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已经开始，至乾道九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个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这有助于反映《新安志》编纂的完整历史，并且透露出罗愿修志的观念和目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新安志》；罗愿；编纂历程

[中图分类号]K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6-0111-04

肖建新(1961—)，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编审、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宋史。(河北保定 071002)

南宋罗愿(1136-1184)所撰的《新安志》，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方志之一。人们长期以来关注较多的是该志的价值和地位，而对它的编纂过程以及一些具体时间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①在历代文献中，关于《新安志》编纂过程的记载确是很少，甚至脱脱《宋史·罗愿传》和曹泾所作《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都未述及，而最详的莫过于他的《新安志·自序》：

至大中祥符中颁李宗谔所修《新图经》于天下，则由前诸书废不显，而官府顷罹睦寇，又失祥符所颁，特抄取计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隐实者编以为册余五六十年矣，私窃悼之，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着。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纲目粗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然未果就。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约敕诸曹，遇咨辄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1](自序)

以上罗愿自序的话，很有文献学上的意义，实际上揭示了《新安志》编纂所历经的三个阶段：一是《祥符图经》复得之前，罗愿收集计簿、前史、国典及杂家稗说作为编纂《新安志》的基本资料；二是《祥符图经》复得之后，粗拟纲目，并访求遗事，欲撰成一书，而未能实现；三是在郡侯赵不悔的鼓励和支持下，网罗各县金石之文，最终成书。这一自序虽交待了《新安志》编纂的大致过程，但又带来如下问题，《祥符图经》何时复得?有何影响?罗愿如何准备修志?编纂历时多长?赵不悔何时介入?这些问题当能反映《新安志》编纂的真实，也能从某一角度说明宋代方志的资料基础和承继关系。上述内容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一是《祥符图经》失而复得与罗愿修志准备；二是赵不悔知徽州与《新安志》的正式编纂。

一、《祥符图经》失而复得与罗愿为修志做准备

《新安志》编纂第一阶段的准备情况，如罗愿所说，在复得《祥符图经》之前，“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着。”所做的主要是“稍稍附着”，属于最基础的工作。限于史料，无法获得准备的详细情况和具体时间，但《新安志·附汪王庙考实》之后所云“乾道五年九月朔，州民罗愿述”则提供新的信息，即考实作于乾道五年(1169)，也即《新安志》的编纂实际已经开始，当时他应该在主台州崇道观的任上。为此，《新安志》编纂准备可以上溯至乾道五年以前，故赵不悔称赞罗愿说，“用心勤且旧矣”。[1](赵序)至于具体始于何年，已无从确证了。

《新安志》编纂第二阶段是从复得《祥符图经》开始的。这很重要，促使罗愿“思辑为一书”，并且，《祥符图经》对《新安志》的修撰产生了直接影响。清代阮元就明确地指出，“是书本《祥符图经》，考订详悉，辑成一书。”[2](卷6)也即《祥符图经》是《新安志》修纂的直接参照物。《祥符图经》，又叫《新图经》，今佚。这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李宗谔等编纂的一部全国性图经，也是一部重要的宋代方志。脱脱《宋史》卷265有李宗谔的本传，他是李?的儿子，举进士为校书郎，真宗即位，历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等。而《宋史》上没有把他修撰这部图经的事讲清楚，幸好《玉海》有一段珍贵的记录，名之为《祥符州县图经》，叙述这部图经在大中祥符时的修纂过程以及李宗谔的作用。

隋有《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学士邢碔、吕祐之、杜镐、戚纶、陈彭年编集车驾所经古迹。庚辰(十二日，一云十四日敕)，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真(直)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学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白、晏殊，又择选人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子，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器币，命宗谔为序。[3](卷14)

据此记载，宋代《祥符州县图经》很可能参阅了隋代的《诸州图经集》，而学士邢?等从景德四年(1007)开始编集车驾所过之古迹。大中祥符元年(1008)，龙图阁待制戚纶进东封所过州县图经，并颁中书、枢密院、崇文院各一本。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此图经编成，李宗谔进奏，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显然，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图经，并且质量较高，甚至能够替代其它方志，致使“由前诸书废不显”，也即导致了此前这一地区方志，如梁萧几《新安山水志》、王笃《新安记》，还有唐代的《歙县图经》等的佚失。②[4]这部《祥符州县图经》应该就是罗愿自序所说的《祥符图经》，曾在北宋长期存在。

这部图经历经百余年后，至北宋末年，“官府顷罹睦寇”，即方腊起事后，因社会动乱而一度亡佚。方腊起事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反，命谭稹讨之，”[5](卷22)“睦寇盓扰东南，陷杭、睦、歙、处、婺、衢等州，”[6](卷77)次年三月，“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5](卷22)但各地起义不断。此后，宋朝又面临金兵南侵，经历靖康亡国，南宋建立后又与金战事不断，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没有时间、心思和精力去从事文化活动，也就没有修志和查寻史料的环境，重新发现《祥符图经》的可能实在太小。

