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书院史研究的力作
摘 要：《贵州书院史》以贵州书院与地方文化变迁为历史视阈，深入研究了贵州书院文化的发展和流变，深刻揭示了贵州书院历史变迁的动因、贵州书院时空分布及基本特征、贵州书院的讲学风采、贵州书院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书院文化对贵州社会历史发展和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贵州书院史和贵州教育史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是区域书院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关键词：《贵州书院史》;教育史;书院
中图分类号：F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2-0128-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2.025
在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史上，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书院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1]近百年来，学界对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到贵州书院的研究，无论是各朝代书院发展史，还是书院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书院经费、书院改制，还是以王阳明为中心的书院研究，都有著作专章或专文论及，也可谓成果丰硕。同时，研究者也慨叹：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专门研究贵州书院的专著，“很不利于贵州书院史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2]。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张羽琼教授所著《贵州书院史》[3]一書，由贵阳孔学堂书局于2017年11月出版发行，回应了学界关切的这个问题。捧读之余，不揣浅陋，将阅读所得报告于后。
一、揭示了贵州书院发展演变的历史动因
就中国书院发展而言，肇始于唐、兴盛于宋，几为学界共识。经唐末五代之乱，宋初官学式微，为以私人讲学为主的书院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朝廷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极为重视文教事业，促使书院迅速发展。佛教禅林禅定修炼、讲经说法等活动，对书院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发达的私学教育，为书院兴盛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普及，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兴旺发达。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在宋既有盛名，后世亦广受赞誉。在今贵州境内，受制于地理环境和文教事业整体发展水平，书院发展滞后于全国。在今贵州绥阳县境内虽有柳宗元创建儒溪书院的说法流传，然于史无征。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创建的銮塘书院（在今贵州沿河），《贵州通志·学校志》和道光《思南府续志》有载。元代创建文明书院，亦于史有征。然其具体建筑形制、日常运营、经费来源、讲学活动诸方面，均难得其详，只能靠后世史料敷衍和合理的推论。（第一章“贵州书院的兴起”）贵州书院的真正发展，要到明初贵州行省设置之后。
明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历史发展步入新的阶段。以此为发端，加上“改土归流”等政策的推行，贵州社会经济无论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交通运输条件及农工商各业，较前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明政府在贵州地区推行的兴教举措，诸如加强对土司的文化教育，在民族地区广泛设立学校，扩大了教育对象，直接助推了贵州书院的发展与兴盛（第二章第一节）。满清入关之后，广泛吸取前代统治经验，尊孔崇儒、提倡程朱理学，广兴学校、严定学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的钳制政策，加强对士林的控制和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如此种种，对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章第一节）。及至清末，书院教育渐次衰落，教学内容空疏，脱离实际。此前灵活的书院教育体制，渐趋落后和僵化，加上中西交通所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相较，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有识之士奔走呼号，推动传统书院教育向近代学校教育体制的转变（第四章第一节）。
二、展现了历代贵州书院的时空分布和基本特征
如《贵州书院史》所揭示的，銮塘书院、文明书院因文字史料的缺乏，难以进行深入考察。然入明以后，贵州书院蓬勃发展，可对其进行时空分布和基本特征的总结与研究。据张羽琼教授统计，明代贵州书院44所，高于陕西、甘肃、辽东等省，在全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举凡魁山书院、草庭书院、中峰书院、文明书院、龙岗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等等，在书中均据相关史料进行简要描述和介绍。经过对明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的考察，作者还揭示出：贵州建省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贵州书院建设颇为滞后，到弘治年间（1488—1505）缓慢发展，随着中原教育思想在贵州腹地的传播，加上王阳明讲学黔中及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单独开闱取士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贵州书院发展在嘉靖万历年间迎来发展顶峰。在空间分布上，贵州书院首先兴起于卫所驻地，分布于交通干线附近，与内地书院分布有所不同的是，明代贵州书院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另外，作者还对明代贵州书院的建筑规制、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特点、藏书、礼仪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二章第四节）。
清代贵州书院的空间分布，按照光绪末年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在全省新建、重建和修复的大小书院192所中，贵阳府19所，安顺府12所，兴义府10所，大定府19所，遵义府20所，黎平府31所，都匀府15所，镇远府20所，思南府23所，思州府4所，石阡府5所，铜仁府3所，松桃直隶厅3所，平越直隶州8所（第160页）。作者所统计出的192所书院，较之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记载的122所，今人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的141所均超过不少，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爬梳整理之功。清代贵州书院中，既有层次较高的贵山书院，也有中等程度的府县书院，然总体上都承担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功能。在清代书院中，如贵阳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龙门书院，修文龙岗书院、景阳书院，遵义湘川书院、启秀书院、培英书院等等，均根据存世资料之多寡，详略不一的进行单独介绍。在时间分布上，清代贵州书院在早期发展较为平稳，后期发展因种种因素的影响起伏较大。有清一代，书院建筑规制更趋完善。与清朝统治者加强文化控制和思想钳制、教育控制的步伐一致，在书院日常管理、经费提供与管理、教师择任、生员录取考核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控制。清代贵州书院在藏书、仪轨、考课、讲学等方面，对早先书院传统有所遵循和延续（第三章第二、三、四节）。
三、展示了贵州书院的讲学风采
在明代贵州书院讲学的推动力量中，一些硕学名儒可谓功不可没，其中以王阳明及其后学最为显著。如众所知，王阳明文治武功俱著，有“一代伟人”（明穆宗语）之称。王阳明贬谪贵州后，谪居今修文县附近，创办龙岗书院，讲习传播良知之学。并受聘文明书院，讲授“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如此种种，开启了贵州教育新思想，弘扬了宋代以来书院教学的真精神，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促进了贵州书院的蓬勃发展。在王门后学及私淑弟子中，陈文学、蒋信、叶梧、郭子章、孙应鳌、李渭、马廷锡、邹元标等人，或讲习书院，或教化一方，在明代贵州书院和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章第五节）。清代贵州书院也是名师云集，人才辈出，陈法、张甄陶、艾茂等人之在贵山书院，莫与俦、郑珍、萧光远之在遵义湘川书院，胡长新之在黎平黎阳书院，雷廷珍、姚华、徐天叙之在笔山书院，其他如严寅亮、张琚、李世杰、周际华、黄彭年等人，在贵州书院发展史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章第五节）。硕学名儒在贵州书院的讲学风采，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在贵州教育、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民情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剖析了贵州书院在近代中国的嬗变
