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金融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取决于我国“一带一路”所辖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本文从劳动力和资本双要素投入视角探讨“一带一路”金融业发展的差异性现象及其成因，发现区域间金融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变化趋势与劳动生产率差异性一致，且区域间金融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归因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区域内差异贡献較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资、劳动生产率、资本投资效率的总体差异归因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的贡献较弱。 “21世纪海路”金融业要注重FDI的引进质量，发挥正向溢出效应，同时要积极学习FDI在人才吸引力方面的经验，提高人才的竞争能力；对“丝路经济带”而言，不仅要引进高质量FDI，还要将FDI的引进规模作为重要任务；减少FDI在投资政策、可投资领域的超国民待遇，提高FDI投资门槛，降低对“一带一路”金融业资本投资效率提升的挤出效应；对“一带一路”金融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效率“低水平”地区而言，在提高地区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将留住人才作为地区软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一带一路”；金融业；差异性；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8-0041-14
收稿日期：2017-03-02
作者简介：车明好（1987-），男，山东烟台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财政与产业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部署与实施，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累计1482 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投资总额的126%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为我国资本输出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明确的对外投资方向。现阶段，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是我国非金融类企业最重要的融资平台，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决定国内企业的融资规模与融资结构，并间接影响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输出规模与效率。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历史上曾与沿线国家在商贸流通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时至今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大框架下，仍然要继续保持商贸流通业持续繁荣发展，但未来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引导双方从传统的商贸流通、非金融投资转向金融类投资，真正达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实现共赢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我国“一带一路”所辖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水平。近年来，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有利推动，西部地区金融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现阶段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金融业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协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金融业发展，降低由于竞争优势差异而导致某一区域被边缘化的可能，需要深入挖掘能够促进“21世纪海路”与“丝路经济带”金融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差异，系统性分析能够转变两大区域金融业发展差异性的内在影响因素，制定相关制度与政策协调两大区域发展，控制区域发展差异性的趋势不断加剧所引发的“马太效应”。由图1可知，“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路”金融业在2003-2014年增加值持续增长，并且均具有持续向上发展的趋势，但以2005年为分界点，两大区域的差距开始拉开。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二者之间发展的差距开始扩大？国内外学者并未给出统一的结论，但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金融业和金融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
首先，在金融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牟德胜（2000）[1]从历史视角进行研究，预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对国内金融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存在一定的负向冲击。Borut和Theodore E（2005）[2]研究认为金融业发展主要受社会监管的影响，包括政府对投资者保护、市场透明度、资本市场发展规则变化等外部监管因素的影响。韩廷春和雷颖絜（2008）[3]通过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差异化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导致区域金融业发展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曹秋菊（2011）[4]应用协整分析法对房地产和金融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的规模、效益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刘纯彬和杨仁发（2013）[5]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展开研究，发现细分行业之一的金融业发展主要受社会工业化水平影响最大，而钱龙（2013）[6]、陆远权和夏月（2014）[7]的研究结论与刘纯彬相似，并且认为金融业发展不仅受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受其他实体经济的影响。金春雨等（2013）[8]通过对金融业发展影响因素建立面板VAR模型，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Huang（2015）[9]金融业聚集、结构、地区差异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该三个因素均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其次，在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李敬等（2007）[10]采用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条件、制度差异是形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根源，而谷慎（2012）[11]的研究结论与李敬等人一致。郑志刚和邓贺斐（2010）[12]进一步将李敬等人提出的制度差异细化为法律环境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差异性的法律执行环境对金融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皮天雷（2010）[13]与上述学者视角相似，研究认为社会法制水平提高能够有效提高金融发展水平。顾国达和钟晶晶（2008）[14]从对比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提高， 但对发展中国家却具有负面影响，张成思等（2013）[15]的研究也支持顾国达和钟晶晶的研究结论。方爱平和李虹（2011）[16]从产业结构视角分析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石盛林（2011）[17]基于我国县域数据研究得出与之相似结论。
图1 “一带一路”金融业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