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反曹与帝蜀寇魏关系论

摘 要：《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是“拥刘反曹”思潮与帝蜀寇魏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刘反曹”思潮与帝蜀寇魏观念的具体形态不同，所展现的刘备形象亦不同。民众因刘备行仁政而拥刘，以同情为感情基调，将其塑造成寄托理想的草莽英雄；官方因刘备出身正统而帝蜀，以颂扬为政治目的，将其塑造成战无不胜的抗敌英雄。

关键词：拥刘反曹 帝蜀寇魏 刘备形象 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4-0081-03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2012年研究生创新科研资金项目《刘备形象源流研究》阶段性成果（YJSCX2012——177HLJ）

作者简介：关庆涛（1984—），黑龙江鸡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在《三国演义》的研究过程中，“拥刘反曹”问题无法回避。作者为何对刘备称赞有佳，对曹操深恶痛绝？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前辈和时贤已取得卓越成就。现存最早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问题进行探讨的，是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前庸愚子的《序》和修髯子的《引》。庸愚子的《序》对曹操、刘备的褒贬态度非常鲜明，修髯子的《引》则首次提出了“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即提出了“正统观”问题。万历年间的《三国志传》前有一篇佚名的《序》，该《序》首次对三国时期孰为正统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梳理，后世研究者探究三国时期的正统观时多沿此法，主要代表作为刘知渐的《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1] （P.88 ），何满子的《〈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及其他》[2] （ P.1 ）等。明种德堂刊本《三国志》前有一篇李贽的《三国志叙》：“外传多矣，人独爱《三国》者何？意昭烈帝崛起孤穷，能以信义结民，延缆天下第一流，托以鱼水，卒能维鼎西隅，少留炎汉之祚，殊足鬯快人意。”[3] （P.891 ）该叙首次提出昭烈以信义结民。后世学者论述刘备得民心者多秉此说，代表作有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拥刘反曹问题》[4] （P.1 ），关四平的《褒刘贬曹的时代性思潮》[5] （P.85 ）。官方的正统观与民间的“拥刘反曹”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今试以刘备形象为中心，从历史纵向的角度考察官方与民间对刘备态度的变化过程，以探究两种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在刘备形象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民间拥刘思潮探析

刘备是三国时期的军阀之一。早年起兵，势单力薄，不仅数度抛妻弃子，求和吕布，还要周旋于袁绍与曹操之间。多次转徙给刘备留下了“孤穷刘备”“反复难养”的恶名。他建都成都后，旋即兵败夷陵，称帝两年便病逝永安宫，真可谓半生潦倒，含恨而终。他出身卑微，织席贩履，这使他更直接地意识到民心的重要。刘备作为军阀，既没有曹操式的兴兵报仇屠徐州，也没有孙权式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然刘备最终没有取得天下，民众在塑造刘备形象时，更多的是掬一把同情的泪水。

裴松之注《三国志》，采用了不少民间传说，其中很多记载表现了民众对刘备的同情。早年随刘子平讨张平时，刘备“遇贼于野，备中创阳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6] （P.872 ）。三国时期，靠佯死以保命，哪个集团的首领有过如此不堪的经历？刘备投靠曹操期间，不得不种芜菁以韬晦；投靠刘表期间，叹髀肉复生而有檀溪之窘。即使身世飘零，迹类转蓬，但当阳之难，仍能保民。所以习凿齿称赞刘备“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

隋唐五代时期，民众对刘备的同情逐渐向上层社会扩散，基本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隋代杜宝修《水饰图经》，有“刘备乘马渡檀溪”故事，此故事初载于《世语》，裴松之引此以注《三国志》，并于其后引孙盛的辨析：“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6] （P.877 ）由此可见裴松之对此故事持怀疑态度。然在隋炀帝时，此故事却传到了宫廷，为帝王所钟爱，民间同情刘备的态度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唐代诗歌中的刘备形象，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安史之乱前，刘备因“猥自枉屈”而三顾茅庐，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肯定；安史乱后，文人士大夫对刘备的吟咏则转移到对其王业不成的悲悯上来。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中歌曰：“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7] （P.4016 ）蜀故妓在魏宫前舞出的是亡国之恨，是黍离之悲。蜀汉亡国皆由于先主“生儿不象贤”，刘禹锡痛恨惋惜后主的不贤，对“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蜀先主则掬一把同情的辛酸泪。

北宋时期，民间仍沿袭隋唐时期对刘备的同情。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8] （P.123 ）论者多以此说明北宋时期民间的“拥刘反曹”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可问题在于薄劣小儿“闻刘玄德败”而颦蹙出涕的“拥刘”表现形式，却不同于官方为刘备唱赞歌，强调其正统出身，而是抱以同情的。这与张耒《明道杂志》所载斩关羽事相似：“京师有富家子……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8] （P.127 ）关羽是北宋政府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榜样，然在民间艺人再创造的过程中，关羽则演变为一个悲剧人物，以唤起民众对爱国英雄的同情。“薄劣小儿”与“专才富家子”均对所拥护的英雄抱以同情态度，所不同的是“薄劣小儿”对刘备同情的动力来自民间，是隋唐以来民众同情刘备的延续，“专才富家子”同情关羽的动力则来自于北宋官方对关羽的大力推崇。

