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初探

赵长太 胡耀文

引用格式：
赵长太，胡耀文.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初探[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103-108.

中图分类号 ：B-4;G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4.014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4-0103-06

英文大标题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ao Delins philosophy education thought

关键词：
 陶德麟; 哲学教育思想; 形成背景; 向度

摘要：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是基于对哲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思考而形成的，联系实际与塑造民族精神构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和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陶德麟对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深化我国哲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推动我国哲学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形成背景、基本向度和具体实践三个方面深入阐述陶德麟对哲学教育的科学认识和重要贡献，以期为更好推动我国哲学专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启示和参考。

一、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以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为背景的。基于对哲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深刻思考，陶德麟认为，哲学应观照现实，应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人和积极参与者，陶德麟立足于改革这一现实实践，对哲学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由此形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

陶德麟认为，改革作为亿万中国人参加的历史活动，不仅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政法财经方面的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还需要哲学。针对改革初期人们对哲学的误解，陶德麟指出，“为什么会出现哲学受轻视的情况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兩条：一条是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另一条是很多干部群众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1]236。在对这两个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陶德麟指出，问题的根源出在哲学教育上，是一些人接受了一种错误的哲学观，将哲学与具体科学混为一谈。哲学“揭示的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提供的是解决一切领域中一切具体问题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1]240。哲学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哲学不可能具有各门具体科学那样的应用型功能，我们也不应要求哲学具有这种功能。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哲学没有实践价值的结论。“要知道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是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都离不开它，只不过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是了。”[1]240-241解决具体问题之所以离不开哲学，原因就在于，任何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其自身哲学观的支配和制约，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具体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使我们的具体行动遭遇挫折、多走弯路，会给我们的具体实践带来重大损失。

这就是哲学的功能、哲学的用处。“哲学的这种特有的功能和用处，是任何别的科学都代替不了的。”[1]241

陶德麟不仅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有独到的理解、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还结合当时改革的具体实际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陶德麟指出，改革不仅离不开哲学，而且还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问题不在于哲学有没有用，而在于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1]245关于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中的作用，陶德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哲学应通过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改革的深化开路。这是因为，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开始的，“而观念的变革是要靠先进分子去论证、去宣传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哲学”[1]246。在陶德麟看来，改革虽然与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但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活动。作为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活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所以，“它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革命。就一定的意义说，它甚至比过去的革命还要深刻”[1]247。因此，就改革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来看，没有亿万人民的思想观念更新，是不可设想的，而“要实现这样的观念更新，没有哲学的参与也是不可设想的”[1]247。陶德麟对当时影响改革的旧观念作了概括和分析，他认为，不适应改革需要和要求的旧观念有很多，既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观念和小生产意识，又有多年来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僵化观念，也有长期错误宣传造成的“左”的观念，还有从各种渠道涌进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如此等等。陶德麟从改革的现实背景出发，认为“这些陈旧的观念不改变，不树立与改革的需要相适应的新观念，我们的改革就将寸步难行。而要更新观念，枝枝节节就事论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非从哲学上加以论证不可”[1]247-248。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哲学，加强哲学专业的建设和教育。

二、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

陶德麟从20世纪50年代献身哲学教育事业以来，就一直是将哲学作为实践的向导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的，联系实际与塑造民族精神由此构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

1.联系实际

陶德麟认为，作为高度抽象的一门学问，哲学是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因此，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不能离开这个逻辑结构和范畴体系。“教学形态要力求符合教学对象的认识规律，概念（范畴）的定义要准确，命题的陈述要清晰，论证要合乎逻辑，而且要联系实际。”[1]311在这里，陶德麟明确将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要进行理论阐述，而这个阐述要遵循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態”，即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要联系实际。这就是说，哲学教育教学不能离开概念、范畴和命题，否则，就不是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要将概念、范畴和命题讲清楚，将其内在结构和规律讲出来。这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不可否认，哲学有其抽象性、逻辑性的特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面，哲学的理论效应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哲学要联系实际。陶德麟认为，哲学要联系实际是由其自身所包含的现实因素所决定的：其一，哲学的根源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陶德麟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其所研究的总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普遍的问题，其所关注的总是人们的生活原则、处事态度和思维模式，其所把握的总是社会发展的脉搏，其所反映的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陶德麟认为，哲学“最深的根源还是人们的实际生活”[1]103。这是因为，不仅哲学的问题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来源于人们的具体实践，而且哲学的问题还要随着人们实际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哲学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智慧的产物。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引起并在解决这个社会需要的实践中实现的。“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2]1036-1037陶德麟认为，哲学作为哲学，不是纯粹的思想物，而是人类实践智慧的产物。

