来运动多，学生不能安心念书，教师不能安心教书，这实在是贻误青年，是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教训。陶铸认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普及文化。他指出：现在的麻烦是把农民变为知识分子，把城市知识分子又变为农民。何必呢！早在１９５４年，陶铸就认为：“旧社会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今天决不能让所有的大学生都去挖煤，那样就把大学生的能力浪费了。”⑥联系到后来我国出现的那种片面强调体力劳动，“文革”十年强调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甚至“停课闹革命”，以及长达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知识分子改造为农民的“左”倾错误思潮和做法，更历史地证明了陶铸这一思想不愧为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二、依靠知识分子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正确的定位

建国以后，我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建国初期，认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到１９５７年以后却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直至１９７８年才恢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提法。陶铸认为，要依靠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正确定位。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把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当时周恩来把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相通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第一，对知识分子问题要有一个肯定的总的估计。

陶铸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坚持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都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因此，对知识分子要有一个“肯定的总的估计”，“应该采取积极的方针”。１９５５年，陶铸指出：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六年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认为中国大势已定，共产党可以把中国搞好。因而决心跟共产党走，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１９５６年，陶铸在一个讲话中指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今后对知识分子要采取积极方针。１９６１年陶铸在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革命性的，因为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因此能和我们合作。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他们中的多数人又不是出身于资本家，除了一少部分人当了蒋介石的走狗以外，大多数人是搞科学研究或文化教育工作的，都有爱国心，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何况“知识分子有的人解放前就开始同党合作了，有的过去就参加了革命斗争，解放后，他们大多数是跟共产党走，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是经过了考验，能不能同我们一起搞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有一个肯定的总的估计”⑦。同时他认为，解放十二年了，应该说是经过考验了。如果说要打分的话，起码是及格了。高级知识分子跟着我们走，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所为何来？还不是为了把国家搞好。六十年代初，陶铸还多次在会议上说：谁不想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谁不爱国呢？正如容庚先生（中山大学经史学家——笔者注）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二，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阶级，更不是敌对的阶级。

１９５５年，陶铸指出：“资产阶级中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中有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中也有知识分子。”⑧因此，陶铸认为，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出身，他们本身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更“不是被革命的阶级，不是我们敌对的阶级。”⑨１９６３年陶铸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总的讲，不好说大学、报社还有两个敌对的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还有些不同，他们直接进行剥削的还是少数，多数不是直接进行剥削，而是给资产阶级帮闲，就像鲁迅批评过的梁实秋那样。文教部门也有一些地富反坏分子，这是阶级斗争，但这些人不是完整的阶级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已不是完整的阶级了，是残余的阶级。陶铸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既然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阶级，更谈不上敌对的阶级，在解放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更是如此，那么，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说就不能成立了。

第三，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

陶铸在五十年代初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有两种：一种是体力劳动，一种是“知识劳动和脑力劳动”。而且后者是很重要的劳动。要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知识劳动和脑力劳动，光是体力劳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体力劳动者一样，从事知识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因此，他指出：“从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来看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六十年代，他还认为从建国十多年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那么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他们还残留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而断定他们属于资产阶级阵营。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陶铸指出：“高级知识分子经过了考验，有很大进步，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至于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是有的，当然程度不同，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共产党员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少一点，但你说一点也没有？不是的。我们也是旧社会出来的，‘蒋委员长’还是我黄埔军校的校长呢！我也在旧社会吃了几年饭的。从总的方面看，同志们都是希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大家不仅是口里讲，而且实际在做，这就算不错了，就是经过考验了，就算及格了。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半年后，１９６２年陶铸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出：经过十二年的思想改造，特别是这三年，面貌有很大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减少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与周恩来、陈毅等一道，为我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当时毛泽东仍然认为要从意识形态去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把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背景下，陶铸为我国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显示其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超人的胆略。当时，周恩来、陈毅的“脱帽加冕”之举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等于肯定了陶铸。

三、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必须采取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

第一，关于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问题。

陶铸认为，知识分子是有抱负的、有理想的人，是想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的社会群体；他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而是有精神追求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理想和抱负。因此，我们要看重他们、尊重他们。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陶铸指出：搞好团结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尊重人，二是关心人。所谓尊重人就是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尊重人家的专长，尊重人家的意见。所谓关心人，首先是政治上的关心，就是要相信人家也是革命的，如果人家有不正确的地方，就真诚地进行帮助，不要搞斗争会，不要戴帽子。其次是关心工作条件，现在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时间不够、助手不够或不合要求，资料供应有问题，工作环境不好，不该保密的也保密，我们要注意帮助解决。再是生活上的关心。当然，现在马上改善物质生活还很困难。但作为领导机关来说，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稍加改善是可以的，现在大家的要求不高，中山大学一位老先生只要求给他面粉里面不要有沙子，鱼不要是死的，这个要求不高嘛。陶铸还举例说明如何在生活方面关心知识分子：有个教师病了，支部书记拿了两斤猪肉，一副猪肝，骑着单车跑百多里路，亲自送到他家里，那位教师很感动。思想工作不是抽象的，关心人家就是团结人家。

