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楫文学思想浅探

【摘要】 夔州是诗歌界绕不开的文化场域，傅作楫是夔州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以往对傅作楫其人其作的相关性研究比较少且视角多聚焦在其诗歌艺术成就上。为了探索傅作楫一生的文学思想底蕴和演变，笔者细读了傅作楫不同阶段的诗作。结果发现，他前半生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而后期尤其被贬辽东后其文学思想内部变得更驳杂，且更多是以释道思想来超越心灵。最后，笔者认为，对傅作楫文学思想的研究将会丰富巴渝文化内涵。

【关键词】 夔州诗人;傅作楫;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13

夔州（今重庆奉节）在诗歌史上是文人墨客不可忽视的文学象征性地域，其拥有非常有地域特色的三峡风景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在得天独厚、奇幻与浪漫的环境中也孕育出了数不胜数的文学果实。仅是2009年出版的《夔州诗全集》就收录了742位诗人的4464首诗作，遑论其他未全面统计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经过或流寓过夔州的诗人有王维、李白、杜甫、孟郊、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苏轼、苏辙、陆游等，本土诗人亦有傅作楫、张伯翔、毛子献等。傅作楫是夔州历史上成就最大的本土诗人，因此本文把他作为本次的讨论对象，以冀予以巴蜀地域文化锦上添彩。

一、傅作楫其人其作研究现状简述

傅作楫，字济庵，号雪堂、圣泉，奉节人，祖籍巫山。生卒年不详，据李江主编，傅寒副主编的《傅作楫雪堂诗集评注》还有汤肖肖的硕士论文《夔州诗人傅作楫诗歌研究》可初步断定，傅作楫生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卒于康熙辛丑六十年（1721），享年65岁。傅作楫工于诗歌，留下诗集《雪堂诗集》并刊印多次。但甚为遗憾，随着岁月流逝，《雪堂诗集》在夔州失传乃至后人鲜知，傅作楫的文学成就因长期被湮没也未能彰显。幸傅作楫十四世孙傅寒涉越祖国大江南北，广泛收集其遗作，在三卷基础上重新整理添加成四卷，分《燕山集》《辽海集》《西征集》《南行集》，遂《雪堂诗集》重出江湖。据学者李江和傅寒整理共计428首，之前俞兆晟《雪堂诗集跋》所云“计如千首”只是粗略估计。[1]5

经有关文献资料的搜索查找，由于傅作楫地域文人的身份、身处重考据且诗歌创作不如唐宋那样繁荣发达的清代、其作品缺佚亦久等各种因素，学者研究傅作楫文学作品的成果显得很稀疏。目前为止，最有分量的是李江学者主编的《傅作楫雪堂诗集评注》和汤肖肖的硕士论文《夔州诗人傅作楫诗歌研究》，剩下的几篇期刊文章也仅是从侧面浅谈。总的来说，对于傅作楫这样一个从小文武双全、阅历又丰富的诗人来说，对其思想深度挖掘得还是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傅作楫的生平交际、人生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多维透视，希望对傅作楫其人尤其是文学思想有更深更全面的解构，并重构出一个立体的、生动鲜活的诗人形象。

二、傅作楫文学思想探源

傅作楫出生的年代虽不至兵荒马乱，但仍有朝代更替带来的纠葛余温。顺治末年，因避夔东十三家之难，其父带着全家移居夔城，傅作楫从小便就读于父亲创办的圣泉书院。[1]11酷爱诗书的他早年仕途经历也是相当顺利，傅作楫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举，先后任黔江教谕、花县知县、良乡知县。

（一）傅作楫的文学思想底蕴

美国当代艺术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活动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也提出过“知人论世”的观点。由此可知，人存于世，并不能像庄子所说的那样完全“无待”而遗世独立，相反，我们是时代的产物，由里到外都受外部环境的牵绊，如果要挖掘傅作楫最真的文学思想底蕴就必须联系其所处时代背景。

