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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红色基因百年传承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广大高校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四个历史时期中高校师生的历史作为、历史贡献,可以发现,中国高校师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马克思主义真理激励,形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自醒、历史自强、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的逻辑主线。探究这一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对于引导现今高校师生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追求真理、矢志报国的爱党爱国精神,激励高校师生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1.01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科学全面准确地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伟大征程,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增强斗争本领、提高应对挑战防范风险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而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和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工作责任。

回顾自20世纪初以来至今一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高校教职工和青年大学生在中國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发展过程中,有着一条比较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践之脉络,那就是:在一百年前,一批以高校师生为骨干的爱国知识分子把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远大理想铭刻于心,四处寻求救国救民良策,在屡败屡试之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于是这些人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遗余力、不惧生死、前赴后继地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矢志不渝坚定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高校师生和知识分子,拥护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师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精神,自觉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这是高校师生红色基因百年传承的历史之路、实践之迹,对其规律逻辑进行梳理探究,有利于更好地引导现今广大高校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爱国高校师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信仰者和坚定传播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2]。“五四运动”,正是一场以高校师生为骨干、革命青年为先锋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社会革命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到,“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3]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革命家中,高校师生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大多数是高校教职员和学生[4]。毛泽东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等是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旁听生或毕业生。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等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归国留学生。李达出国前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就学。陈潭秋是武昌高师(今武汉大学前身)的毕业生,他与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等先后在武昌高师、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工作[5]。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王尽美曾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就学。此外,施存统等在东京建立的旅日中国留学生共产党早期组织[6],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建立的旅法中国留学生共产党早期组织,其骨干成员也多以高校师生为主[7]。

李大钊教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早年留学日本时,李大钊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高度关注和潜心研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以讴歌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8]。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史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曾与毛泽东共事,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迅速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毛泽东曾盛赞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9]。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陈独秀共同推动在全国范围建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建设发展工作。1922-1924年,李大钊作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者之一,受党的委托,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孙中山先生对李大钊表示“特别钦佩和尊敬”,评价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10]。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北洋军阀逮捕,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坚守信仰,坚贞不屈,最终英勇牺牲。

陈独秀教授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由于北洋反动军阀数次威胁,1920年被迫离开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他离京,并于途中商议创建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1927年,陈独秀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推动党的早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他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尽管如此,陈独秀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旧中国社会思想进步作出的贡献仍值得充分肯定,正如其曾自述,如能让他办十年杂志,一定能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使全中国的社会思想都会改观[11]。

2012年,习近平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专门讲到陈望道先生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因为精神高度专注,把墨水误当糖水吃还觉得很甜的故事,并指出这种“甜”是发自内心的,是信仰的味道,是追求的味道。陈望道自1920年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长期在复旦大学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校长等教职。1920年4月,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有那么几本书一直铭记心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起到了重要作用[1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教育无论是官学或是私学,都有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比较成熟的教育理念,对世界教育发展的贡献巨大。晚清时期,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清帝国饱尝战败之苦,成为任人宰割的落后封建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近代中国社会进一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开始进行教育体系改革,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启蒙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近现代高等学校最早设立于19世纪80-90年代。正如拿破仑所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13]首先觉醒的,正是这样一批受过良好教育、以高校师生为骨干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这些一百年前的高校师生,传承了中华读书人的爱国奉献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复兴中华为远大理想,为救国救民愿意奉献自身,为追求真理而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这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自醒。他们力图改变旧中國积贫积弱的困苦现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身奋斗目标,当他们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之后,他们敏感地发觉,这是挽救中国、挽救民族的唯一真理,自觉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于是不畏艰险地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发动工农群众,播撒革命火种;不惧牺牲地实践共产主义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高校师生积极投身国家发展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奋力推进者和无私奉献者

