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与关中文化本位研究综述
摘要：陈寅恪先生系统提出关陇集团与关中文化本位的概念，开创了中古史学术领域新的研究范式，较好解释了西魏、北周乃至隋唐之际我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特别是政治、文化走势。本文就学术界近年来在陈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概念范式、人物关系以及理论运用等方面就关陇集团、关中文化本位等开展研究的情况，予以陈述和评价。
关键词：西魏北周；关陇集团；关中文化本位；宇文泰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33-04
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系统提出关陇集团与关中文化本位的概念，认为唐代三百年间统治阶级之升降变迁，源于宇文泰关中本位集团的兴衰分化。西魏政权核心人物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为基础，调和胡汉，融和关陇，据以争霸天下。隋唐继其遗产，“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该集团自西魏至唐代初期，持续辉煌一百五十年之久。[1]而所谓“关中文化本位”，陈先生有过完整论述：“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1]100
截止2017年8月，在中国知网对“关陇集团”进行检索，篇名檢索28篇，主题检索196篇，“关中文化本位”篇名检索2篇，主题检索36篇，另外，还有未被收录的一些其他著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概念范式辨析、人物关系研究以及理论应用，本文现对其进行分析综述。
一、概念范式辨析
（一）基础研究
徐清廉《论隋唐的门阀之争与关陇集团》[2]认为，关陇集团郡姓虏姓不分，崇尚功名事业，代表了代北、江南和关中的文化融合。汤勤福《关陇集团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形成阶段》[3]引用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认为关陇集团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武川军事集团进入关陇地区；武川军事集团成为西魏政权权力核心；宇文泰开放武川军事集团，最终形成关陇集团。王大华《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之构成》[4]主要讨论关陇集团初期构成，如成员来历、族属、数量、居住分布及其权力地位等。
姜望来《西魏时期关陇集团之形成》[5]主张，西魏大统十六年，府兵系统成立，标志着关陇集团正式形成。熊伟《西魏关中本位政策乡土性的成因与影响分析》[6]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将关中地域视作统治的根本，武川集团与地方武力融为一体。熊伟《唐代制度结构变革中的关陇集团——关于陈寅恪先生之“关陇集团”概念的界限分析》[7]主张，关陇集团分化与瓦解的过程，体现在府兵制与科举制兴替更张的变革之中。 曹印双《“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8]认为，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扩张提供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相关题材的研究，还有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9]、黄富源《陈寅恪唐初关陇集团说新解》[10]、陈韶敏《说说纵横中国近二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11]、吴海军《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12]以及王磊《关陇贵族集团：多民族精英共推四代王朝兴替》[13]等。
（二）不同观点
曾克生《“关陇集团”问题——对陈寅恪先生“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批判》[14]认为“关陇集团”不是文化集团，是政治经济军事集团，是吸收地主阶级优秀分子所组成的庞大的统治集团，唐中叶以后，割据局面出现，关陇集团随之瓦解。黄永年先生《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15]，用是否具备“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和“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两个特征，考察唐初功勋贵旧组成，认为“太宗和高祖同样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之不复存在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雷依群《论关陇集团》[16]主张，关陇集团作为地域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只存在于西魏、北周时期，创基于贺拔岳，发展形成于宇文泰。杨坚禅周之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17]认为，陈寅恪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但又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导致理论僵化。雷文认为降至隋唐，关陇集团已不复存在。
二、关陇集团人物及关系研究
（一）个体及个案研究
简修炜、王志德《论宇文泰改革西魏吏治兵制的历史时效》[18]、邢友德《试论宇文泰》[19]、张维训《宇文泰建立政权的社会经济等分析——宇文泰述论》[20]等，较早对宇文泰进行个案研究。彭体用《宇文泰对于前朝历史经验的扬弃》[21]主张，北魏后期迁都洛阳，北方边镇的重要性急剧下降，最终形成六镇军主与迁洛集团的严重对立。论文重点讨论宇文周“内先协和”的治理方针，以及关陇文化本位政策在政权组建方面的体现。余世明《北周兴造之臣——宇文护述论》[14]认为，长期以来，学界过多关注宇文邕的改革作用，忽略了宇文护的历史贡献。薛正昌《李贤传略》[15]论述李贤在宇文泰经营关陇集团势力、建立北周过程中的作为，以及李贤与宇文氏家族的特殊关系。杨翠微《论宇文泰建立府兵制——鲜卑部落制与汉化及军权的初步中央集权化的结合》[16]讨论府兵制人事格局及其汉化程度。洪涛《尔朱荣述论》[17]结合《魏书》《北史》等史料，主张重新认识尔朱荣。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18]就西安出土的北周时期《安伽墓志》，探讨安氏的凉州郡望及其与“关中本位政策”的关系。
（二）群体研究