清王朝统治者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而康熙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他还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学的官员编纂理学图书。康熙帝还非常崇尚朱熹。宋代理学遂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在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的转变中，文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204所以傅作楫所处的朝代实行的是严重的思想控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重视经世致用。傅作楫在《土木怀古》中写道：“总發受诗书，十五学剑术。上马挽强弓，下马弄纸笔。仰面射紫雕，回身控玉勒。儇捷武人惊，芳誉流四国。”①可见出生书香门第的傅作楫从小饱读诗书，自然对儒家思想耳濡目染。傅作楫还写了很多关于“伯乐和马”的诗歌，典型者有如“当年善相首孙阳，龙媒天驷各擅长。”（《骏马行》）和“汗血穿蹄初蓟门，石棱霜滑月黄昏。莫嫌此路崎岖甚，未报孙阳一顾恩。”（《卢龙语马》）从求伯乐到求报恩于伯乐的反复表达其实是傅作楫内心深处情感的折射，作者渴望被赏识，渴望自己的才能和胆识能够发挥作用。

康熙三十六年（1697）圣祖巡方，道经良乡，听闻傅作楫面对太监祸害百姓而敢于秉公执法，圣祖以为有御史风骨，改内用，宠眷日隆。短短两三年，傅作楫从一个小小知县升到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其青年时期已阅遍岷峨秀丽风景，见多识广又才华横溢的傅作楫受到康熙帝激赏，康熙曾用绢御笔改书了刘长卿的《寻张逸人山居》赐予傅作楫，至今珍藏于白帝城博物馆。其诗曰：

危石才通鸟道，青山更有人家。

桃源意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

康熙四十四年（1705），傅作楫时年49岁，被人密奏诬陷，康熙帝震怒将其流放辽东奉天府，康熙五十四年（1715）傅作楫捐马一百匹，折价银两两千两，并自荐军前效力，得到康熙帝恩准。遂随靖逆将军富宁西征新疆。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怜其年老，傅作楫得以“蒙温旨以还乡”。[1]2-3

康熙帝是傅作楫的伯乐，对其仕途上的知遇之恩、赐六言诗轴之恩、西征新疆不到一年可“蒙温旨以还乡”之恩只会让傅作楫的儒家思想底色更加厚重浓艳。很多学者评价傅作楫文辞有汉魏风骨尤近唐音，甚至说他“宗法汉唐，直追少陵”。其实傅作楫的人生经历确与杜甫颇有渊源，杜甫也曾为躲避战乱流寓巴蜀一带，傅作楫作为夔州人，自幼受杜甫文化、杜甫思想熏陶。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其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虽然傅作楫和杜甫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却如此相似，傅作楫整整十年的边荒戍驻生活令他身体和心灵备受煎熬，迟暮化作异乡客，情感上和杜甫更能隔空共鸣。

在自幼饱读诗书、康熙帝伯乐之恩和杜甫偶像力量的三重效应下，傅作楫的思想底蕴一直是以“忠”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其作品中类似的思想流露也俯拾即是。例如，“寒夜挑灯捡敝囊，客心无那转旁皇。只存一幅胡威绢，拭得酬恩泪几行。”（《即事》）虽然被康熙帝贬谪到蛮荒之地，可傅作楫没有一丝一毫的怨念，时常感恩圣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白达喇河晤李大伊山有赠》的“读书万卷不报国，浮生百岁无颜色。”傅作楫认为读书万卷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漫长的一生也会变得寡淡无味。

（二）傅作楫文学思想传承与新变的契机

傅作楫一生中不仅眼界宽阔而且交际广泛，有恩师、同学、友人、门生、同僚以及流放到辽东的难兄难弟、僧人道人、同乡等，傅作楫与他们来往过程中诗歌酬唱频繁，潜移默化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思想上虽仍旧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可也日渐变得驳杂。傅作楫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已升至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处在人生巅峰的傅作楫也有机会和当代名流王士祯、陈廷敬、熊赐履等相唱和，《乙酉九日二首》（其一）、《春日奉使过山左，病中寄呈阮亭王大司寇》等都是傅作楫和王士祯唱和的痕迹。王士祯是清初的诗人，其著名的诗学理论是“神韵说”，他的“神韵说”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强调到极致的程度，变得意境朦胧，意蕴幽微，不可言说。王士祯的诗歌理论是释道思想融会贯通后的结果，佛家重视“悟”而道家重视“弦外之音”，傅作楫在与王士祯唱和的过程中难免受到熏陶并在其诗歌中有所体现，例如，“林藏云寺火，风渡雪溪钟。”（《晚归》）意境就十分深远。

