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篱笆与坚固的围墙
关键词:阿Q许三观限制语境非限制语境比较
摘 要:非限制语境的叙事模式造成阿Q形象的概括性和超越性,限制语境的叙事模式呈现出许三观生存的矛盾与困境。在身份制造上两部小说使用了完全相反的叙事策略,表现出不同话语形态下对于现代性价值判断的叩问。许三观在他者话语的控制下陷入政治与传统文化交互编织起来的价值陷阱而不能自拔。从许三观的自我意识觉醒契机来看,他并没有比阿Q前进多少。
余华是20世纪后期国内文坛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近年来他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被不断探讨,论者通过叙事视点、叙述模式、语言、细节等的分析,指出其小说的“重复叙事”、“循环叙事”、“寓言式叙事”,以及不动声色的“冷静叙事”。而在余华小说的现实性、真实性方面,不少研究者自然地把他和鲁迅联系起来,认为类似许三观这样的人物体现着“精神胜利法”的扩张与延续,余华可以和鲁迅对话。也有站在超越“五四”反思意识、追溯传统文化根源的角度,指出以许三观、福贵为主的人物大都具有“求诸内”的民族心理弱点,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今天这个竞争的时代。尽管以《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许》)为代表的余华的大部分作品发表已逾十年,在经历无数读者选择和大量研究讨论之后,一些作品的价值似乎应该厘清,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比如在对余华小说的叙事形式上大多数论者只注意到显在的叙事技巧或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感言,缺少探讨叙事背后深层形式根源,缺少文学在实际意义上进展的批评;在对人物的理解上简单化、庸俗化。基于这种情况,重新对余华的《许》和鲁迅的《阿Q正传》(以下简称《阿》)进行对比分析,既着眼于小说内部语境的可控性,也着眼于小说外部语境的不可控性,探索《阿》的非限制语境和《许》的限制语境叙事特点,在比较的意义上梳理两者对话的范围及可能,就显得尤为必要。
《许》和《阿》是两个在语境制造上截然相反的文本实例,即:《阿》在设置语境要素上有意追求无名状态、多重话语和价值蒙昧,致使人物身份不确定,时间、地点、话题、上下文等要素均模糊不清或不加限制,交流在一种非限制或减少限制的语境状态中进行,我们把这种语境状况称为非限制语境;而《许》却显示出作家在语境要素的设置上刻意创造精确性,时间、地点、场合、人物身份、话题、价值判断甚至故事细节等要素都追求限制性的精确与确定,交流被强行限制在最小的语境范围内进行,我们把这种语境状况称为限制语境。这里提出限制语境与非限制语境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小说叙事的特殊性特点。
一、无名身份与限制身份:身份叙事的哲学追求
阿Q之所以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不断言说,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有意追求非限制语境条件下的存在。比如人物身份的无名状态,故事时间、地点、话题、场合的不确定性,上下文关系模糊,以往故事的缺席甚至不确定,尤其是人物内在要素的含糊、自我意识缺乏等,由于这些重要的语境要素被搁置或虚化,造成了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效应。阿Q首先表现为无名状态的身份存在。阿Q无姓无名,籍贯不详,“行状渺茫”。“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至于阿Q的籍贯,“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可以说《阿》第一章“序”的非故事性考证,无端引起了读者对阿Q产生悖论性质的狐疑。显然鲁迅在构建“无名”身份的叙事中蕴含着更深层的哲学意味,由此阿Q就具有了超语境的概括性。这一点鲁迅其实早就有过预言性的提示(见《答〈戏〉周刊编者的信》)。
相比较于阿Q,许三观的故事似乎更为具体。小说一开始就交代:“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在那个年代,能被社会认可信赖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其次是教师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革命、专政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西方学者对于这种新型的等级排名很惊讶:“只要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时期铺天盖地的肖像和南京长江大桥桥头树起的巨大雕塑,就可明了这个问题。那些一个接一个的人物次序,依据他们社会职务的种类、职业受尊敬程度而定:站在最前面的是工人和农民,然后是士兵,最后才是教师和知识分子(这一排行颠覆了孔子提出的次序: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是手工业者、商人……)。”许三观是工人,以他的身份应该能够正常活下去,但他还是要靠卖血来娶妻生子,走了他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因为贫穷,很多人为了盖房娶妻去卖血,结果身体败掉死亡。