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故土是“中原作家群”的写作领地和精神家园

发布时间:2022-10-21 14:35:05|来源：网友投稿

“中原作家群”的创作常常来自熟悉的原乡故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家乡人的生活经历、情感婚姻和生命足迹，带着无法抹去也无法淡化的乡愁情结。“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中国首次获得卡夫卡奖的著名作家阎连科曾说，“我是这块土地的儿子，要是没有这块土地，没有那个村庄，就没有我阎连科。我所有的作品，都与家乡不可分割。”a在“文学豫军”的许多作品中，故乡有意无意地被作为栖息的背景，很多故事人物都以故乡人作为原型。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河南作协名誉主席李佩甫说，“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写作，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当我拿起笔，或者在电脑上打字的时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很疼。写着写着，不是你在写，是生活在写你，是它引导着你走。你跟这块土地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b中原作家大都习惯于徜徉在故土的田园乡村间，在挖掘中原文化底蕴、展示中原文化生态、彰显中原文化魅力中剖析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哺育下的中原乡土文明。

文学作品是拼兑文明碎片、唤醒文化基因、增进文明自觉、提升民族品格的“精神使者”，它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中原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李佩甫还曾说，“‘平原’是‘中原作家群’的生养之地，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写作领地。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c毋庸置疑，这里的“平原”指的是作家心中的桑梓之地。“中原作家群”正是“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手段，精雕细描，纵横捭阖，准确而深刻地画出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内蕴，从而揭示出了当代人精神心理的本质，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本”d，表达着对大地、自然、历史、友人的精神回望和心灵依恋，流露出宽广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层勘探。

一、原乡故土是“中原作家群”的写作领地

“中原作家群”的崛起有着深厚的历史沿袭，其诞生、兴起见证了中国文学的滥觞和盛衰历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从改革开放直至当下文坛，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中原作家群”的深刻印迹，每个年代都可以列举出整齐的群体。如徐玉诺、曹靖华、冯沅君、师陀；姚雪垠、李凖、魏巍、南丁；张一弓、乔典运、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梁鸿、李洱、邵丽、乔叶，等等，都在全国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应该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原作家群”的成就、实力和影响之大鲜有地域性创作群体与之匹敌。特别是，2012年8月，“中原崛起——中原作家群论坛”在北京举行；2010年11月，“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中原作家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受到了广泛关注与好评。

在“中原作家群”的创作实践中，原乡故土一直是其重要的写作领地。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等南阳盆地系列小说；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李氏家族》等“平原”系列小说；阎连科的《两程故里》、《瑶沟人的梦》、《耙耧山脉》、《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大校》、《朝着东南走》等“耙耧山脉”系列小说……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写作习惯、表达方式、审美气质和艺术风格。“中原作家群”在对家园故土的关注中，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审美世界。

首先，原乡故土“以农为本，以土为本”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原作家群”文学创作的意义能指。农耕文明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征。中原地区早在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率先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大门，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根脉和华夏历史文明的主体。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地域性表征，所以文学作品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说，“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e曾经生存的地域环境对作家的审美认识、审美创造和作品的审美内涵、形象描绘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学史上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作品大都是不同民族的地域文化小说，“中原作家群”的地域文学创作实绩也给中国文坛增添了许多沉雄厚重的华彩乐章。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孕育下的中原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等，时刻影响着“中原作家群”思维的深度与认知的宽度。上古尧帝时期的民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无忧无虑、一派祥和的农业生产生活情景。北周时期南阳新野（今属河南）诗人庾信的诗“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再现了文化教育在衣食温饱解决后的重要意义。唐诗、宋词、元曲……反映的也大都是农业社会的生活图景。与历史上游牧文明因为经常无法适应环境改变而突然消失不同，农耕文明的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了中原文化内敛、含蓄的审美特质，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内在基因。