傅作楫除了和当时的有名的文人有唱和之交，生活中也和不同的人群来往，比如，《寄怀天坛道士高润生二首》是诗人怀念天坛道士高润生而作。第一首赞誉道士高润生的高雅不俗;第二首用唐时刘禹锡游长安玄都观与种桃道士的交往比喻作者与道士高润生的友情。在《高僧酿酒》中傅作楫也写道：“说与劳劳独醒者，不如此处悟无生。”说明傅作楫在与僧人来往过程中不知不觉已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傅作楫《雪堂诗集》中有大量的和友人唱和的诗或单纯的怀友诗，其中吴青霞和吕元素是最常出现的两位，由于吴青霞和吕元素不是很出名，无从考量这其中给傅作楫文学思想带来的影响，但在傅作楫漫长而又煎熬的十年边荒生活里，友情的支撑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剂，这让傅作楫对生活又有了一份平常之心，对他文学思想的影响也不可抹除。

傅作楫流放辽东整整十年，许多被流放来此的文人，都与傅作楫有深交。《雪堂诗集》里与人唱和的诗有多首反映了诗人面对现实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康熙四十九年（1710）诗人已流放东北五年，九月九日登高未遂，写下诗作《九日登高不果七首，用杜诗“老去悲秋强自宽”为韵》，其一：“我言各行乐，富贵谁长保？世情固难知，吾年以已老。”其四：“每遇佳山水，辄为引一瓯。西登无虑峰，东溯长白流……我醉兴无尽，悠悠复悠悠。”其五：“西园半亩余，幽静足俯仰。手把渊明诗，信步成孤往……盛衰迟速间，毫发不可强。”其六：“偶然弄棋谱，触机悟妙义。”其七：“今年恶梦醒，毛发森森寒。以此淡荣遇，并忘怀与安。”这些都是傅作楫借登高未果这个契机沉思前半身沉浮遭遇所发出的感慨，可见其思想逐渐变得豁达，甚至有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气概。

值得一提的是，傅作楫在辽东整整待了十年，不但他给边荒之地带去了中原文化，傅作楫也受到了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见识了异域风情。“三英塞上盘螺女，七靓营中把兔儿。马上相逢一含笑，摇鞭并去知何为？”（《车中偶见》）更是描述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在他们身上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傅作楫十分欣赏他们的热情大胆。除了在辽东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异域生活，在西征途上傅作楫也是饱览了异于中原的边塞民俗风情，例如，“浑河两岸田如画，一幅一幅掛在山。浑河两岸人如蚁，一群一群居穴间。穴间女儿好眉目，椎髻当颅不裹足。牵牛饮水唤阿娘，笑指山花红簇簇。”（《自保安行经浑河寓目》）前面写山田如画，人以窑洞为居，后写穴间女儿的音容笑貌且特意描述了边塞少数民族女儿不用裹足。虽然傅作楫自贬后的十来年远离了中原主流文化，但是也见识了别具一格的异域风貌，这让傅作楫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思想层次也得到了丰富。受到少数民族浪漫、热情又奔放的生活方式的启发，傅作楫郁郁不得志的情绪疏淡了很多，思乡的痛苦减少了几分。