李燕捷《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17]认为，魏周府兵是中央军制，府兵对将帅无固定隶属关系，赐姓之“军人”，乃指部曲而言，赐姓与府兵制度无明显关系。黄修明《论北朝后期的武川军人集团》[18]主张，北魏末年，武川镇部分鲜卑及鲜卑化汉族军人先由北而东南进入中原腹地，又由东而西进入关中地区，空间地域的转换，造就武川军人集团。宋艳梅《拓跋鲜卑“七分国人”述论》[19]探讨，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是拓跋邻以自己兄弟的数目为前提，整合部落联盟，“八部制”甚至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核心“八柱国”的原型。熊伟《西魏武川集团社会与政治构成分析》[20]认为，北魏后期，军镇制度依托的六镇乡里地域，卷入政治纷争。贺拔岳之后，形成宇文泰为主的军政集团。苏小华《“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21]主张，西魏大将贺拔胜提出的“内先协和，顺时而动”，是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钥匙。
（三）人物关系
杨翠微《西魏北周政治斗争与中央集权之加强》[22]讨论宇文氏家族在西魏、北周时期的政治轨迹及权力走向。薛海波《关陇集团形成原因的一点新认识——从宇文泰称霸关陇与武川镇豪帅之关系谈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6期）认为，宇文泰在称霸关陇的过程中，对武川镇豪帅群体采取利用、分化、打压、限制等手段。薛海波《论关陇集团的整合与维系：以西魏北周国家财政与武川镇豪帅经济关系为中心》[24]主张，西魏、北周的财政结构，相对野蛮落后，国家政权过度依赖宇文泰个人权威，宇文泰之后，执政合法性日益减弱。
三、理论应用
（一）政治军事
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25]运用“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研究东魏北齐四十余年的民族冲突，分析“力量分散，齐为周灭”的过程。黄寿成《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26]认为，隋炀帝大量任用山东、江左的非关陇集团人士，并将权力中心移至江都，打破了关中本位政策的平衡，特别是宇文述之后，以宇文化及为主的关陇集团失去中枢权力，最终爆发政变。
孙继《关陇集团与东汉边防》[27]关注度辽将军人员变动。薛海波《北魏孝武帝与宇文泰称霸关陇探微》[28]认为，宇文泰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其“匡辅魏室”的政治旗号，让军事实力远胜于自己的高欢一方，陷入“纂权逐君”的政治困境。單憬岗《隋炀帝之死：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逆袭》[29]认为，隋朝二帝作为关陇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频繁触动后者的核心利益，导致最终失败。其他还有薛海波《武川镇豪强酋帅在西魏北周府兵体系地位考论——兼析陈寅恪府兵制研究的相关观点》、张阳《初唐时期关陇集团兴衰探析》等文章。
（二）种族婚姻文化
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6期）认为，进士科的勃兴，是武则天打击关陇文化集团的必然产物，文化政策由关陇集团的崇尚儒学，转变为注重文辞。孔毅《西魏北周改革述评》[31]认为，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后，六镇鲜卑没有受到洛阳政府汉化的影响。石冬梅《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目的新论》[32]认为，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标榜神州文化正统。
康震《南北朝时期“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34]认为，宇文泰、苏绰奏行《大诰》，是关陇集团文学观念形成的标志，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是关陇集团政治改革的产物，也是其文化策略的组成部分。关陇集团的文学观念，是对汉魏儒家诗教说的继承与拓展，反映关陇集团由地域军事集团，向中央政治集团文化礼制观念的演变。李朝杰、白贵《关陇集团与贞观时期文学的条件预设——一个观念史角度的考察》[34]主张，关陇集团重事功的观念，为贞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康震《关陇集团与隋唐之际的文学观念》[35]认为，魏周至隋唐之际，关陇集团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转变为强调政教之用与情感之美的结合，最终形成“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之文学观念。贾发义《隋初“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与江南的反叛》[36]认为，隋初推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以儒学代替南方华丽修饰的文风，以胡乐替代南方音乐，以“大诰体”纠正南方文风的弥漫，轻视甚至排斥南方士人的话语权等，此文化政策真正的改变，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 王玉来《门地、奇妒与嫡庶：关陇集团婚姻观念与杨勇失宠》[37]认为，太子杨勇因为宠爱赫连勃勃后裔云昭训，引发婚姻变故。独孤后借子嗣问题对杨勇展开政治打压，杨勇逐渐丧失权力优势。薛海波《论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婚姻圈——以武川镇勋贵的联姻为中心》[38]主张，武川镇勋贵在宇文泰家族的婚姻圈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宇文泰家族对于武川镇勋贵集团，有着既利用又限制的政治考量。李兆宇《从宇文泰诸子的小字看北魏鲜卑族名、字的汉化》[39]指出，宇文泰诸子具有汉名、鲜卑小字的文化特征，且小字中多有“突”字。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40]认为，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理论之后，形形色色的地域集团遍布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主要版图，大致分为州郡型集团和山川流域型集团。地域集团学说，应以深刻理解陈先生的关陇集团为前提和起点。
结 语
八十年来，学术界对关陇集团以及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盲目批判，90年代以后的推崇甚至追捧，以及近年来功利性、模式化地刻意翻新。不同阶段的研究，伴随学术泡沫的同时，也确实产生了一批文献丰富、论证严谨、功底扎实、结论可信的学术成果。但是，总体的研究进展，较之西魏、北周五十年间的文化变革程度及其对隋唐社会的全面影响，与陈寅恪先生开风气之先的原创性精妙论证，依然存在改进完善的空间，值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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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J].厦门大学学报，2016（1）.
作者简介：刘彭冰，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陈寅恪在穗二十年人文价值研究”（2017GZYB 7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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