第二，关于知识分子“红”与“专”问题。

经过１９５８年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所谓“插红旗、拔白旗”活动，出现了过高要求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自我改造的标准，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尚存一些唯心主义观点或者学术上不同的意见，或者对政治学习花费时间不多，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业务学习和专业方面的研究上视为“白专”的“左”倾错误，造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极大伤害。因此，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什么是“红”和什么是“白”。陶铸在１９６１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红专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取消“白专”的提法，“白”和“专”不应该联系在一起。什么叫做红呢？对教师来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红。不管他信康德，信佛教，世界观是唯心主义都可以。因此红的要求不能太高，不然都成共产党了。什么叫做专？对教育工作有经验、能贡献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专。他还指出，要鼓励大家向专深方面发展，红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越专越红。陶铸还认为，只红不专，红是假的。

陶铸认为，在知识分子的“红”与“专”问题上，要反对过于挑剔、要求过高的现象。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对己要严、对人要宽，缺点人人都有，哪个人没有缺点呢？早在１９５７年，陶铸就反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的过于挑剔的倾向。他指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条件，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他们生活作风上某些缺点和学术思想上尚遗留有一些唯心主义观点，则不要过分挑剔，可以入党后加强教育。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入党问题，陶铸也是持这种观点。１９５６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广东有一万多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的红色专家。只要不是反革命，不是杀亲之仇的，本人又积极要求进步，要求入党，基本上具备入党条件，这种人为什么不可以发展？

第三，关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

陶铸认为，共产党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团结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分子。１９６１年，他在一个讲话中指出，连孟尝君这么一个封建人物都懂得重视知识分子，何况我们共产党要建设社会主义，不团结一切的一技之长的人怎么能搞得好呢？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这个道理。１９６１年，陶铸强调必须纠正那种对知识分子过于粗暴、伤害知识分子和对他们缺乏照顾的“左”的错误倾向，指出：几年来存在不少问题：团结帮助很少，过火斗争很多；要求很高，照顾很少。要和他们谈心，交朋友，批评、斗争错了的要平反，承认错误。否则，人家怎么会拥护我们，会团结在我们周围呢？陶铸还指出，解放十四年了，能团结的人一定要团结起来，否则马列主义就没有力量了。陶铸还批评我们一些党内的领导干部无能，不主动去团结知识分子。强调一定要团结好他们同我们一起合作搞社会主义建设。

陶铸不仅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更强调充分信赖知识分子，大胆依靠、使用知识分子。早在１９５５年他就指出：“有些同志讲知识分子可用而不可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信赖的，可以重用的”，“现在新的人民政权成立了，广大知识分子都在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服务。”１９５６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方面不相信人家，一方面自己没有本事，不懂技术，又要依靠人家，既不相信又要依靠，真怪得很，只要他们不是反革命，有一定能力、工作积极就应该提拔，否则就是宗派主义思想。同时他还认为，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有专长的科技人员，改造好了，也要重用。他举例说，佛山有一个工程师，是设计制造飞机的，这个人可能有些罪恶，但只要不是杀头的，也要好好改造、利用和使用。表现好还可以提拔当科长。

第四，关于知识分子改造和注意改造方法问题。

陶铸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但要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注意改造的方法。因为思想认识问题不能采取搞简单扣帽子、整人、斗争的方法，而是要采取交心、恳谈、切磋的办法，尤其不要搞运动。１９６３年陶铸指出：知识分子还是要自觉革命。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句话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对知识分子不要迁就，但也要照顾他们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原则要坚定，方法要细致、耐心。１９６１年陶铸指出：现在问题运动多，好像只有运动才能进步。今后不搞运动或少搞运动。现在看来思想改造搞大运动效果不佳。他还认为：只要有运动，便会有偏激。他强调，思想改造，只能整思想，不能整人；不要动不动就斗争，不要搞压力，而要鼓励，不要搞运动。１９６２年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陶铸指出：要做到关心别人就像关心自己一样。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分子。不能随便乱扣帽子，不能像唐僧对孙悟空一样，动不动就念紧箍咒。再就是今后的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只能采取交心、恳谈、切磋的办法，不要搞运动。