除了外部世界给傅作楫的文学思想带来影响，傅作楫本人也有自己精神独立之追求和主体审美意识的反思。古代文人一旦人生出现巨大波折，其文学思想也跟着变得复杂，傅作楫也有类似的新变。其《乙酉生日》写道：“朝来四十九，默坐悔前非……宦海梦初觉，故园思不归。君亲惭未报，出处虑相违……莫漫悲岑寂，阳生会转机”，傅作楫前期仕途太过顺利，人到晚年仕运陡转直下，这让他如梦初醒，明白了世事无常的道理，虽然他报效国家的初衷不变，可他不再执着宦海只愿终老故园。最后“阳生会转机”体现了傅作楫有苏轼那样的旷达乐观本性，想必在释放心灵痛苦方面也曾受到释道思想的启发。康熙五十年（1711）端午节，被流放六年的傅作楫又写到“岁岁他乡常作客，年年午日强舒怀……关情最是瞿塘峡，十锦龙舟次第排。”（《辛卯五日有怀》）也说明他思乡心切，愿早日回归故乡。

三、傅作楫作为清代夔州诗人代表的自觉审美追求

傅作楫一生经历丰富，见识广阔，成就了一段诗艺人生。他的作品题材包揽诸如感事抒怀、状景咏物、怨女弃妇、凭吊怀古、乡情友谊、思乡怀亲、边塞风光、大漠沙场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写法技巧多变，文学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三家，艺术成就颇大，影响了夔州乃至巴蜀诗坛。

傅作楫在京城公余之暇，常不辍吟咏，弟子俞兆晟关心地问他累不累，傅作楫却认为写诗是“大愉快事”。俞兆晟给傅作楫《雪堂诗集》作的跋中有记载：兆晟从容请曰：“夫子皇皇国是，而尤眈吟咏，不亦劳乎？”夫子曰：“否！否！夫诗者，立言之一端也。言为心声，心之所发，笔斯传焉，虽千载而下，读是诗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不自知其鼓舞而唱叹之。是故忠厚直质上也，妥帖排奡次之，奇峭波折又次之，要其大者，有关于世道人心，下亦不失为性情之陶写。若夫筹花斗酒，拈红拾紫，雕琢字句，以为新颖，虽劳其心以求工，而无当于《三百篇》之旨，是安得为诗哉……少陵之诗坚苍深厚，而浑然天成，若探喉而出。及反复寻味，只字半句，皆非无为。无他，意有所主，故言出而成文。当其下笔时，已作千载之想，此亦大愉快事，何云劳苦哉！”傅作楫认为作诗要言之有物，缘情而作，避免空洞无物，最崇“忠厚直质”。并且他认为少陵之诗已是大乘之作，是可以学习的对象。[1]345

傅作楫在四十九岁以前其诗歌中更多的是颂圣文学，酬唱文学，文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人生经过重大挫折后傅作楫的文学思想逐渐变得更加有层次感，后期傅作楫的文学思想更多是以释道思想为主来超越心灵，仕途的不可预料和命运的难以捉摸使得他的避世之心日益坚定，傅作楫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只愿早日归乡，和妻儿过着平凡的日子，在他看来，处在动荡时局中的士人就像一叶扁舟那样渺小。

四、结语

傅作楫一生經历丰富，在西南领略过岷峨雄秀，峡江沧浪;在京城感受过京华烟云，燕赵遗风;在东南品赏过金陵王气，西湖柳色;在东北体验过冰城风雪，辽海烟波;在西北亲历过瀚海沙场，塞上风云。[1]20傅作楫也曾经历宦海浮沉。酷爱读书写诗的他因人生感悟颇多而诗情放达，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颇有意趣，值得研究。傅作楫作为夔州历史上成就最高的诗人，融汇了不同的诗歌理论且思想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同人生阶段的诗歌作品亦有不同的艺术风貌，尤其流放辽东阶段的诗歌非常纪实，继承了杜甫诗歌诗史传统，具有弥补历史事实的意义。最后，其诗歌作品还丰富了巴渝文化，影响了清代后期夔州诗人的创作。

注释：

①本文的傅作楫诗歌内容都摘自李江主编的《傅作楫雪堂诗集评注》，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李江.傅作楫雪堂诗集评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版第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彭书平，女，汉族，重庆奉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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