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文献述评

◆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从劳工标准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贸易对劳工标准变化的影响、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概括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面的观点和理由。此外,文章概括和归纳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指标和方法,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 劳工标准 触底竞争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问题出现于国际贸易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从一开始,劳工标准就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另一部分人的反对。支持者的主要观点是,最低劳工标准是有必要的。如果达不到最低的平台,要么劳工状况下降,要么工业化国家的大量工作将减少。而劳工标准的反对者认为,低劳工标准并不一定意味着低工资,竞争力也不一定依赖于低工资或弱劳工标准,没有证据表明标准的不同对贸易产生明显的作用。人们对于劳工标准含义的理解其实也有差异。在“劳工标准”一词出现的初期,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劳工的最低规定。比如Freeman(1994)将劳工标准定义为工作环境的最低尺度和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随着争论的延续,劳工标准有时也指一国劳工的基本状况。

劳工标准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Follows(1951)很早就指出,所有的劳工立法都会降低其雇主的利润,这是雇主的缺陷。这里的“劳工立法”可以看成是“劳工标准”的代称,而“雇主的缺陷”其实指的就是市场失灵。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抓住市场失灵问题,认为国际市场干预是一种达到“次优”的方法。关于市场失灵的原因,Krueger(1996)归纳为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即当劳工待遇提高时,劳工不仅仅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用,还给社会带来更多效用。在外部性问题上,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又增加了一点,即所谓的“外溢效应”,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居民很关注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工作条件,后者工作条件的提高能满足前者的某种愿望。但是,Klevorick(1996)等人认为外溢效应被过分夸大了。

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实证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劳工标准差异对贸易的影响和贸易对劳工标准的影响两个方面,而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规范分析,集中于是否应该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引入劳工条款即蓝色条款问题上。

关于劳工标准差异对贸易的影响

由于各国劳工标准不同,有人认为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利用成本优势占据市场,也就是所谓的“低标准倾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高标准国家的工资固然高,工人的生产率也高,而单位生产成本不一定就高于低标准国家,因为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产品价格。Maskus(1997)认为,劳工标准差别对贸易和国际价格没有什么影响。Srinivasan(1997)建立了一个劳工标准使用生产性资源也影响消费者福利的理论模型,用来分析劳工标准的不同是否影响自由贸易的情况。理论分析的结果是:国家间劳工标准的差别会导致要素禀赋的不同和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和自由贸易的情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工标准本身不影响贸易状况。

Rodrik(1996)基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研究劳工对贸易的影响,分析结果是,没有一个劳工标准指标显著影响贸易。Mah(1997)分析45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行为,将每个国家的出口占GDP的份额作为贸易指标,最后发现它与工人的非歧视权利完全不相关,与自由结社权利不相关,与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弱相关。Dehejia和Samy(2004)分析了75个国家的贸易与劳工标准情况,将制造业商品出口额与GDP比率作为贸易指标,但是未找到与其有显著关系的劳工标准变量。这些都表明,劳工标准不像其支持者认为的那样决定贸易格局,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可能更多地受劳工标准以外的因素影响。我国学者普遍发现,中国的劳工标准与出口等因素是正相关的。朱廷、曾炜(2007)采用协整分析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出口额具有正相关关系。徐同道(2009)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在适合中国劳工标准演进的条件下,各项劳工标准与出口竞争力是正相关的,SA8000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于贸易对劳工标准变化的影响

人们关于贸易对各国劳工标准是否有影响,有怎样、多大的影响争论不休。一些贸易学者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对一国劳工标准的影响取决于该国进、出口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即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的劳工标准将提高,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的劳工标准将降低。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技术的变动,而技术对劳工标准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此外,它也忽略了国家间博弈可能导致的结果,比如,触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假说。该假说建立在国家间不完全竞争、国际市场失灵的基础上,指政府为了吸引资源,尤其是跨国企业,或者是鼓励企业取得贸易竞争优势,而制订比较松散的标准。这个标准最早指的是环境标准,后来又扩展到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领域。其结果是,竞争使所有国家制定的标准更低,最后,它们将到达标准的最底部。学者们讨论了该假说存在的可能性。Revesz(1992)指出,两个国家在环境政策选择中的竞争有着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构。Bhagwati和 Srinivasan(1996)用支付矩阵讨论了本国和外国的可能均衡状况。他们的分析表明,两个国家间劳工标准博弈的结果,依赖于两国在不同战略选择中的支付。支付不同,博弈的结果也不相同。囚徒困境只有在一定的支付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Bagwell和Staiger(1999)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分析政府选择低劳工标准的原因。他们指出,低劳工标准也许被用来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优势或者达到国内的政治目的。劳工标准像关税一样对国际贸易类型和进口竞争企业的福利都有影响,是政治的替代手段。