自秦汉以来,中国曾经连续在十多个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国力强大、文明富裕、物产丰富的大国,在欧洲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盛赞古代中国的繁荣昌盛:那里有宏伟壮丽的都市城镇、完善便捷的水陆交通、发达完备的工商百业、繁华热闹的集贸市场、华美廉价的适用商品、方便流通的金银铜钱纸币等,令欧洲人神往不已。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甚至达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14],其比例之高,至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但在1840年以后一百余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退,速度和幅度都相当惊人,最低时仅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4%,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东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疯狂掠夺,另一方面是封建王朝统治者既盲目自大、又懦弱无为,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连续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利时机,没有及时培育发展这两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新兴的战略性近现代产业,如现代纺织业、钢铁、化工、电力、机械制造、军工、轮船、铁路、汽车、航空、电讯等,而这些新兴产业爆发出惊人生产力,并成为近现代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大支柱。

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压迫,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国家工业基础太薄弱,不能自主制造各种现代化工业产品,甚至国防必需的汽车、坦克、飞机也不能自造,因此他多次强调,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还要发展现代化的科技和教育体系,推动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旧中国遗留的残缺不全的高等教育基础上,国家对原公立、私立高校进行接管和改造,建立了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逐步改变旧中国高校数量过少、分布不广、学科不全、师生数量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科研条件差、理工科相对落后等情况。以武汉为例,国家在原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等的基础上,先后建立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交通学院、中南同济医学院、华中农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建筑工业学院、武汉工学院等一批高校,每一所高校的设立都与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重要需求紧密相关,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这些高校及其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为国家现代测绘科技体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正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古代中国测绘科学技术的起源很早,《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5],说明4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民就掌握了一定的测绘技术,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规范。春秋战国时,地图绘制与测量技术已经普遍用于军事和国家管理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古称司南)是重要测绘工具,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到晚清时期,无论民用还是军事方面的测绘科学技术都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企图进行军制和武器装备改革,为了培养军事测绘人才,创建北洋测绘学堂、京师陆军测绘学堂。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测绘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缓慢,旧中国留下的测绘遗产可谓是十分贫乏,到1949年,全国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地区进行了粗陋的测绘工作,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高程系统和坐标系统,没有布设完整的天文大地网络,也没有编制标准化的测绘作业技术规范,各地所测地图精度差、互不衔接、错误百出[16]。新中国的测绘科技和教育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测绘科学技术,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不断发展起来的。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培养测绘高级技术人才,国家将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测绘专业的师资和设备集中调配到武汉,1956年创建我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如今武汉大学测绘学科被誉为“世界测绘教育之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测绘人才,取得了很多原创性重大成果,在世界测绘科学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

“两弹一星”技术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民族创新能力的标志性技术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国际形势依然严峻,掌握了核武器技术的西方发达国家动辄就要进行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把核弹、运载导弹、卫星等尖端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国防安全保障。以著名科学家和学有所成的高校师生为骨干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干部、职工、战士一起,在国家经济薄弱、物质匮乏、技术落后、条件艰苦的困难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用很少的投入,在短短数年时间,就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研发成绩。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教授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校近代力学系主任,他组建了中国首个火箭导弹研究所,领导了中程导弹运载核弹的飞行实验,制定了中国首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创建了工程控制论。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教授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不仅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突破性成果、为核弹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核能人才培养和科技队伍建设创下了不朽业绩。“两弹一星勋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恰逢新中国诞生时,194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研究生,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核物理学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隐姓埋名,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解决了中国氢弹原理中系列关键基础问题,为中国核武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为巩固新中国政权、确立大国地位、维护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1]。

新中国高校师生天然承载着自古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精神,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物质匮乏、条件简陋的困难局面,不是选择逃离国家,而是坚守祖国、扎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战胜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奋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旧中国贫乏落后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现代化科教体系、现代化国防体系、现代化文化卫生体系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较旧中国有巨大进步。在这一时期,具有强烈爱党爱国精神的新中国高校师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响应党的伟大号召,投身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展现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自强。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校师生坚持真理、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探索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从世界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跌宕起伏、充满曲折的经历,另一方面,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在探索中出现彷徨犹豫甚至出现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正视失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如他所强调的,“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17]56。