2.塑造民族精神

陶德麟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历来都十分重视哲学。哲学既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又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打下一定的民族烙印。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上都创造了属于该民族的哲学，从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创造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涵养和塑造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陶德麟长期以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陶德麟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近代又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能不在我们民族精神上打上消极的烙印，有许多东西是同现代的要求相矛盾的。所以确实有一个在原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任务”[1]251。从这一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出发，陶德麟提出了“用哲学铸造民族的灵魂”[2]1028的重要论断。在陶德麟看来，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提高全民族的哲学水平，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重要”[1]269。陶德麟由此指出：（1）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变化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引起近现代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1036（2）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陶德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不停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否则就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3]。

三、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

陶德麟不仅在自己60多年哲学教育生涯中对有关哲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教育思想，而且在践行自己哲学教育思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不仅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而且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

1.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约李达畅谈哲学问题，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一统天下”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委托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再撰写一部哲学教科书。接受委托后，李达决定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从1961年开始，陶德麟在李达的指导下精心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到1965年10月，完成了该书上卷的写作任务。1978年，经由陶德麟全面修订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唯物辩证法大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 “文革”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荣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又先后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需要而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至1994年先后五次修订，共发行一百多万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9 年出版，后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 年出版。这两部教材均受到高度评价，也都获得国家优秀教材奖[4]。

进入新世纪，为了推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陶德麟又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编写。该教材自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为了更及时、更充分地反映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中宣部、教育部组织课题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1月、2009年5月、2010年5月、2013年7月、2015年8月、2018年3月、2021年7月组织了7次修订。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对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高校大学生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

陶德麟认为，改革需要哲學，哲学也需要改革。“我这里说哲学需要改革，不是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说需要对我们多年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丰富和发展。”[1]253那么，哲学如何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改革要从体系上入手，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陶德麟对此做了深入分析。陶德麟认为，体系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概念与概念之间、命题与命题之间在逻辑上的关系;二是表述体系。无论就哪个方面来说，改革的重点不应是在体系上，而应是在内容上，“过分强调表述体系的重要是本末倒置。即使是内在的逻辑体系，虽然比表述体系重要得多，但同内容比起来还是次要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容，才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构”[1]254。

在陶德麟看来，我们要对哲学教育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分析和解决作为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性问题，否则，无论我们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也不可能实现对哲学的真正改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陶德麟将其概括为：从20世纪30年代始形成的“一整套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1]255。陶德麟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成了阻碍我们改革哲学教学内容的障碍”[1]255。因此，哲学教育教学的改革必须注重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问题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讲透”[1]25。陶德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区别在于，它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永恒的、终极的真理，相反，它彻底地否定了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一直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就因为它不停顿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用人类最新的认识成果来丰富自己，永远不把自己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1]255-256陶德麟认为，长期以来，虽然这些道理我们在教科书里、在课堂上都讲了，但是，“问题在于讲得不彻底，往往一落到实处就走样了”[1]256，所以，哲学教学内容改革的重点之一应当放在这里。此外，将哲学的功能与具体科学的功能相混淆，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改革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过去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有深刻的教训。”[1]256所以，我们应当从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出发，充分把握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功能”，而不能“代替别的具体科学”，“不能对具体科学领域中的是非作判决”[1]256。陶德麟抓住哲学的功能就是“提供观察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256这一本质规定性，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哲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避免了庸俗化和绝对化这两个极端的做法。陶德麟将哲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哲学教育的深刻认识。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上，应科学对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针对学界反对哲学中的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划分与斗争的观点，陶德麟作了科学分析和批判。陶德麟反对将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划分与斗争归结为哲学教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教条。陶德麟认为，哲学教育教学和研究中的这个教条实际上是从苏联沿袭过来的做法，即把唯物与唯心的斗争看成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把整个哲学史仅仅看作这二者“对战的历史”，“把一切具体的哲学争论、全部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都往这个框框里装”[1]257。“日丹诺夫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多年来我们在课堂上和讲义里也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这个观点。”[1]258因此，如何讲清楚哲学史，这也是哲学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语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当作自己的终身追求，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李达等先辈学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陶德麟先生承继了李达优良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范，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其理论研究始终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相结合，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相联系，力图从哲学上回答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陶德麟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哲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在当下，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陶德麟的哲学教育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指导我国哲学教育教学实践，对于深化我国哲学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哲学专业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陶德麟.陶德麟自选集[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2]  陶德麟.陶德麟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  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6.

[4]  汪信砚.陶德麟对李达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J].哲学研究，20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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