第五，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问题。

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中有两种人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那就是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如何正确对待这两种知识分子，陶铸认为，必须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同时坚持给出路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是右派分子的问题。因为右派分子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所以，解决好右派分子问题就能调动这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陶铸认为，对右派的斗争不能说是敌我之间的斗争。１９５７年８月陶铸指出：我们对右派分子仍然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尽管右派分子恶劣之极，只要他们不自绝于民，我们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的。我相信大多数的右派分子，只要还有一点良心，迟早会提高政治觉悟，认识党是对的，最后回到人民这边来。其次是如何对待文教单位的一些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知识分子。１９６１年，陶铸指出：学校里有一批人过去在国民党里做过什么区分部书记之类的职务，当然国民党整个是坏的，他们也不可能不做一点坏事，人民是有意见的。但是解放十一年了，对他们就应区别对待，如果一直为我们工作，问题又是早已交代，表现又是好的，就应该替他们摘掉五类分子的帽子。我们党不是从个人恩怨看问题，而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还指出，至于右派分子一定要反，但改造好了，就不要戴帽子，应给他一个出路。１９６２年，广东省在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同时，也为这些教师摘了历史反革命帽子。

四、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就必须正确处理党内和党外的关系

１、必须改变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党气十足”、“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和包办一切、横加干涉党外知识分子业务工作的作风。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更由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错误定位，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资产阶级教授是最无知识的等思想一度风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突出地出现了党组织、党的领导成员包办代替一切，粗暴对待党外知识分子、排斥党外知识分子和不发挥他们的专长的现象。陶铸历来主张改善党和非党的关系，反对党包办一切，尤其痛恨那种党员中对待知识分子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瞎指挥的作风。１９５６年，陶铸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许多事情不经党委办不通。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削弱了，党与非党的关系也就远了。同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每个机关是几个党员干部在那里包办，党说了就算，我们许多党员干部在政权中“党气”十足，党委把政权的业务代替了。１９６２年，陶铸在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是党组织包办一切，党外有职无权，瞎指挥。１９５５年，陶铸指出，有些党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了不起，认为连眉毛和头发都是马列主义，别人是资本主义，看不起人，自高自大，趾高气扬，不民主。有的甚至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对知识分子随便打骂、处分和逮捕。１９６１年，陶铸指出，现在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盛气凌人，“我来领导你”。他曾严正地指出，这种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作风是“旧官僚军阀作风的残余的表现和反动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的态度”。因此，１９６１年陶铸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党内党外关系要搞好，首先党组织要关心人家，不关心人家，不尊重人家怎能领导好人家。自己外行又不懂装懂，搞不好人家有意见就整人家，对人很不尊重。１９６２年，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会议上指出，这种作风实际上剥夺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是不可能产生出好的作品来的：我们现在偏偏有些同志，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更是外行，但是，他却偏偏热衷于发号施令，干预人家，要人家照着他们的想法来创作，我看这是对作家的一种“虐待”。这样怎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呢？

２、必须正确理解什么是党的领导，改变党组织包办一切的作法和体制，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改变五十年代末以来加剧的党包办一切、横加干涉知识分子业务的状况，１９６２年２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指出：“党领导一切，统率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对此，陶铸也有同样的观点。什么叫党的领导？陶铸指出：“党的领导是指总的政治方向、政策和政治思想的领导，在一定时期内制定了方针、政策，带领人们向着这个总的方向前进。”他认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就是表现在把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建设社会主义，但具体业务不是包办代替。六十年代初期，广州市许多中学的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有一年，广东的高考平均成绩是全国倒数第二。陶铸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片面地理解为党委包办一切，排斥党外有教学经验的老校长、老教师，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为此，陶铸在１９６１年广州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座谈会上批评了这种包办代替的错误倾向，提出中学不能由支部（直接）领导，要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可以不是党员，要使非党员校长有职有权，他指出，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文教部门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非党校长实行的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党的领导，支部在校务委员会起作用也是党的领导，我们就是靠正确的领导而不只是权力。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合作社，自负盈亏，本来应该以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党只能通过党员在理事会起作用，不能直接下命令指挥理事，难道党支部能发出工资吗？但实际上却是支部说了算的。这样是不合理的。从陶铸以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今大家所熟悉的观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对行政和业务工作起政治保证的作用。这一思想，是党内和党外关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专长和调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问题的探索，也是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的理论探索。

注 释：

①②⑦⑧⑨陶铸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６３．１２１．１２７．

１２７．２５６—２５７．１２７．２５７．１２７．２７６．

③④⑤⑥陶铸．理想情操精神生活[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９．８５．９３．９３．６１．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７８．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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