当“文革”的错误被党中央坚决制止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该如何发展,亟待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但是,当时很多人对“文革”心有余悸,不愿也不敢实事求是地面对和思考、提出和解决重大理论创新问题。一批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高校师生挺身而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研讨。1978年5月11日,以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老师为主要作者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曾任党的一大代表的李达先生的科研助手、武汉大学陶德麟老师等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连续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等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这样一批高校知识分子满怀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撰写了一系列冲破思想束缚的理论文章,在理论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和实施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基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而“文革”期间,高考制度被迫中断,高等教育规模缩小,教学科研几乎停滞,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0余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参加。会上发言时,武汉大学化学系查全性老师等专家学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迅速采纳,当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其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和创新动力。

为有效推进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决定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实践探索。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良好示范。在经济特区的发展建设中,除了党的一揽子好政策支持,高素质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深圳为例,特区初创期,深圳户籍人口仅有30余万人,其中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不到5000人;截止到2020年底,深圳的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拥有各类高级专门人才超过600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超过40%[18]。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来到特区,成为特区先进生产力、先进制度、先进文化的建设者,推动特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奇迹。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他进一步強调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19]。高等学校是社会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和前沿阵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高校师生能够自觉成为明道、信道的排头兵,既勇于率先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响亮声音,又坚定地支持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投身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中,从经济特区建设、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到“走出去”,无不活跃着高校师生的身影,充分展示了高校师生勇于坚持真理、发扬革命传统的历史自觉。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师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新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1]。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政府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艰巨任务,成功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历史性难题,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卓越历程和宝贵的经验,他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这一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而坚持实干兴邦、实干惠民,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20]。党和国家隆重表彰了一批战斗在扶贫攻坚一线的英模人物,其中被誉为“太行山新愚公”的李保国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献身教育扶贫的张桂梅是丽江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等等。数以百万计的扶贫干部,特别是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者,绝大多数是高校在校师生或毕业生,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对信仰的追求转化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奉献,把灿烂的青春年华留在偏僻的乡村、留给了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把最精彩的人生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近两年,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蔓延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巨,出乎世界各国政府的预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坚定的战疫决心、负责的人民情怀、科学的应对方略、有力的防控举措、有效的资源调配,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击疫情战,把疫情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而没有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密度极大、人均资源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大的损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抗击疫情重大胜利,在人类与重大疫情斗争历史上创造了一个伟大奇迹。在这场世界性大考验面前,世界各国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采取的对策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表现出的无知、无良和无为,令世人震惊,甚至人为地加剧了疫情的蔓延,造成本该避免的巨大人员财产损失和资源浪费。中国共产党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在这场重大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数百支医疗队、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是战斗在疫情一线的骨干力量,他们听从党的号令、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怨无悔奔赴最危险的区域。“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是天津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参加抗疫战斗的医务人员中,一半是“90后”、“00后”的年轻医护工作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习近平同志这样称赞他们,“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21]

习近平同志对高等教育极为重视、对高校发展建设特别关心、对高校师生十分关爱,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并发表重要讲话,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多次深入高校考察调研和接见高校师生代表,创造了新中国教育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多个第一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视察调研过很多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内蒙古大学等。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专门发去贺信,勉励师生牢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之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作贡献;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主席又亲临清华大学考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不仅是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的光荣,也是全国高校的光荣。高校师生要把这种光荣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不断增进历史自信,真正做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22]。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的伟大征程中,高校师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历史自信,传承红色基因,继承老一辈高校优秀教师学长追求真理矢志报国的爱党爱国爱民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善于学习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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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Century-old

Inheritance of Red Gene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lleges

LIU Chun-jia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lea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lleges in knowing history,loving the CPC and their country,and learning from history for a better future,are the inevitable demands for Chinese colleges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by virtue.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actions and contributions of colleg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100-year struggle of the CPC,it can be found that among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have been nourished by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spired by Marxism,a logic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self-awareness,self-strengthening,self-consciousness,and self-confidence has been formed.To probe into thi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is of high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oday’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lleges to inherit the love for the CPC and the patriotism from revolutionaries and educator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who pursued truth and we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country,inspiring them to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determine their aspirations,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and to consciously become firm believers and faithful practitione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the CPC;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收稿日期:2022-01-18

作者简介:刘春江(1973-),男,湖南娄底人,武汉理工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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