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宋金议和，社会稍微安定，社会大环境有所改善，罗愿所处的小环境也有较大变化。罗愿生于绍兴六年(1136)，20岁荫补承务郎，授临安府新城县监税，乾道二年(1166)进士及第，授鄱阳知县，改主台州崇道观。③至乾道八年(1172)，罗愿37岁，通判赣州，时“寇攘甫定，一以政清讼简、化美风俗为务，赣人赖之，颂声翕然”④。在此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他才有心情和精力去收集资料，考订文献，“化美风俗”，同时有可能“得《祥符图经》于民间”，此外，历经动荡和游宦之后，更倍思桑梓，欲表彰乡里，编纂《新安志》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因此，罗愿在主台州崇道观或通判赣州后获得《祥符图经》的可能最大，尤其通判赣州后，准备和修纂工作加快，故赵不悔说：“新章贡盕罗君，盖志存于此者。”[1](赵序)同时，他在赣州还著述《尔雅翼》，于淳熙元年(1174)撰成，[7](自序)《新安志》成书的前一年，这也表明他此时对文教的重视。

《祥符图经》复得对《新安志》修撰的影响和意义不可忽视，罗愿自己就说：“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纲目粗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然未果就。”正是复得《祥符图经》，促使他设纲目、求遗事、思辑书。但是，当时他通判赣州，与徽州官吏联系不会太多，加上资料缺乏，修志自然不会很顺利，《祥符图经》的复得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一点也在《新安志》中有明显的反映。据不完全统计，罗愿在《新安志》正文中直接引用名为《祥符经》的11次，注释中引用17次，此外在注释中还引用名为《祥符图经》的1次，引用的次数明显高于其它方志性的资料。《祥符图经》为罗愿提供了资料以及方志纲目、结构上的参考。

二、赵不悔知徽州与《新安志》的正式编纂

《新安志》编纂第三阶段是从赵不悔知徽州后支持罗愿开始的。罗愿在自序中充分肯定了赵不悔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约敕诸曹，遇咨辄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而赵不悔在《新安志》序中也叙述了他与罗愿修志的关系：

不悔昔将承乏此州，而吏以《图经》先至，见其疏略即有意于补次。一日对众客语之，客言新章贡盕罗君，盖志存于此者，访拾编摩，搜取附益，用心勤且旧矣。仆为惊喜，因请之卒业，成一家书以表见于时，于是《新安志》出焉。[1](赵序)

此序表明，赵不悔即将知徽州时，发现当地图经疏略，又从来客获悉罗愿“志存于此者”，于是请他继续修志，以“成一家之书”。故宋代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就指出，“通判赣州郡人罗愿，撰时淳熙二年，太守则赵不悔也。”[8](卷8)这样，赵不悔就成了罗愿第三阶段修志的主要支持者，而赵的简况?何时到州?何时邀请罗愿修志?赵序都没有提供或没有交待清楚。

赵不悔的传记资料很少，有两种较早的史料比较重要。一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赵不悔，字敦复，小名犬子，小字相如，年二十六，”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第，四甲第九十六人，为保义郎。[9]二是《新安志》：“左朝赞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六到任，任内累转朝请郎。”[1](卷9)综合这两条材料，则可知赵不悔一生的大致情况。他生于宣和五年(1123)，绍兴十八年(1148)，26岁中进士，为保义郎、左朝赞郎，乾道九年(1173)，51岁知徽州，后转朝请郎。赵不悔开始知徽州的乾道九年(1173)，也是罗愿知赣州的次年，罗愿当时38岁。

赵不悔到任的具体时间是乾道九年(1173)三月二十六日。在此之前，他已了解州情，发现图经疏略，便请罗愿修志。《新安志》的修撰也从此全面展开。为此，如果从乾道九年(1173)修志全面展开算起，到淳熙二年(1175)最后完成，《新安志》前后历时三年完成，故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也认为，“从其为该志所作的《序》来看，编纂《新安志》乃是他的宿愿，并且早就从事资料汇集采访工作。而赵不悔乾道九年(1173)出知徽州，也有此要求，于是便邀请承担此事，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能成书，如此之快，决非出于偶然。”[10](P300)但是，如果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算起，则前后历时七年，如果再加上以往的准备，那么，所用时间更长。可见，淳熙二年(1175)只是《新安志》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因此，也就要特别指出，历史上有些历史文献，包括名著如《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上的记载是不够准确的，所谓“撰时淳熙二年”[8](卷8)[11](卷205)，甚至现代《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说，“宋淳熙二年纂”[12]这种表述作现代版权意义上的理解尚可，但也容易引起误解。值得欣慰的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表达已与以往有所不同，“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13](卷68)强调的是续修和完成，而现代方志学者的表述就更明确了。刘尚恒先生说，“淳熙二年乙未……撰《新安志》成。”[14]王德恒等也说，“《新安志》成书于宋淳熙二年。”[15](P65)这就明确了成书的年代，而讲的不是编纂年代。这种表述上变化，不仅是对修撰时间的理解，而且包涵着对《新安志》编纂历程的领悟和把握。

三、《新安志》编纂历程的意义

以上所钩沉的《新安志》编纂中几个关键年代或时间，初看起来是一些细节问题，但又能以小见大，反映出《新安志》的编纂历程或形成的大致脉络。也就是说，罗愿在三年里，或七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劳动，才完成这部卷帙不大而价值非凡的方志史上的经典之作，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了。这种“细节”，既是我们研究《新安志》的细节，也是罗愿《新安志》编纂过程中的细节，并且决定了《新安志》的成功和辉煌，似可谓“细节决定成败”!

