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编与思想诠释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朱子语类》仅被视为研究朱子思想的文献，其编纂过程中展现的思想特质尚未得到关注。《朱子语类》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此一“述”的过程就包含了“作”，体现了编纂者对朱子学思想逻辑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知识秩序空间的建立。《朱子语类》的成书包含一从“语录”到“语类”的过程，“类编”的出现是为了尽可能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偏差而导致的材料可靠性问题，而“类编”本身又加进了编纂者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分类的门目与类目间的理解，展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体系的不同理解。黄士毅分二十六个门目，按照强调形上学的思路，对门类进行了排序。黎靖德则在此基础上创设细目，进一步优化材料，在材料的优化中体现自己对朱子思想的认识，特别是从细节上对朱子学的思想逻辑进行了再勾勒。《朱子语类》以及其他不同时期各类型朱子文献的编纂本身就体现了朱子学的展开与发展。
〔关键词〕朱熹;语录;语类;类编;知识秩序;思想逻辑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6-0144-09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熹理学中‘气的思想研究”（18CZX028）
〔作者简介〕赵金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0。
朱子学的发展既包括哲学思想的阐发，也包含思想文献的整理。但是应该看到，优秀的文献整理者也一定对思想有着深刻的把握，并能在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寓“作”于“述”，通过文献传递思想。《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并不是朱熹手书而成的著作，而是学生记录的“语录”，是朱子与门人等讨论问题的“语音”的文字转换。在研究朱子思想时，《语类》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透过《语类》可以了解朱子晚年思想的发展，没有《语类》而只依靠《朱子文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很多哲学问题的丰富性亦无法展开。①但学者对《语类》的使用仅仅是“材料”性质的，对《语类》本身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文献学和语言学。②可以说，关于《朱子语类》本身的思想性研究还未充分展开，特别是《语录》《语类》的编纂与朱子学的关系，尚未得到重视。《朱子语类》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此一“述”的过程就包含了“作”，体现了编纂者对朱子学思想逻辑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知识秩序空间的建立。
本文尝试将《语类》本身作为研究中心，将研究从文献扩展到思想，从《语录》《语类》的编纂出发，特别关注“类编”背后的知识秩序问题，试图揭示《语类》本身所反映的朱子学阐发问题，尤其是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逻辑的理解，讨论以文献编纂为“述朱”的形态中的“作”的问题，以期将《语类》与朱子学、朱子门人的研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从“语录”到“语类”
在以汉唐经学为主导的时代，“语录”并未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语录”体的光大与禅宗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理学语录体的流行无疑受了佛教的影响，而理学采用“语录”体，与其思想内容，特别是对“心性”的诠释、发挥，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语录”在理学中“大行其道”，《河南程氏遗书》《横渠先生语录》《龟山先生语录》《上蔡先生语录》《朱子语类》《传习录》等理学重要著作，均为语录，语录甚至成为某些理学家流传下来的主要“著述”。③
然而关于“语录”能否准确地把握言说者的思想，“语录”是否会因为记录者的“记忆偏差”“思想取向”而影响言说者思想的原貌，这在理学“语录”形成的初期就有争论。《朱子语录》卷九十七中记载了程颐对于语录的态度，以及朱熹的看法：
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盖卿录云：‘若伊川不在，则何可不读！）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先生又言：“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谦。）④