与全国一样，晚清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难题。一些有志之士在探索富民强国道路之时，逐渐认识到旧式教育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书院历经千年发展，在传统中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在西方文明强势入侵，国家民族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时刻，只有变革传统教育才能步入近代化发展道路，成为时人的共识。贵州书院在清末也经历了改制和蜕变这一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全国性政策的影响外，李端棻、严修、张之洞等教育改革家的推动和影响，也起到了相当的助推作用。清末“新政”时期，贵州书院完成了从传统教育体系向近代的转型。书院改学堂，是贵州書院走向近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方式。《贵州书院史》据各种史料，统计出清末有107所书院改制为学堂，如贵阳学古书院改制为经世学堂、黔西文峰书院改制为正本学堂、贵阳贵山书院改制为贵州大学堂、修文龙岗书院改制为官立修文小学堂、石阡龙川书院改制为官立中学堂。从书院改制的情况来看，改制为大学堂者有之，中学堂者有之，小学堂者亦有之。《贵州书院史》不但对书院改制进行剖析，对改制后学堂管理、课程设置、教材使用、学生日常管理、考试管理、师资建设等问题进行释读。既做到知其源，也做到知其流。但贵州书院改制，在全国来讲起步较早，然存在进度缓慢、发展不平衡、主要面向初等教育、办学水平较低等问题。（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七节）即便如此，书院改制学堂，在贵州文化教育转型，尤其是新学传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论者所谓：“这些都应该归功于教育。”[4]
五、探讨了贵州书院的历史影响
以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而言，因其肩负着传播中原学术和文化的重任，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贵州书院深刻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儒学传播的地域范围。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还推动了贵州学术文化的进步，在文学、艺术、方志学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促成了贵州第一个地域性儒学派别——“黔中王门”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直接促进贵州社会经济的进步，提高了社会人口素质尤其是土司统治集团的文化构成，加速了贵州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趋同发展（第二章第六节）。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在赓续重教兴文传统、力促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学术文化繁荣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章第六节）。
总体上言，贵州书院的发展对近现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书院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诸如经费、师资、生源、设施设备等方面，书院都为近代学堂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质条件;其次，书院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一些在由书院改制而来的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积极投身教育改革事业，大力创办新式学堂，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一些学堂肄业学生则任教于各地新式学堂，推动了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在贵州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均有重要的贡献;再次，书院贯通了贵州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血脉，诸如黔南书院之与都匀一中、凤仪书院与思南中学、笔山书院与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等等，其发展有着前后相连的历史关系，在在体现了书院对后世教育发展的影响;最后，贵州书院文化对当代教育也有重要影响，如贵州大学所创设的中国文化书院，等等（第五章）。
六、奠定了贵州书院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基础
《贵州书院史》全书有图10幅、表39个、插图12幅，加上与全书相呼应的“贵州历代书院名录”及“贵州书院学记条规集成”两个附录，多样化的表达和论证方式，为贵州书院史的研究确立了可资取法的典范。全书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如贵州书院发展水平与全国各省区比较所占的地位，贵州书院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区域分布不平衡性的基本特点，贵州书院发展与宦黔官吏的教育情怀及贵州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相关，贵州书院在儒学传播和“黔中王学”形成发展中的作用，书院在古代贵州的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社会教化等方面的历史作用，书院与贵州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关联等，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为将来贵州书院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指明了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张羽琼教授的《贵州书院史》一书，既是作者深入书院史这一领域的力作，也是作者长期研究贵州历史、贵州教育史的重要成果。早在2003年，作者就出版有《贵州古代教育史》一书，对古代贵州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2009年，作为“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之一的《贵州：教育发展的轨迹》，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部有着显著个性色彩的贵州教育通史。多年来，借助于早期关注和研究贵州教育史的深厚积淀，作者着力于贵州书院史的研究和写作，发表了《王守仁与明代书院的复兴》[5]、《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6]、《浅谈书院在贵州的早期发展》[7]、《浅谈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8]、《清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特点探析》[9]等多篇贵州书院方面的论文，终成《贵州书院史》一卷，煌煌62万言。总体上言，《贵州书院史》是区域书院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也为贵州书院史、贵州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周月娥.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1.
[2] 罗光雄.贵州书院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文化论坛，2017（3）：128.
[3] 张羽琼.贵州书院史[M].贵阳：孔学堂书局，2017.
[4] 张新民，李发耀，等.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重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5] 张羽琼.王守仁与明代书院的复兴[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7-49.
[6] 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2（5）：103-107.
[7] 张羽琼.浅谈书院在贵州的早期发展[J].教育文化论坛，2013（5）：116-119.
[8] 张羽琼.浅谈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J].教育文化论坛，2016（1）：136-140.
[9] 张羽琼.清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特点探析[J].孔学堂，2016（2）：39-49.
（责任编辑：蒲应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