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博物院藏李鱓作品鉴考

人物画极为罕见，无锡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李觯和伯岩合作的设色人物画《合罐图》。整幅画作以工笔为主，辅以小写意，绘制了一个祖孙两代人欢聚的生活场景。看人物衣着，其时间当是冬季，男女老主人正襟而坐于豪华的客厅之间，其中男子头戴冬吉服冠，身披貂皮外套，一身朝服装束；女主人则身着蓝色衬衣，面目慈祥端庄。6个小孩子皆身着正装，其中3个着长袍，另3个则穿马褂，分别在击鼓、打锣、吹长号、击钹等，而这些乐器均为汉族乐器。男主人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玉如意，女主人旁的桌子上放置着花瓶，庭院里太湖石林立，腊梅怒放，松树劲拔苍翠，显示出一个具有官宦身份，且文化素养较高的汉人贵族家庭节日期间祖孙两代人聚会的场景。图中人物处理十分逼真写实，注重“墨骨”与晕染，尤其是人物面部的处理，不仅手法细腻，而且结构神态精准，显示出西洋画的影响。建筑和道具的处理亦采用工稳细腻的工笔手法，造型谨严，敷色裱丽厚重。树木和山石的笔墨则纯属水墨写意之法，元明人的气息较重。画心的右上方题识：“合罐图。板桥老学兄正之，伯岩写真，愚弟复堂李鱓补图。”下钤“宗扬”朱文方印、“鱓印”白文方印两方。这段题识说明此图乃是李鱓和一个叫伯岩的画家的合作，其中伯岩绘人物，李鱓补图，补人物外的风景，而且作品是送给郑板桥的。据画迹来看，此处的“伯岩”应为与李觯同时期的民间高手画工，人物写真水平较高，具体史料待考。然该图中的“宗扬”朱文方印确不见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题识字迹亦迥异于李氏常见之书风，且墨色新鲜，浮于纸张之上，应为后添。

《三秋图》，是一件典型的文人小写意花卉作品。该作品尺幅不大，然而構图极为饱满，一罐，一壶，四围充斥盛开的菊花，多为水墨，零星几朵辅以淡雅的赭石色，书法入画之味道十足。画心左上方有画家草书题识：“三秋全为草难忙，瓦罐茶锴押栽黄。独有一枝安顿来，酒瓶空后再商量。”款署“复堂李解”，下钤“宗扬”朱文方印一方。另有“吴铁峰收藏记”朱文长方鉴藏印一枚。无论绘画，还是书法，皆为李鱓毫无争议的真迹。虽无纪年，然据“复堂李鱓”四字款署的写法，该图应是画家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前的作品，而“李”字的写法又在1741年之前，“复”的写法首见于1729年，故该图当作于1741年-1729年之间，属于李鱓中年时期的作品，此时的他，绘画已自具面目。

《桂花兰石图》，水墨写意桂树一株，傍以山石、兰花，墨色饱满浓郁，施水极多，用笔奔放豪爽，淋漓酣畅之感跃然画面。其中兰、石处理较好，桂花的处理略显生硬，左上方题识：“砚池流出原泉水，天上人间第一家。数偏春秋千万树，是谁香过桂兰花。”款署“畹老年学兄，复堂李觯”，下钤“复堂”白文方印。与上幅一样，是图亦无纪年，根据款署书写知其当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属于李鱓晚年的应酬之作，具有“板直”“道劲”“枯率”“朴茂”等特点。

最后一件纸本墨笔作品《牡丹兰石图》，全图采用竖幅进行物象经营，山石、兰花夹杂在茂盛的牡丹花中，讲究疏密开合之布局，没骨与勾勒结合，风格近于现藏天津博物馆的《花鸟图册》，右上方画家题识：“空钩却是连香白，魏紫姚黄浅淡中。开在兰花最多处，墨口如漆似深红。”款署“懊道人李鱓”，下钤“宗扬”朱文方印。根据款字写法，此图当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前，属于李解中年时期的作品。它和上文述及的《三秋图》《桂花兰石图》皆属“文革”期间遗留之物，后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入藏原无锡市博物馆，流传过程十分简单。

对于李鱓作品的鉴定，大体上具有以下几个规律值得关注。其一，画家在署款时所写的“李”“解”“复”“道”“人”等字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尤其是“鱓”与“觯”字的使用，准确性较高。这一现象在“扬州八怪”群体之中显得尤为突出，似乎是一个群体现象。其二，同一主题的真迹画作，在李鱓笔下出现的频率较高，这绝非常规书画鉴定意义中的“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现象可以简单概括，而是与当时的书画市场、审美趣味以及相关应酬等有关。其三，李鱓的书画用笔露锋较多，下笔较重，用水较多，风格“板直”“道劲”，这些特点从画家早年一直到晚年，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所以传世伪作大多属于画家成熟时期的面貌，极少出现分期现象。其四，“李鱓亦无代笔，老年作品不佳”“晚年不好的多，间亦有佳者”，即李鱓没有代笔者，其晚年作品大多不精。本文以馆藏实物为基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讨对李觯书画之鉴定规律，以求从图像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觯。

（本文为蛟然五松啸：李鱓诞辰3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扬州大学扬州八怪研究所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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