小说里的阿方和根龙就是例子。许三观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丝厂的工人,我比何小勇大两岁,比他早三年参加工作,我的钱肯定比他多……”在这个过程中许三观的所作所为都暗含着身份上的优越感。许三观的故事有自足的文本体系,人物有名有姓,叙事以即时的话语状态呈现,叙述动作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故事时间、地点、场合、话题、身份、价值准则、交流目的、上下文等诸多要素上追求精确性,甚至在故事细节上利用重复达到确定。比如许三观每次卖血前喝水、许玉兰花钱,都有不厌其详的交代。因为语境的强力限制,许三观给读者展示出受困状态下的挣扎和痛苦。语境不是以富裕的意蕴呈现,而是以强制取消话语的自由和自我要素、蛮横规范言语行为、达成在个体失语状态下的交流,将人物逼仄到以卖血求生存的境地。综合这些要素,可以清楚看到许三观的身份叙述处于比较严格的限制状态。许三观每一次卖血都是在冒险突破他已有的身份限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二、多重话语与他者话语:话语失衡的文学诉求
文学是复杂的话语形式,在文学实践中,作家通过话语制造一直在追寻其根本性的存在和反思。在这一点上,鲁迅和余华的创作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往往关注多重话语状态下生存的人物,这些人物几乎没有思想,没有观点,没有主见,甚至没有自己的语言,人云亦云,任人宰割;而余华笔下的人物乍看似乎有自己的观念思想,有主见,有语言,在走自己的路,但仔细考量,我们终于发现,这些观念思想主见语言最终都不是发自于人物自己,而是一种我们熟悉的文化、社会、集团、利益共同体,甚至是他人的声音。在这一点上,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似乎在共同探讨通向真正的人本之路。
自从20世纪80年代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发表,阿Q性格的多重组合与复杂体系似乎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梳理。林把阿Q的性格系统总结为十组相对组合,即: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直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这种复杂的罗列隐含着多重话语判断。而关于阿Q的话语形态,鲁迅看来是在进行有意识的尝试,所以他有一点抽象的提醒:“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鲁迅其实再一次告诫我们阿Q的言语语境绝非限制性的。
在《许》的故事中,许三观自始至终都表现为依附他人话语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他往往站在他人的立场说话、行动,以他人话语的价值判断来求得自我生存。比如每次卖完血去吃炒猪肝喝黄酒,完全是模仿阿方和根龙的神态腔调。许三观这种他人话语的生存立场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无独有偶,他的妻子许玉兰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他性话语可能首先表现为邻里、亲朋、熟人、集体组织等的观念影响,而在许三观生存语境的背后还有更强大更权威的政治话语洗染,它从实质意义上决定了人物的生存。小说叙述的话语背景揭示了这一点:“后来,毛主席说话了。……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放下手里的刀,手里的棍子;毛主席接着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一乐二乐三乐背上书包去学校了,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毛主席又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又过了一些日子,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很有必要。’于是……他们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显然,作为个体存在的许三观只能生存在他者的权威话语规范里,他没有自我,更遑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所有的话语交流都是单向的。最终听者的话语行为不过是一种模式、一个腔调,他们都成为那个唯一的说者的传声筒。
三、价值蒙昧与判断悖论:价值伦理的探索、怀疑与追求困境
阿Q的价值判断往往基于时事的偶然,他没有内在的价值准则。他的精神胜利法与其说是做人的原则,毋宁说是功利和进化的法宝。卑贱、愚昧、麻木、懦弱是他的本性。他既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也没有核心价值或价值底线的追求。阿Q的种种表现都预示其自我意识蒙昧,这也是鲁迅许多小说的共性,如孔乙己、祥林嫂等均缺乏内在自我意识。林毓生后来指出,由于类似阿Q式的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社会内在变革的根源就是缺乏的,这可能是鲁迅痛苦和失望的所在。