当弟子将记录的“语录”拿给程颐看时，程颐表达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他担心弟子仅仅停留在言语的揣摩之中，而忽视了对其思想意指的体贴。然而，在朱熹看来，虽然伊川有此态度，但读其“语录”对了解二程思想却必不可少，如果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去读“语录”，就可以顺着“语录”把握“先生之心”。伊川生前因为老师亲在，自可以当面讨论，但伊川先生不在了，那就必须通过阅读“语录”去理解伊川的思想。门人编撰的语录自然因为记者的记忆、见识存在偏差，但“语录”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这需要读者认真分辨、选择、下功夫，通过自己的“学力”去理解言说者的本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朱熹并不否认语录的价值，反而强调了语录的重要性。
当然，因为“记者”的问题，朱熹的“语录”也难免存在上述问题，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讲：
池录之行也，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性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遗书》以“李端伯师说”为首，盖端伯所记，伊川先生尝称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至论浩气一条，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云者，伊川乃深不谓然。端伯犹尔，况于其他，直卿之云真是也。然尝闻和靖先生称伊川之语曰：“某在，何必观此书？”而文公先生之言则曰：“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⑤
这里李性传就指出了黄榦对“池录”的不满，但他依旧以朱熹对于语录的态度为自己辩护。当然，仅仅是辩护是不够的，如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解记忆偏差，使读者更易“审”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由上可见，“语录”既打开了理学思想阐发的空间，丰富了理学的思想文献，但也带来了思想理解上的新问题，即如何保证“语录”思想传达的准确性，更好地传递“述者”的思想。
在本文看来，“语类”的出现，为增强“语录”的可信性，增强透过“语录”了解言说者“本意”提供了契机。
朱熹弟子在从学之时，多有记录师说笔记者，这自然与朱熹对“语录”的积极态度有关。朱熹生前一些记录已互相传阅，朱熹对此亦有手定（辅广所录）。在朱熹“语录”和“语类”的形成、流传史上有所谓“五录三类”之说（参表一）。可以看到，在朱熹“语录”的发展史中，“语录”的搜集与“语类”的编纂有一交替发展的过程，当某些“语录”搜集刊刻完成后，就有弟子按照“类”的原则对之进行编纂。
“语录”和“语类”都是广义的“语录”，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池本等“语录”的编纂明显依从朱熹编定《二程遗书》等的方法，分人为录。如《池录》是现今唯一传存的“朱子语录”，收录廖德明、辅广等三十三位朱熹弟子所记语录，以记录时间为序进行排列。黎靖德已经指出此点：
昔朱子尝次程子之书矣，著记录者主名，而稍第其所闻岁月，且以“精择审取”戒后之学者。李公道传之刊池录也，盖用此法。⑥
“语录”按记录者排序，更多的是“实录”，保留朱熹与弟子讨论的“原貌”;而按人编排，弟子从学年代相对可考，较容易把握朱熹思想的发展脉络。
与之相较，“语类”则以思想分类为优先，“类”优先于“记者”，“思想汇聚”优先于从学先后。如黄士毅在《池录》的基础上，又搜集了三十八家朱熹弟子所记语录，按照讲学内容分为二十六类，这就打破了原有以记录弟子为“单元”的排列方式。
那么，黄士毅为何要打破以“记者”为主而采取“类编”的模式呢？“类编”的初衷何在？黄士毅在《朱子语类后序》讲：
……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首尾该贯;或不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某人同尔。⑦
在黄士毅看来，“记者”会因为资质等的差异导致记录出现偏差。而以类聚、类编弥补某个人对某个问题记录的“主观化”倾向，可以起到“参验”的作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记忆者偏差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使得材料的可信度大大提升。虽然打破了以“记者”为中心，但“语类”对同一类中的相关问题尽可能多地收录不同弟子的记录，几乎每条语录都在最后标记记录者为谁，并详细比对不同弟子记录的异同，这就使当时朱子言说相关问题的场景得到了尽可能地还原。同时，由于每一问题之下，有不同弟子、不同时间的相关记录，又使得读者能够“参验”、综合地看待材料，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思考相关问题。同时“语类”所附《朱子语录姓氏》标示弟子从学年代等情况，所收自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开始到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朱子逝世前为止，历时共约三十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展示朱子的思想历程提供了便利。
本文认为，“类编”的出现首先是为了增强“语录”可信度，通过类聚达到“参验”的效果，尽可能地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偏差，这在理学“语录”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弥补“语录”的記忆偏差仅是反映在最表层的“语类”编纂意图。“语类”的编纂，尤其是其分类的原则更能体现编纂者对朱熹思想逻辑的理解，反映了“朱子后学”对朱熹思想的不同把握。