对“安土乐天”、“固土重迁”农村生活习惯的追思怀念和深情眷恋是中原文学的重要母体。许多中原作家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他们的作品大都是从故乡生活的泥土里抓取出来的含尘带露的“乡土题材”。从思想观念上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优秀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如爱国爱家、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等价值理念都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原传统文化中理想家庭模式“耕读传家”的推崇自然法则、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的和谐发展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对人生最高修养原则“乐天知命”思想的最初发端。

政治意识是中原农耕文明的特色表现和中原文化的精神指向。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长篇小说《羊的门》描写了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经营“人场”，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个地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小说通过刻划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争斗，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寄寓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变幻，成为窥探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此外，周大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通过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乡村寻常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权力动作的崭新思考；刘震云的《头人》、《官场》、《官人》等描写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更是引起强烈反响。

其次，故乡人民内心深处的“根性情结，原乡意识”决定了“中原作家群”文学创作的价值承载。文学具有地域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承认与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如何阐释的问题。同是中国诗歌之源，诞生于北方的《诗经》和南方的《楚辞》在文化意蕴和审美形态上迥然不同。《文心雕龙》称《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京派、海派之称，这种区分实际由来已久，《红楼梦》明显是京派小说，而《海上花列传》则是海派小说的代表。地域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作家的气质性格、审美情趣、艺术特征和作品的叙述内容、艺术风格、表达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可以说，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整个中原人的集体主义情结和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作家群”作品独特思想内涵和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家乡故土源远流长的历史变迁、独特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原作家群”写作的巨大财富。生长于中原文化根脉上的“中原作家群”由于受地域特质的影响，创作出了一大批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优秀作品。在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有姚雪垠、魏巍、李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八人获奖。新时期以来，邵丽的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第四十圈》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打火机》获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刘震云《塔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单位》、《一地鸡毛》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温故一九四二》获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我叫刘跃进》获得《当代》最佳小说奖等，再次展示了“中原作家群”根在中原、情系中原的精气神。

长期以来，“中原作家群”执著地坚持着对原乡故土的深情守望。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说：“无论走多远，我的精神始终依恋着中原大地，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对家乡的回忆。”虽然写作风格迥异、写作习惯多样，但作为“中原文化的产儿”，“中原作家群”都有着“绿叶对根的情谊”，他们的主要审美对象大都是中原家乡的地域风土人情、生活情感经验。刘震云长篇力作《温故一九四二》通过1942年曾经发生在河南的严重旱灾，发出了对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周大新长篇小说《第二十幕》通过对中原古城南阳百年间世相的描摹，把中华民族在20世纪留下的脚印凸现了出来……可以说，“中原作家群”通过对形形色色中原人的思想情感、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精雕细刻，揭示了中原“礼仪之邦”的“共同文化心理”，凸显了故土家园独特而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恒久的地域传统。

“中原作家群”用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眼睛记录下那些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惊人故事，通过对“土地根性”的文化考察和再阐释，为“灵魂”构筑起文学的大厦。如从河南南阳走出去的女作家梁鸿“用心灵回望家乡”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通过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欢乐与痛苦、悲伤与遗憾，把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慢慢地浮出历史地表”，展示了当代中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f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内心思维、情感表达和行为方式，它对作家作品的陶染就像阳光雨露对树木的滋养一样自然。浸润在中原文化积淀中的“中原作家群”以中原地域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为审美对象，把中原社会现实、时代变革、乡村生活场景及农民精神嬗变、灵魂挣扎呈现在了当下的“文学社区”里，关注着灿烂的中原文化和渐行渐远的“乡愁”，努力让历史的痕迹唤醒尘封的“中原文化记忆”。

