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公外私是一般组织的基本特征
摘 要：鉴于任何交易与合约都有外部性，因此一切合约都是内部合约同外部合约相结合的双重合约。在双重合约所有的四种结构中，只有内公外私或部分内公外私结构的双重合约才是组织的基本特征并可定义为组织。构成组织的内公外私双重合约产生于以下条件：对内达成公共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同时对外达成私人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对内对外都分别是公私混合结构的性质，然而只要双重合约拥有部分的内公外私性质就已具备组织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其组织化程度随着这种内公外私反差性质强弱而高低不同；从非组织到完全的组织是组织化程度连续递增的一个谱系。组织只是一种特殊的合约，市场只是为达成合约展开各种交易的空间和平台，组织和市场不存在可比性和直接的替代关系。
关键词：合约；双重合约；内公外私；组织；市场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027-11
一、引 言
本文所论的一般组织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人们通常认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组织，即包括企业、单位、机构、团体、部门、行业、地区、城市、村庄、社区，还有国家、民族、家庭、联盟、集团、社会群体等等一切形式的组织在内。当然，企业是具有这些特征组织的典型代表，许多学者往往把研究企业同研究组织等同或紧密地联系起来，例如科斯曾说过政府是个超级企业等。本文也将这些学者对企业的研究视作对组织的研究。还有，这里所说的一般组织，是指不论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公有或私人组织都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它们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内公外私性质。
一般组织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一直被学界关注并众说纷纭。科斯开创了组织理论的新时代，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用行政机制取代了市场或价格机制；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存在交易成本。作为科斯理论的发展，张五常提出，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合约替代了产品合约；杨小凯、黄有光指出，企业是企业家用办企业的方式为自己的经营思想“间接定价”；周其仁指出，企业是人力资本同非人力资本的合约；等等。上述许多理论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企业性质，无疑极具洞察力，但是否确切把握了组织的基本特征仍有待探讨。例如：关于要素合约，不仅组织内有，而且组织外即市场上也大量存在，如资金、资产、产权、股票、土地、原材料等各种非人力资本市场，在人力资本方面有劳务、人才、技术、版权、信息、管理等各种市场；又如企业家及各种人才既可以通过办企业、建组织为自己的思想定价，也可以大量通过发表言论文字、提供咨询等各种方式为自己定价。总之，这些理论所说的组织特征，既可以在组织中体现，也可以在组织外即市场上体现。至于行政机制取代价格机制的特征，有些组织如企业及某些行政、军事等组织内确实具有行政机制，而有些组织如联合国、WTO、企业联盟、许多团体、集团及社会群体等内就不具有行政机制；其次，行政机制或价格机制都是运行机制，也即某种运行方式，但它们是由运行主体的结构决定的，显然结构是比运行方式更为基本或深层次的层面。
笔者认为，只有共性的、必然的和深层次的特征才能称为基本特征。换言之，只有体现所有组织共性的，并且只有组织具有而其他事物所没有的，同时又是体现组织深层次的结构特征的，这样的特征才能称为组织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组织是重要的人类关系，人类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合约，因而组织的结构就是合约。据此我们可以初步说，组织是一种合约。但组织是一种什么合约呢？这就需要找出这种合约的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人们过去只注意到合约缔约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合约缔约人在相互签约后，他们作为整体同合约以外其他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一个合约要成立，就必须受到内外各方面人们的认可和保护，也即取得合法性，则该合约不仅要取得合约内各缔约人的认可，还必须要取得合约外社会上或市场上其他人的认可。这里该合约缔约人除在内部达成第一个合约外，还隐含着必须同外部其他人达成第二个合约。因此，所有每一个合约事实上都是对内对外分别签约构成的、内外结合的“双重合约”。其次，以是否具有排他性作为公私合约性质的本质区别，则每一个合约作为双重合约，就具有存在着对内对外不同性质合约的条件。本文认为，有一部分合约即一部分双重合约的结构，是对内非排他性的公共合约，而对外排他性的私人合约。具有这样“内公外私”或部分“内公外私”结构的双重合约，就是组织的基本特征以及组织的定义；只不过组织化程度随着内公外私反差性质强弱而高低不同。总之，本文从以上新的角度探讨了组织的有关重要理论问题。
二、文献回顾和评述
广义的内公外私产权在古今中外都是普遍的存在，一些学者以各种语言表达了他们对此的观察。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加特诺·莫斯卡早在1939年就说过：人类有“一种聚在一起同其他人对抗的本能”(注：［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布坎南指出：“有趣的是这样的物品和服务，它们的消费包含着某些公共性，在这里适度的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目。‘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注：Buchana,J.,“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1965，Vol.32,pp.1-14.)张军对此指出：这种介于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俱乐部产品”。其主要特征是：第一，排他性。俱乐部产品仅仅是由其全体成员……共同消费，因而排他是可能的，从这一排他性来说，俱乐部产品似乎更象私人物品，只不过后者的消费规模仅是个单位。第二，非对抗性。单个“会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会员对同一物品的消费。因而俱乐部产品又接近于公共物品，因为单个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同时意味着其他所有人的消费。但区别在于，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规模是有限的，只限于全体会员 (注：张军：《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3页。)。张军又谈到“社团制度或俱乐部制度”，是靠外在的竞争力量和内在的合作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格式(注：张军：《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3页。)。
樊纲等指出：当我们定义公有制或公有产权时，我们却只能主要从其内部关系着手。理由或许在于，只有两个公有制经济之间才存在外部关系（这时实际上每个公有制经济也都处在“私的”地位上，就如同两个合作社相互来说是“私”的一样）(注：樊纲、张曙光等：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一些不同人的观察却产生接近内公外私产权的相似感觉，可见这种产权是普遍的客观存在，并具有存在的必然逻辑。
笔者经大量研究查阅，2005年发现如下文献。骆耕漠教授在1957年指出：“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毕竟是一伙人、一伙人的公有，它们并不是全民公有；我认为甚至可以这样说：那一伙一伙的集体公有制是‘内公外私’的，即它对内为公有，对国家就比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企业和个人还含有更多‘私的残余’”(注：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骆耕漠教授当时就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实属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