二、“类编”与知识秩序
“类聚”可以还原某条记录的客观场景，但如何分“类”本身则含有对思想的主观性理解。可以说，“类分”是按照对思想的体系理解而整理材料。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⑧在他看来，不按照一定的“类”的原则就无法把握事物的秩序。当代西方哲学家福柯也有所谓“分类”与“知识型”问题，《词与物》以一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异质性分类学开始，展示了思想与“符号组合顺序”的关系。在福柯看来，分类是知识型的基础，不同知识型背后展现的是不同的“知识的秩序空间的构建”，他所要探究的则是“知识依据哪个秩序空间被构建起来”。⑨当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其关于知识与权力的特殊思考，但他对知识分类的关注，至少给当下重新审视“类编”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视角。
其实，探究分类与编排背后的思想意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如《论语》《孟子》的注释者，都曾试图揭示二书篇章结构背后的思想逻辑。⑩朱熹与吕祖谦编纂《近思录》将北宋四子思想按照道体、为学、致知等分为十四类，也反映了他们对北宋理学思想逻辑的理解。这点在张栻重编《河南程氏粹言》时亦有明确表达：
……余始见之，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十篇，篇标以目，欲其统而要，非求效夫语、孟之书也。……
按照张栻叙述，《程氏粹言》本身没有“编类”，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重新编排，这样就能方便掌握二程思想的要旨。根据他的理解，他将《粹言》分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同样是整理北宋理学思想，但这与《近思录》的原则和逻辑就已经不尽相同。张栻言“非求效夫语、孟之书也”也表达了他对《论语》《孟子》篇章逻辑的态度。
回到《朱子语类》，《语类》以“类”为编排的首要原则，黄士毅按照他或某一些朱熹弟子对朱子学的理解，对朱熹思想做了分类处理，“类”的选取和排序则包含编定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在此秩序空间下构建了朱子的思想秩序。黄士毅定下二十六个门目，并为黎靖德所继承，这些门目为：
①理气、鬼神、性理;②学;③大学、论语、孟子、中庸;④易、书、诗、孝经、春秋、礼、乐;⑤孔孟周程张邵朱子;⑥吕伯恭、陈叶、陆氏;⑦老氏、释氏;⑧本朝、历代;⑨战国汉唐诸子;⑩杂类;作文。
在相关门目下，黄士毅标明门目里所收语录的具体内容。如在“鬼神”下讲：
其别有三：在天之鬼神，阴阳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虽异，其所以为鬼神者则同。知其异，又知其同，斯可以语鬼神之道矣，故合为一卷。
这就交代了他对鬼神问题的理解，以及在这一门目下对鬼神问题所做的分类。
黄士毅在《朱子语类后序》中讲：
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盖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
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
可以看到，黄士毅的“类分”背后还有所谓“义例”，也就是“类”的划分原则以及类与类之间的排布逻辑。以“理气”“鬼神”“性理”为先，也即是以今天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为理解朱熹思想的切入点，换成理学话语，这三个门目都与“道体”问题有关，也即是这一系统是从“道体”切入对朱子思想的理解的。“学”则讲为学之方，通过为己之学去把握道体。以下按朱子理解的治四书的顺序排列四书，继之以六经，这是讲朱熹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也是要学的具体对象。“孔孟周程张邵朱子”则与“道统”有关，是“学”的传承谱系;吕伯恭、陈叶、陆氏，皆为同时代人物，或为学友，或为论辩对手;老氏、释氏则为异端;本朝、历代则是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战国汉唐诸子则论历史人物;杂类收录不易归类的内容;作文则与今天的文学有关。可以说，黄士毅、黎靖德就是按照这一由“一理”张为“万目”的方式来把握理解朱熹思想的。
蔡杭在《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中讲：
《论语》一书，乃圣门高第所集，以记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训后世。《朱子语类》之编，其亦效是意而为之者也。或曰：“语必以类相从，岂论语意欤？”曰：“《学而》一篇所记多务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记皆为仁之方;若《八佾》之论礼乐，《乡党》之记言行，《公冶长》辨人物之贤否。《微子》载圣贤之出处，亦何尝不以类哉！天下之理，‘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非有以会而通之，则祇见其异耳。《大传》曰：‘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而伊川之诲学者亦必曰：‘将圣贤言仁处类聚观之。然则《语类》之集，其有功于学者多矣！”