在家乡田园生活画卷里，中原作家找到了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找到了生命漂泊中尚存的根，故乡成了他们的灵魂皈依和终极关怀。乡土小说对精神家园的建构，触动了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吸引着读者被血脉相连的“根性情结”所感动，这正是地域文化小说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豫军是有根的，他们过去的作品不离故乡的乡土，是在那种特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仅具有乡土的‘根’性，而且具有‘生长性’。”g抓住中原文化“个性的土之力”，中原作家把艺术创新与内容厚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以宽广的视野、开阔的眼界主动与世界对话，在对农民精神的挖掘中追溯城乡时代变迁的“心灵史诗”，彰显着他们的精神诉求和理想寄托，以别样的审美坐标烛照出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故乡情怀与原乡精神图谱。

二、原乡故土是“中原作家群”的精神家园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是特定地域文化的衍生物。中原独特的地域文明势必体现于文学创作之中，转化为印有这种地域形态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墨白（孙郁）的“颍河镇系列小说”用现代文学观念再现了“颍河镇”本土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映着一切，又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一切。“中原作家群”著名作家刘庆邦曾说，“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方式就是回家。”这些文学认知普遍存在于中原作家的作品中，成为他们题材选择、驾驭生活、结构作品的指导理念，这些地缘文学标识熔铸成了“中原作家群”特色鲜明的精神家园。

也许正因为“中原作家群”的乡愁情结，他们的作品总能勾起读者对往事的无限怀念，提醒人们在大踏步迈向现代文明的高楼大厦时，依然需要回望那些绿砖青瓦的古建筑，想想那些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先人和正在成为历史的老地方、老地名，借此守住我们的文化，守住灵魂深处回家的路。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生活， “中原作家群”展示的大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烦闷、喜悦、思考，记录着他们的成功、失败、苦恼，凝视着他们的苦难、挣扎、泪水……透过这些耳熟能详、最真实、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图景，彰显出魂牵梦绕的乡土心结、乡亲心结、乡风心结等审美维度。

首先，乡土心结是“中原作家群”内心天然的、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审美特质。中原作家从乡土中滋生的心理意识和故土难离的创作理念，不仅以乡土题材的形式展现出来，还承载着对故乡的深情寄托、理性思考和深切怀念。所以，“中原作家群”在行文谋篇、结构布局、语言表达方面蕴含着浓厚的恋土意识，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原初的历史回响。对于自己的乡土情结，周大新说：“人必须和自己生活的土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深刻。”h在文化家园的展示中，“中原作家群”创作出了大批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引起读者对历史遗迹和生活变迁的无限遐想，展现出的创作激情和雄厚实力令人钦敬。

原乡故土养育了中原作家，深挚的情感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一些“中原作家群”的作品中，“传统被诗化为一种符合人性的自然存在，一种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消除各种紧张、非理性的、非压抑的、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和心灵结构的文化时空，以对抗或修复现代的破碎的社会和迷失的人的心灵”i。他们向往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鄙视城市化中的道德沦丧、贪图享受，这种希冀用传统道德精神救赎失落现代文明的超越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情结，在《湖光山色》、《最慢的是活着》、《羊的门》、《城的灯》等作品中均有表现。刘庆邦虽说现在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在他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每年都要选择去乡村或矿山小住，他的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作品中都充满了对田园、矿区生活的热爱，对故乡土地的痴情和对都市道德沦落与心灵腐蚀的警惕。提醒人们既要能看到美好的未来，也要留得住温馨的过去，留住我们赖以生存、赖以传承的优良传统，留住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

其次，乡亲心结是“中原作家群”情感倾诉的重要视域。对于“故土难离”的中原人来说，乡亲心结是中原作家群“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心理折射。中原作家大都以深邃的目光审视着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以沉静、坚韧的笔触向家乡和历史深处挖掘，书写着中原故土的社会变动和历史发展、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幽暗与辉煌，以及个体生命悲怆、乡村权力生态和世俗生活经验，充满了历史深度、生活质感和思想厚重。如，乔典运的《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在批判极左思想的荒诞中渗透着对乡亲精神世界的考量。李佩甫《城的灯》、王绶青《重访红旗渠》、焦述《市长日记》系列作品、张宇《疼痛与抚摸》等通过各具特色的鲜活人物形象，展现了群体繁多的可能性和个体生存境遇。这众多的典型人物，作为社会剧变中的一个缩影，以各种不同身份融入到时代洪流中，凭自身的力量因应着历史的流变。