许三观似乎有先验的价值判断,他能在最低限度的生存处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做人也有某种程度的持续性。但叙述的效果并未止于这一简单层面。仔细考察文本,我们发现那些率性而为的价值原则往往与政治意识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貌似合理的官方存在。比如在开家庭批斗会的事情上,在许玉兰当着三个儿子的面坦白婚前与何小勇肉体关系的细节时,批斗会已经超出了可控范围,成为“毒害下一代”的闹剧……一场批斗会最终使许三观也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和老婆没有什么差别:审判者如果按照真正的审批原则进行的时候,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与被审批者同罪!许三观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对于价值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叩问。阿Q蒙昧的价值原则遭到否定,走向启蒙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许三观被他者异化的价值判断也导出生存的深刻矛盾。在两个人物背后显然都缺乏自我意识,缺乏安身立命的自我理性价值原则,这是人物那种卑贱命运的悲剧根源。余华显然在接受西方叙事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人本追求,所以他让许三观在故事的结尾以自我意识觉醒来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超越。但这种(吃的)欲望的满足与否能否成为衡量人的现代性的标志,是值得质疑的。
四、与语境有关的形式的对话
如果把《阿》的叙述过程比喻为拆除叙事的篱笆,消解文本内语境的限制,在对元叙事功能质疑的基础上制造开放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许》恰恰具备相反的追求,在叙述过程中通过语境限制加上了一道道坚固的围墙,将伦理道德、社会意识、自由选择统统隔离在外,甚至将人物自身特性简化、压制、剥离到最少、最低,这种话语刑罚压榨出舍利一般的精简叙事模式。巴赫金在探讨文本/语境或自我/他人关系时认为,自我或文本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自主性,艺术作品永远是未完成的,但是,“它们受其当下环境制约的程度愈小,便愈能自由地在其他环境下生活和表达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说,阿Q受当时语境的制约程度愈小,他就愈能在更自由的语境中显示意义,这也许是叙事的隐喻。
就形式的比较来看,《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进程中通过不断强化语境的限制要素,将故事与人物逼迫到狭窄的空间,使人物一次次面临生存的困境。许三观式的人物由于社会身份限制、他者话语强权、价值判断虚置,从而表现出单纯的、窘迫的、最低限度的交流。他尽管缺乏最起码的文化底蕴,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为了娶妻、为了吃、为了儿子他去卖血,当有一天他朦胧觉醒过来,为了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去卖血的时候,在常人看来似乎因果颠倒、荒诞不经。但这一次不是为了最低需求的“吃”,而是为了享受、为了“好吃”而吃,他感叹“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得最好”。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刻是真正自由的、脱离了限制的、从主体内在自我做出的价值判断。
张清华在谈到余华的创作特点时认为余华是有意识追求“简化”,简化到最古老最朴素的经验层面,以经验的形式达到形而上的哲学启示,因为“经验唤起的人的感受比思想更多……”张文是立足于文学历史和文学史的相对意义上说这段话的,文学历史是“加法”,文学史则用“减法”。“减法”原则所归结出的结论当然认为作家是“成熟”的,因为他完全了解和占有,所以他从自己的篮子里减掉一些东西。但从叙事语境的受限情况来看,我认为余华在进行叙事的强力限制时并非完全了解或成熟,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简化,毋宁说是逆反和退守,这种超级限制的严酷刑罚既是对叙述者自身的逼供,也是对社会意识和读者良知的拷问。在崇尚“高蕴藉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s)交流的民族,将语境要素限制到最低最小,除了形式上的尝试创造,也未尝不是作家和读者生存环境的象征。鲁迅的独特意义应该在于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标杆,就像他笔下创造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人物,他把本来内在于国民性格和文化传统里的“我”提炼出来,创造了一个个显著的“他者”,这种纠缠于我和非我之间的张力把中国人推到启蒙与现代的当口。所以余华和鲁迅的对话应该呈现在这种相反相成的叙事形式层面。
(责任编辑:张晴)
作者简介:张晓勇,陇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2008年9月—2009年7月),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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