这其实是蔡杭引用《论语》篇章分类的做法以及《周易》、伊川之言对《语类》以“类”编纂朱子“语录”合理性的一种辩护。从中亦可反映出“类分”对于理解朱熹思想逻辑的意义。当然，这一思想逻辑的理解未必尽合朱熹本人的看法，但体现出了朱子后学的一种观念，一种朱子学的知识图景。
本文认为，采取“类编”的编纂形式，使得朱熹文献的编纂本身具有了“思想”意义，即在文献编纂过程当中“寓作于述”，“类”的选取与前后逻辑排布，体现的是黄士毅等人对朱熹思想体系的理解，代表了朱子学本身的发展。
三、类分与知识图景的差异
當然，黄士毅等所选择的“类分”方法在朱子后学那里并不是唯一的，朱子门人弟子以及再传，对朱子学的思想逻辑结构、知识图景有着不同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出朱子学在朱熹身后不同的诠释方向与发展动向，看到对朱子思想系统的不同阐发。
现存的“语类”除了黄士毅奠定的分类系统外，还有《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以下简称《语录大纲领》）及《朱子语略》《晦庵先生语录类要》等书值得关注。《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编纂者不详，其分类、卷次如下：
卷一 心性情才;卷二 命气质、气;卷三 道德、道、德、诚敬;卷四 礼乐仁智;卷五 礼乐、忠恕、忠信;卷六 中庸、中和、言行、志意、忿欲、 喜怒、善恶、 吉凶;卷七 贤者功用;卷八 圣者功用、一致之理、经权、 信顺;卷九 明经;卷十 尚论圣贤、阴阳造化、鬼神。
可以明显看出，这十卷的结构与黄士毅所分门目有着较大差异。其中较为明显的是，黄士毅的分类中，经学明显占了重要篇幅，《语录大纲领》则对经学没有特别强调。此外，相较于黄士毅的分类系统更强调理气论的统领意义，《语录大纲领》则更突出心性论。如果参考朱子后学的其他著述，就会发现《语录大纲领》与陈淳的《北溪字义》以及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有着高度相似的分类和思想逻辑安排。《北溪字义》卷次分类如下：
卷上：命、性、心、性、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
卷下：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
关于《性理字训》，《四库提要》讲：“考淳同时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亦与淳同。”认为宗旨《北溪字义》与《性理字训》相同。朱熹生前曾见过《性理字训》，并称其为“一部大尔雅”。《性理字训》解字方式如“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并按照命、性、心、情、才、志、仁、义、礼、道、德、诚、信、忠、恕、中、和、敬、一、孝、弟、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的顺序展开。比较来看，《北溪字义》《语录大纲领》与之高度相似，当是承继其分类与逻辑原则。这样的逻辑结构突出了性情论、道德修养论的逻辑优先性，与《语类》突出理气论不尽相同。
叶士龙编纂的《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其分类与上述又不尽相同。其卷次如下：
卷一 太极、命;卷二 心性情、气;卷三 总论四端、仁;卷四 义、仁义、礼、智、敬义、敬;卷五 诚、道、忠恕、中心;卷六 阴阳造化、五行气运;卷七 鬼神;卷八 古今人物;卷九 君道、礼制;卷十 祭祀、昏礼、丧葬、官制;卷十一 古今事类;卷十二 政术;卷十三 科举、刑法、处变、仪刑、警戒、出处;卷十四 学术;卷十五 持养、为学工夫;卷十六 论经传子史古今文集;卷十七 读书法;卷十八 议论、疑难、字训义、论异端之学、杂说。
这一分类以“太极”为先，与《语类》系统类似，但在之后的思想安排上，则与《语录大纲领》等类似，强调心性论的地位。但比之其他，此一系统“经世致用”的比重明显较高，特别突出了朱子学实践的向度，这就与前述更集中于思想表达有所不同。
此外，《朱子语略》虽然也是按类进行分类，但现存本并未标出各类为何具体内容，这就不利于详细厘清其脉络。
上面其实已经指出，《语录大纲领》的知识图景可以说是编纂者与程端蒙、陈淳等人的共识，黄士毅的分类则是其与黎靖德等人的共识，不同的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并将之呈现在文献编纂之中。
那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黄士毅的分类是自己的独创吗？
如果比照黄榦的《朱子行状》与其他相关文献，会发现黄士毅的分类与思想逻辑叙述，与黄榦对朱子思想逻辑理解有高度契合之处。《朱子行状》在叙述朱子思想时讲：
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
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于《论语》《孟子》，……;于《易》与《诗》，……。于《书》，……;于《春秋》，……;于《礼》，……;于《乐》，……。若历代史记，……。周、程、张、邵之书，……。程、张门人，……。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