纵观“中原作家群”的小说作品，作者往往把乡村和城市纳入同一个审美视域来对比、映衬，在价值取向上把与城市相对立而存在的乡村作为诗性升华的原乡，在对故乡的参悟、理解中达到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把握，塑造出一组组性格各异、形态迥然的父老兄妹形象。如，李佩甫《生命册》里的吴志鹏、梁五方、春才、杜秋月；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旷开田、詹石磴、詹石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牛爱国、巧玲、老汪等。“中原作家群”深切关注着父老乡亲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相撞击的心理、命运，审视着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

第三，乡风心结是“中原作家群”的重要描写对象。独特的地域风俗人情是从中原作家情感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李佩甫《生命册》中的“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口，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j此外，文中的“大洋马”、“小虫儿窝蛋”、“南唐北梁”、“西伯利亚”、“聋”、“瓦损”、“小炮弹”、“水尽鱼飞”、“八步断肠散”等词汇形象地渲染了叙事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

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说环境是一种庞大的决定力量。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采用“喷空”的方式，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劳动的各类人物的庸常人生，如打铁的、剃头的、卖肉的、染布的、算命的、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等等，他们把社会的认可、众人的接受作为行为指南，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中原风俗文化的颜色、脉络及时代变迁。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k真实地呈现当下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对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文明碰撞给予特别关注与重新审视，直率地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困惑、欲望膨胀、人格异化，祈盼理想的城市文明范式注入传统文化的血液以及健康健全的城市人性与人格，“中原作家群”既有对中原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培养、建设与塑造，又有对传统文化根脉的挖掘与珍藏、寻找与守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原作家群”的作品再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商品意识冲击下所发生的震荡和剧变。然而，对人性本质的挖掘、生存困境的展示缺乏立体性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原作家群”作品的思想厚度，如何做到直面人生与营造诗意相结合、回归传统文化又不悖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是其不断探索与思考的命题。当下，“中原作家群”在书写中原家乡故土时，亟待认真思考“如何以人类的视野、用普适的价值观来观照历史经验？如何对当下的经验进行准确的书写并给予有见地的解释？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精神气势和思想力量，是河南作家也是当代作家应该重视的问题”l。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m从原乡故土走出来的“中原作家群”从父老乡亲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在对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个体的生存体验展示、中原文化与生存关系的思考中剖析着当代农民的灵魂嬗变、心理痛疾和思想障碍，在对农耕文化的理性批判中展现了家乡人民在新时代的新追求、新梦想、新品质。但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定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一个作家可以终身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的变化，就会固步自封。”n“中原作家群”许多作品在塑造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农民、理想人物形象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其创作视野、创作观念、题材选择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提高。走进新时代，“中原作家群”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的“中原作家群”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JCZD-00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如何让“中原作家群”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更出彩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15-GH-555）、河南理工大学2015年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如何让“中原作家群”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中更出彩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SKGH2015-15）的研究成果。

【注释】

a 常书香、元媛：《至情至性阎连科》，《洛阳日报》2014年6月25日。

b 李佩甫：《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河南日报》2015年8月20日。

c 刘先琴、王国平：《坚守“平原”这片写作领地——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李佩甫谈“中原作家群”》，《光明日报》2012年8月31日。

d 李少咏：《构建一座精神的小镇——评墨白的〈梦游症患者〉和〈寻找外景地〉》，《当代文坛》2003年第6期。

e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乡土精神》，《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英] 戴维·洛奇编，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f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85页。

g 孙荪：《文学豫军论（续）》，《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h 梁鸿鹰：《写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字—我读周大新》，《解放军报》2010年6月12日。

i 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j 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k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