《新安志》成书之后，续修者不乏其人，自宋至明代较著名的就有，“又百五十余年有淳熙乙未罗鄂州愿之志，又六十年有端平乙未李教授以申之续志，又八十余年有元延祐己未洪县尹焱祖之后续志，及国朝洪武丁巳则又几六十年矣。自新图经以上不复可见，于是朱礼侍同乃?括三志，合而续之，以为一书，迄今又百二十余年。中间景泰、成化，前守孙公遇、周公正两经增集，简略弗传，所传者惟洪武志。” [16]这些续修作品，至明代弘治时，《徽州府志》的作者汪舜民也只能看到朱同的洪武志了，而今天皆已失传，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修撰的时间太短。其中，南宋端平二年(乙未，1235)李以申修《新安续志》八卷，元代洪焱祖延祐六年(己未，1319)历数月修《新安后续志》十卷，明代朱同洪武十年(丁巳，1377)历时四个月修《重编新安志》十卷。[17]而流传至今的汪舜民《徽州府志》十二卷(名称有变，但仍属续修)也只用了五个月时间，故受到后世的诟病，“是书成于宏(弘)治壬戌，分目过多，如沿革之外，又出郡名一门，人物至分为十四类，皆伤烦碎，又风俗、形胜二门皆标题夹注，有似类书，亦乖体例。” [13](卷73)可见，《新安志》修纂的漫长历程，与后来的续修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无情鞭挞着当下的学术狂躁和速成。

只有这种历时较长的修撰，《新安志》才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内容极为丰富，资料非常翔实，考评极其仔细。故赵不悔称赞说：“凡山川道里之险易，丁口顷亩之息耗，赋贡物产之阔狭，以至州土吏治、风俗人材，皆条理错综，聚见此书，曾无遗者。”[1](赵序)《四库全书总目》也予以高度的评价，“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于先达皆书其官，别于史传，较为有体。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备。其所志贡物如干蓣、药腊、芽茶、细布之类，皆史志所未载。所列先达小传具有始末，如汪藻曾为符宝郎之类亦多史传所遗。”[13](卷68)为此，《新安志》具有很高的学术品质，长期享誉古代志坛、史界，正如明代方回所说：“今《新安志》行于世，与马、班等。”[18](卷238)清代章学诚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19](P891)

当然，这种“其尤善”的水平，是与罗愿锲而不舍的坚持和日积月累的求索分不开的，完全是一种文化使命驱使下的自觉行动，决不是政绩考核诱导下的急功近利。这种坚持和求索又植根于罗愿的自身素质和长期修炼。赵不悔“请之卒业，成一家书”，关键在于“罗君以儒学早驰隽声，惟其博物洽闻，故论载甚广，而其叙事又自得立言之法，读者必能辨之。”[1](赵序)而罗也具有明确的修志意图和理性自觉，认为，“夫所为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由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狭同民利也。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美恶，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1](自序)可见，罗愿不是为修志而修志，而是通过修志来明“志”、言“志”，所表明的是，不能因地域或疆域广大而忘记历史教训和社稷安危，不能因土地、人丁、物产的丰富众多而贪得无厌，以满足嗜欲，至于州土、风俗、人材，都具有微旨大义。显然，他所强调的“不忘戒”、“毋由夺”、“同民利”，充分反映儒家传统的社稷观、民本观和入世观，以修志而入世、救世，“儒亦卒不可废于世也”。

为此，《新安志》的编纂细节，亦不可忽，由此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以及史实背后的历史。

注释：

①笔者曾在考察《新安志》的志源、续修、版本等问题时，提到《新安志》的编纂或修撰，但尚未展开，参见拙文《<新安志>志源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新安志>续修钩沉》，《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②罗愿修撰《新安志》时，除直接参考《祥符图经》外，还很有可能通过《祥符图经》间接参考了《新安山水记》、《新安记》、《歙州图经》等，这些属于志源性资料，对《新安志》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③明赵盙《题罗鄂州小集目录后》(《新安文献志》卷25)“既第进士得县矣”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④参见曹泾：《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新安志》嘉庆十七年本附录)；汪舜民：《徽州府志》卷7《罗愿传》，弘治刻本。

[参考文献]

[1](宋)罗愿.新安志[M].光绪十四年刻本，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2](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M].清越缦堂钞本.[3](宋)王应麟.玉海[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肖建新.《新安志》志源考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6](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宋)罗愿.尔雅翼[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清)永盚.四库全书总目[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刘尚恒.罗愿和他的《新安志》[A].安徽方志考略[C].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85.[15]王德恒等.中国方志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16](明)汪舜民.徽州府志[M].明弘治刻本.[17]肖建新.《新安志》续修钩沉[J].史学史研究，2006，(3).[18](清)朱彝尊.经义考[M].中国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仓修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俞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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