这一叙述与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的描述以及《朱子语类门目》几乎一致，尤其是黄榦在《行状》中对朱子经学注疏有专门说明，对朱子与当时思想家的关系亦有充分的介绍，这些几乎完全体现在黄士毅的描述与分类当中。根据邓庆平博士考证，《朱子行状》的具体写作过程是：1207年左右受朱熹之子朱在的嘱托，黄榦先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准备，然后开始动笔，并求证于四方朋友，如是十年;1216年草成，到1217年初定稿后，又不断修改，再藏之四年;最后到1221年黄榦才将之公开示众。“蜀类”刻于1219年，在黄榦公之于众前，而在《行状》草成之后。黄榦一直关注着朱熹“语录”的编纂，他在《复李贯之兵部》一书中专门提及过黄士毅，不排除黄榦在写作《行状》时其间某个版本曾被黄士毅看到，也不排除黄士毅对《语类》的分类标准参考过黄榦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更何况，黄士毅选择类编，本身就是应对“语录”所遭受的种种质疑，特别是“记忆偏差”问题，这是黄榦特别提出和警惕的现象。黄士毅本人还类编过《朱子文集》，今不得见。此外，《语类》中黄士毅对朱子的提问，多偏向心性问题，这就与《语类》强调“理气”的统领性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本文以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黄士毅的类编并不依从自己的私人兴趣，而是采取了某种对朱子思想的公共理解。有理由推测，黄士毅在分类的过程中参考了黄榦《行状》对朱子思想的定性描述与逻辑结构，并将之融入《语类》的编纂之中。当然，这里还需要讨论《朱子语类》编纂与《近思录》分类的逻辑顺序的关系。《朱子语类》的分类排序与《近思录》有很强的相似性，从上面对《朱子语类后序》的分析中即可看出，但《近思录》没有给经学专门的位置，而《朱子语类》当中，经学占了十分重要的比重，这就不能一一对照起来。反而《朱子行状》给了“经学”相对独立的叙述，其整体与《朱子语类》的安排更加呼应。因此，在本文看来，黄士毅编纂“语类”受黄榦《朱子行状》的影响可能更大。
四、黎靖德的贡献：“类”分的深化
现通行本《朱子语类》成于黎靖德之手。黎靖德继承了黄士毅大的分类，但在材料编排上则更加精细，在遵从黄士毅大的分类标准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尤其是使类目内部更具思想逻辑性，这也体现了黎靖德对朱子思想逻辑的理解。要之，黎靖德对《语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细目”的创设。
黄士毅创设了《语类》大的分类原则，但从目前保留的徽州本来看，他并没有在大类下系统地进行再分类，只在鬼神部分做了三项具体分类，少数地方对材料谈论的问题进行标注。而黎靖德则几乎在每一大类下又做了“细目”。如《语类》第一部分《理气》又细分为：天地、气质、气、阴阳五行、坎离、四时、暗虚、历、数、地理。这些细目也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的。如《太极天地上》分为几部分，先言“太极为造化之枢纽”、理在逻辑上先于气（“理气先后”问题），陈淳所录“徐问”条落实到具体的天地分判与理的关系，由此引出“天地”问题。但在具体的讨论中先谈“天地之心”，这不能不说含有对朱熹哲学的深刻理解，因为“天地之心”这一概念在朱熹思想逻辑中具有枢纽性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形上连接形下的转折，连接着存有论与伦理学，同时也是从对世界進行存有论的分析转入实存性、一体性阐述的关键。而在哲学上，“天地之心”这一概念体现着理对气的主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生气的一种表达，而在仁论上，朱熹更是将仁与生物之心直接联系起来。在讨论完“天地之心”后，则从天的概念的多义性与统一性开始讨论现象世界的形成与结构。《理气上》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宇宙之形成、形体样态、阴阳五行与世界结构等，是从大的方面总体论述“法象”，而《理气下：天地下》则集中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等等。在这些细致的转合排列中，可以体会到黎靖德对朱子思想的把握。
这样的安排几乎体现在每一门目当中。由此，本文可以做一大胆推测，黄士毅设立了《语类》大的门目，包括他在内的黎靖德之前的编纂者面对不同版本的“语录”，仅是把材料打散放置在这一门目当中，新增收集到的“语录”，也很可能是将之打散排在大的类之中;而黎靖德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每一大类收录的材料做了进一步细致整理，并再次分类编排。而这一分类过程包含着黎靖德对朱熹思想的思考。通过细致比较黎靖德本与徽州本，或可认为细目问题不应是刊刻、传抄导致的，而应该归结为黎靖德更为细致的编纂，特别是黎靖德对相关问题的逻辑理解。
二是将不同细目归属不同门目、大类，重新建立思想的点、线、面联系。
黎靖德将“魂魄”这一小类置于卷三《鬼神》之中，而在徽州本中，则被置于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之中。将“魂魄”放在“鬼神”这一类中探讨，基于“魂魄”作为“在人之鬼神” 这一向度，其与人的生命构造的关系是这一安排的基准;而将其置于“性情心意等名义”这一类中，则关注“魂魄”与人的心性的关系，特别是魂魄与心的功能的关联。其实，“魂魄”这一小类安置的不同，恰恰展现了朱熹思想中魂魄问题的两个基本方向。这就体现出了不同的分类者对于材料属性的不同理解。
三是一个类目下材料顺序的调整、优化。