南宋偏安，政府苟且一时，民众对此深为不满。蜀汉政权一心“兴复汉室”，刘备“折而不挠”的拼搏精神成为民众对政府的热切要求，刘备便成为民众对南宋皇帝的理想寄托。《三国志平话》以蜀汉集团为叙事中心，刘备一出场即被赋予了“龙准凤目，禹背汤肩”[9] （P.11 ）的帝王之相。民众以一种直白的比拟手法，暗喻刘备是仁君，且带有浓重的草莽气，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对兄弟的“义”和对百姓的“仁”。平话用两回篇幅叙述了“桃园结义”故事，且在平话中言及桃园结义之事共达十二次之多，张飞怒杀督邮之后，刘关张“都往太行山落草”；刘关张起义兵是为了打击黄巾贼，与国家出力，同时亦有强烈的“扬名于后”的愿望，如“旁有张飞言曰：‘哥哥自从桃园结义，共破黄巾，图名于后……’”[9] （P.29 ）。三人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理想的君臣模式。平话还两次描写了刘备保民的义举。当阳保民，携民渡江，史有其事。说话人依史敷演，顺理成章。而刘备因功除安喜尉时的携民赴任，则是说话人的随意捏合：“告太守，三千五百人，连小者约迭一万两千余口，尽是推车担担，抱女提男，老弱不能急进”[9] （P.23 ），有太平时刘备携民赴任故事的铺垫，战乱中携民渡江的故事则更加可信。

要之，百姓不关心谁是正统，而是谁对百姓好百姓就拥护谁。三国时期，刘备是相对仁德的明主，因此他赢得了民心。民心所向的刘备却没有赢得天下，因此民众在追思他的善政时，对他的态度不是媚俗的歌颂，而是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并将这种同情融入到民间文学创作中。《三国志平话》中的草莽英雄刘备，就是民众按照自己意愿塑造的仁君形象，其突出的特征是仁于民，义于友，力图兴复汉室。

二、官方帝蜀帝魏辨析

三国时期，军阀各自为政。各方都力主自己是正统。天下归晋后，陈寿奉命编纂《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吴、蜀为僭国。但此时期，曹操形象却被丑化，而诸葛亮形象则逐渐摆脱史传束缚，向智勇兼备发展。诸葛亮病卒五丈原后，蜀中人民追思其善政而私祭诸葛亮。百姓的追思延绵不断，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也受到了人民的爱戴，“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6] （P.932 ）。由于百姓的追思，诸葛亮的影响越来越大。张国风先生在《漫说三国》一书中指出“‘拥刘’的倾向源自‘拥诸葛’，诸葛亮的声望魅力奠定了三国故事‘拥刘’的基础”。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东晋时，习凿齿在《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中，建议东晋王朝应“以晋承汉”，首倡帝蜀。他撰《汉晋春秋》按着汉献帝、昭烈帝、后主纪年，并在炎兴年号后接晋武帝泰始年号。然即使东晋时是帝蜀，可刘备形象没有明显发展，依然停留在史传阶段，直到唐朝末年刘备形象才获得独立发展的文学品格。[10]

北宋时，官方帝魏。此时期，曹操形象早已被涂成了白脸，关羽形象却由三国时期“万人敌”转变为华夏武圣。究其实：北宋对外战争屡败，需要关羽式的忠勇双全的战将以振国威。宋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三国时期的“壮缪侯”在短短六年间一跃封王。拥刘源于“拥诸葛”诚为洞达之见，然需补充一点：壮“义勇武安王”之武勇，又为拥刘增添新的动力，加速刘备形象向仁君形象转化的步伐。

南宋时，政府想利用民众对刘备的拥戴来号召民众的爱国情怀，但刘备的正统身份在此前一直摇摆不定，因此南宋政府反复强调刘备的汉家苗裔身份。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再次将蜀汉作为三国时期的正统王朝。帝蜀是帝汉的外在表现，真正用意是“宗宋”：我南宋王朝乃中华之正统，今日定鼎中原者乃异族僭越。这是南宋程朱理学强调华夷之辨的折射，是在异族入侵时民族意识的高扬。然政府帝蜀，却不似民众抱以同情的态度，而是标榜刘蜀集团的功绩。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中歌颂的刘备乃“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的民族英雄，“祀汉”强调的是其正统身份，“惊四方”则夸大了其军事战功。总之，反复强调刘备的正统出身，夸大刘备的文治武功，是官方塑造刘备形象的方式。这与民众塑造刘备形象的方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要之，官方帝魏时期，曹操形象却越变越坏，相反，诸葛亮形象于魏晋时期开始脱离史传束缚，北宋时期，关羽形象开始发生流变；东晋时期，官方帝蜀，刘备形象依然停留在史传阶段，南宋时期，官方帝蜀与民众拥刘相结合，刘备形象方开始流变。

三、结论

刘备以肯行仁政，对兄弟讲义气而赢得民心，“折而不挠”却未能赢得江山，这使民众以一种同情的目光，塑造了类似草莽英雄的刘备形象。刘备“孝景帝玄孙”的正统出身，临死不忘“兴复汉室”的战斗精神，令南宋官方以一种欣赏的态度缔造了代表汉族正统的刘备形象。由此观之，官方与民众分别将各自对理想仁君的期盼，不约而同地寄托于刘备身上，但“兴复汉室”的愿望则是一致的。由于二者对刘备的期盼不同，使刘备形象呈现出两个侧面：民众看重刘备仁于民、义于友，因此有“桃园结义”故事；演义于桃园结义后，紧随《刘玄德斩寇立功》一则，以标榜其武勇，这是南宋官方夸耀其武功所致，当是民族矛盾激烈、举国渴望“收拾旧山河”的曲折展现，是国难当头、华夏受辱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参考文献：

[1]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国演义》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3]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M].第2版.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5]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M].第3版.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

[6]陈寿.裴松之 注.三国志[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曹寅，彭定求 等.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8]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Z].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9]佚名.三国志平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关庆涛.唐诗中刘备形象的流变[J].文学教育（中），2010，（12）.

（编辑：李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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