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存在劳工标准的触底竞争。Singh和Zammit(2004)将触底竞争假说分成两种形式来分析:在强形式下,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劳工标准的腐蚀;在弱形式下,由于全球劳工标准达不到足够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工人在劳工市场面临严重困难。他们分析了20世纪最后20年北方和南方国家的情况,最后发现,无论是强形式还是弱形式,大多数证据都与触底竞争假说相反。Maskus(1997)的实证表明,发展中国家有限制的劳工标准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明显的标准下降的压力。Aggawal(1995)研究了劳工标准和美国与其他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核心劳工标准在较少出口和无贸易部门,比如农业和服务业,常常比较低。而在出口型部门,更多涉及到出口的企业和较少涉及到出口的企业的劳工条件要么相同,要么更好一些。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结构变革使发展中国家朝着提高产品质量的方向竞争,而不是朝着价格下降的方向。触底竞争假说未被证实,意味着一些传统的贸易理论仍具有实用性。

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现实中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热点问题是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问题,又称蓝色条款问题。蓝色条款是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寻求的主要执行方式。但是,Liemt(1989),Gote(1990),Bagwell和Staiger(1998),Singh和Zammit(2004)等人均不赞同强制性的蓝色条款。而且,蓝色条款也被怀疑带有保护主义色彩。Krueger(1996)分析支持社会条款的人是否是从国际劳工标准中获益最多的人。以1995年美国童工遏制法案为例,他发现支持此法案的低教育水平成员和他们的雇佣者是最有可能直接受益于此法案的。

要执行蓝色条款,就需要有强大的国际组织的干预。劳工标准的支持者主张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来执行国际劳工组织(ILO)颁布的劳工标准。因为WTO具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Steve和Wilkinson(1998)专门讨论了WTO制定并执行与贸易有关的国际劳工标准(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TRILs)的可能性。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支持WTO作为劳工标准的执行机构。OECD(1996)的报告肯定,ILO是合适的推行核心劳工标准的国际论坛,它也能够提供唯一的运作机能和直接相关的监督机制。Brown(2000)通过对WTO的激励模型分析得出,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制裁可能变得过分强大。

总之,蓝色条款问题涉及到世界各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劳工标准

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将蓝色壁垒作为提高劳工标准的方式,但是遭到强烈的反对。其实,学者们也曾讨论其他方式。比如,补贴制、公司守则和标签制。

Ehrenberg(1995)提出,发达国家应该补偿发展中国家接受或实施更高的劳工标准。但是,这种方式操作极为困难,故Krueger(1996)认为不可行。

Bhagwatti和Srinivasan(1996)则建议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执行同样的劳工标准。该方式比较容易操作,因为跨国公司经济实力较强,而且很注重声誉。

更直接触及经济理论的是标签制。Freeman曾建议采用标签手段来区分不同劳动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将偏好于购买高标准环境中生产的产品。这实际上是将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内在化。Beaulieu和Gaisford(2002)通过局部均衡分析了标签制和商品流通,研究表明标签制比贸易限制有利。但是标签制并没有实施,与之相似的一种措施却在悄然兴起,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制。它与标签制的不同在于,它是对企业的标签,而后者是对产品的标签。

文献评述

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涉及到各国的劳工市场问题,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与国际贸易相联系,是因为国际间尤其是南北劳工差距导致的各国不同利益阶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把利益因素和学术研究分开来看。但是,又不能忽视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的利益问题。

劳工标准的支持者主要是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涉足劳工标准问题的理由之一,而把触底竞争作为不执行劳工标准的反面论据,并进一步要求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框架下。而反对者则对他们的推理提出种种质疑,并且反对WTO执行劳工标准。但是,反对者也致力于劳工标准的改善,只是提出的方法不同罢了。

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在发达国家研究得较多,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文献相对较少。对中国的劳工标准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此外,人们争论得较多的是如何设立最低劳工标准及其后果,而对怎样在开放条件下提高劳工标准的关注较少。而如何提高劳工标准应该是劳工标准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研究指标和方法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并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相悖。大体来说,劳工标准有工资指标和非工资指标两种,后者的门类众多,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而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纵向和横向两种不同类型。纵向分析是对某国或某产业时间数据的分析,它只能分析单个对象,但能进行有效估计。而横向则是对一年内多国或多产业数据的分析,它能得到关于国别的结果,但需要对象处于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

总之,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研究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待规范,研究领域还有很大深入的空间,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Aggawal M. International Trade, Labor Standards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 Evaluation of the Linkages[R].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working paper. 1995

2.Bagwell K., Staiger R.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Labor Standards and the GATT[R]. NBER Working Paper No.6604. 1998

3.Bagwell K., Staiger R. Domestic Policie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R]. NBER Working Paper NO.7293. 1999

4.Barry C., Reddy 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r Standards: A Proposal for Linkage[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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