如《语类》卷一自“帝是理为主。（淳）”以下条目黎靖德本较徽州本顺序等变化颇多，黎靖德本先言帝是理之主宰含义，再言“苍苍之天”的含义以及与理为主宰的关系，再言苍苍之天何以成立，等与天地有关的问题，逻辑上更为通顺。又如卷二黎靖德本于徽州本条目顺序变化极大，徽州本先言“星”的问题，黎靖德本先讨论“天行”问题，从天行讨论到日月星辰之行，再讨论日月，再言五星等，再言“气象”（属天），再言历法，再言地理。徽州本涉及土圭之法的大量条目，被黎靖德本置于讨论《周礼》的相关部分，可见黎靖德更注重论述内容的相关性、清晰性。汇校本土圭之法接有关日月的讨论，而黎靖德本则接“数”条，以之开始讨论地理。徽州本在讨论完气象后讨论历法。又如在卷三“鬼神”部分，直接与经典语句问答有关的条目，黎靖德大多数放入《语类》相关经典的门类那里讨论，相对来说使得讨论哲学问题的这几卷更简洁。再如关于“读书法”的几卷，黎靖德完全做了重新编排，意指更加明确，循序渐进，而徽州本只是将材料汇集，少数地方标明细目，但无整体逻辑。
从这一条目顺序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卷之内，黎靖德本逻辑线索更为清晰，材料归属的原则性较为一致，材料与材料之间具有明显的起承转合关系。当然，材料顺序的调整、优化等也带来了对思想言说重点表达的不同。这点汤元宋博士曾以《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一卷为例，具体分析了黎靖德本此卷49条语录与黄士毅本33条之间在语录选择、编排、增删三方面的细微差别，指出黎靖德在此卷中较之黄士毅更具道统立场的编纂风格。
本文以为，黎靖德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了大尺度的调整，这些调整进一步优化了《语类》的结构，使材料所要呈现的思想内涵更为清晰，为进一步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性偏差提供了支撑。当然，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再编纂也加入了黎靖德对朱熹思想脉络的理解，在“述”的过程中进一步体现了“作”，这是在使用《语类》时要注意的一点。
结论：类编背后的“寓作于述”
陈荣捷先生指出：
《朱子语类》首列太极、理、气、性诸卷，使人印象以为凡此乃朱子之主要者。此一印象，在程朱学派之继续发展中，着重理性，更为加强，因而博得性理学之名。实则在朱子，不止于形而上学也。朱子从不忘孔子“下学（日用寻常）而上达（如天、性、命）”之教。
《性理大全》之辑纂者乃以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七属于形而上学者，置于卷四十三至卷五十二属于形而下者之前。此即显示诸辑纂者并不珍视朱子之新方法。但在《朱子全书》此一次第，乃大为改变。
从陈荣捷先生的判断中可以看出，分类以及分类顺序，会影响读者对朱子思想“秩序空间”的判断，《性理全书》遵从了《朱子语类》的基调——强调形而上学，而这一基调随着清代朱子学的发展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御纂朱子全书》的编纂当中。《御纂朱子全书·凡例》言：
惟《语类》一编，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文集》一部则是其平生议论、问荅、应酬、杂著，以至奏牍公移皆具焉，精粗杂载，细大兼收，令览者苦其烦多，迷于指趣，学人病焉。今合此二书，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类相次，裒为全书以便学者。
《语类》及《性理大全》诸书，篇目往往以太极阴阳理气鬼神诸类为弁首，颇失下学上达之序。……
故今篇目首以论学，次四书，次六经，而性命道德天地阴阳鬼神之说继焉。
《语类》及《性理大全》篇目，其部分次第亦多未当者。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后有历法，不应以历法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阴阳五行四时即气也，不应不次于理气之后;雷电风雨之属非天文也，不应附于天文;主敬主静即存养也，不应别于存养;道统列周程张朱似已而，程门末派其人颇杂而不分;治道诸目不以九官六典为之次第，前后其事颇乱而无序。若此之类皆关系义理不可不正。
《御纂朱子全书》的编纂者并不满意《语类》对朱子思想的逻辑理解，他们重新对《语类》和《文集》进行分类整理，其类目排序更为突出“下学”，而非《语类》的形而上学倾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次第未当，未必是黎靖德等对朱子思想逻辑理解真的有问题，其实是诠释系统发生了变化，是《御纂朱子全書》的整理者按照清初对朱子学强调的重点、理解的方式，通过分类而进行了“再诠释”。这些是今天面对各种朱子学文献时要特别自觉的。当然，今人按照哲学的方式对朱子思想进行研究，同样也是一种范式转化。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熹“语类”的编纂表面上看是“文献”工作，其实在这一文献编纂背后体现的是编纂者对于朱熹思想的理解。每一个朱熹文献的编纂者，都可能有他们对朱熹思想的独特理解。不同的“语类”以及《性理大全》《御纂朱子全书》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但其中的“作者”之义需要今人揭示并探讨。
本文以为，不同的“述朱”形式背后，随着“述朱”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思想意识的差异，反而有可能出现“寓作于述”的现象，朱子学当中的文献编纂即体现着这一现象，此点或许需要在今后对历代朱子学的研究中得到关注，由此可丰富朱子学、朱子后学的研究，甚至可以从此出发，发展出“语类学”。
① 关于《语类》的重要性，历史上有各种争论，参见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第（二）部分，收入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清代学者朱沄泽（止泉）如此评价《语类》：《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转引自《朱子语类》，第9-10页。）这个评价充分肯定了《语类》对于了解朱子思想的重要意义。
② 近些年，关于《语类》有很多文献学上的新成果，如徐时仪先生等在九州大学图书馆藏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以下简称“徽州本”）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朱子语类汇校》，以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及明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合编而成《朱子语录》，胡秀娟博士则出版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一书，专门对“徽州本”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入手，为研究《朱子语类》和朱子学提供了新材料。除此之外的《语类》的研究则集中在语言学，特别关注《语类》里保存的南宋语料。
③ 关于理学与语录的关系，特别是语录兴起的原因、语录的功过，可参考陈立胜：《理学家与语录体》，《社会科学》2015 年第1期。
④ 《朱子语类》，第2479页。关于此一问题，亦可参朱熹：《程氏遗书后序》，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目录第6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24-3625页。
⑤ ⑦ 《朱子语类》，第3、6、6-7、7、10页。
⑥ 《朱子语类》，目录第24页。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⑨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5页。可参考李超民：《福柯与章学诚的知识分类思想考察》，《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9期;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90-94页。
⑩ 邢昺《论语注疏》每篇开篇都着力阐发该篇的主题，并讨论此一篇章主题与前后主题的思想逻辑。这一现象也早就出现在赵岐对《孟子》的注释当中，赵岐逐篇揭示“篇旨”，并对前后关系进行说明。按照今人的观点，《孟子》七篇仅取篇章开头文字作为篇题，可在赵岐看来并不如此，他认为，这样选取的篇题也是有其内容划分依据的，同时篇章与篇章之间有着清晰的逻辑结构。其实，是否承认赵岐、邢昺的做法本身，就已经反映了不同的“知识秩序”，反映了对文本的理解态度。
《二程集》，第1167页。
《朱子语类》，门目第28页。
《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0，《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30页。
关于《北溪字义》的编纂逻辑以及与《语类》的比较，参看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4-75页。邓庆平博士对《北溪字义》的安排逻辑有着十分详细的研究。
葉士龙编：《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明成化六年本，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年。
关于《朱子语略》的每卷内容与可能分类，可参考傅雪：《〈朱子语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
黄榦：《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0、562-563页。
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对理学思想的逻辑叙述与《行状》亦高度一致，与《朱子语类后序》的叙述的相似性也较高。此外，《语类》对经学的重视当与这一系统“语类”的参与者魏了翁、魏克愚、黄士毅、黎靖德等的“蜀人”学风有关。有蜀地标识的朱子后学，对经学往往特别强调。
《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227页。
关于黄榦与《朱子语类》的关系，参见《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二章第二节《朱子门人与〈朱子语类〉的编纂过程》。
参汤元宋：《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
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之程朱学派》，《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263页。
《御纂朱子全书》，攡藻堂四库全书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责任编辑：颜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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