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述与阐论：传论书写范式的因革新变

赵鹿园

关键词：元好问 金代 传论 阐论

金源王朝在时间上与南宋存在大量重合，因其为女真族所建，难以获得文化的正朔地位认同，使得后世解读金源文坛时难免带有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他者化认知偏见，即重点强调当时文人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而忽略金源文人与传统文人间的相通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读者对本就文献较少的金源文人形象的认知又多了一层隔膜。胡传志《元好问传论》（中华书局2021年版;编者按：以下简称《传论》，本文引自该著的内容，均在引文后标明页码）正是打破既有认知隔膜的力作，作者凭借其扎实的文献与细微的笔触，呈现出元好问及其时代的方方面面，展现出金源文人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鲜活的形象，既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优秀传论作品，又是对近二十年来元好问研究成果的里程碑式展现。《传论》包含上下两编：上编以元好问生平为出发点，通过生动翔实的语言梳理其一生轨迹;下编则分主题从元好问的诗学创作、序跋特点、史学贡献、医学认知、民族交往等多个角度对元好问的经历展开专题研究。二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形成对元好问形象纵向变化与横向特点的结合，兼顾阅读体验感与学术价值。以下从叙述方式、文献特色及语言风格三个角度对《传论》的风格特色予以论述。

谋篇布局：时间维度与专题维度的巧妙结合

《传论》上编在梳理元好问一生行迹时，并不局限于对元好问的生平经历做单纯线性描写，而是常能突破时空限制，将专题维度巧妙融砌于时间维度之中，通过二者结合的方式展现元好问的方方面面，谋篇布局间颇具匠心。如首章《称谓种种》，作者既不因袭传统传记传论体式的自然叙述法，由元好问的出生到少年时期的叙述，亦不用古代传统纪传中先叙祖辈的方式，讲述元好问的远祖及前辈名人等，而是别开生面，盘点元好问的多种称谓。前半部分论述元好问自称情况，在文中对元好问的姓名字号以及衍生而出的七种别号即“遗山山人”“遗山居士”“遗山真隐”“遗山道人”“遗山老子”“遗山老人”“遗山诗老”，五种地望署名即“太原元某”“并州倦客”“新兴元某”“河东元某”“河南元某”，官衔署名如“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儒林郎、南阳县令、武骑尉、赐绯鱼袋元某”“前进士河东元某”等称谓的使用情况一一加以考索，并对其内在含义做详尽分析;后半部分论述他人对元好问的称谓，对元好问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群体对元好问所用的称谓诸如“臞元”“紫芝”“元子”“遗山先生”背后的内涵加以解读，并对部分难以解读的称谓如耶律楚材谓“元大举”、郝经谓“元内翰”的原因做出考辨与合理推测。这一章看似烦琐无序，却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从“臞元”到“并州倦客”再到“遗山先生”之间的巨大差异，进而形成对元好问不同形象的大略认知。人际关系千万重，众多关系背后，蕴含着元好问形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身份视角的多维性，使得《传论》不同章节对元好问形象的探索各具侧重。不同的形象交叠在一起，使得读者在阅读《传论》时，对元好问的认知不再止步于“一代文宗”“金源大诗人”等固有印象，转而變得丰满鲜活，有血有肉，宛如一个亲身所见的老友。以身份的多样性为叙述思路，也贯穿了《传论》上编，成为呈现元好问一生的主要手段。

自第二章起，《传论》在不影响元好问生平主要次序的前提下，以专题化的方式描绘其一生的不同特点。为了集中体现出元好问在某一身份下的基本状态，在部分章节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往往会将元好问部分生平事迹做提前或推后论述。如第十二章《三为县令》，记述元好问正大四年（1227）任内乡令、正大六年（1229）代镇平令、正大八年（1231）任南阳令三次作为地方县令的身份状态。若以时间为序，三次县令间，元好问尚有一段短期从军经历，即正大七年（1230）入邓州移剌瑷幕，这一事迹与正大三年（1226）入完颜斜烈幕事迹集中于一处放于第十一章《军旅生活》，用以全面呈现元好问从军时期的心理活动及交际情况。但有部分章节直接打破时间跨度，以主题化的方式论述元好问的某一身份信息。如第十六章《家山情深》，考述元好问对家乡忻州及其住所的深厚情谊，并撷取不同时期的信息：金朝兴定五年（1221）《系舟山图》题诗活动，即李遹依据元好问家乡系舟山风光作《系舟山图》，元好问及友人刘昂霄、赵元、杨云翼、赵秉文共同为画作题诗，抒发元好问与家乡的关系，蒙古太宗十年（1238）羁管山东之后返归系舟山的生活交游情况，以及晚年途经家乡之时的唱和回忆。在时间跨度上近三十余年，横亘元好问近乎半生。而第十八章《元氏子女》对元好问三男五女的生平信息及其与元好问之间的沟通做出详细梳理，年龄跨度更是从元好问二十岁至其过世，呈现出元好问不同时期对待子女的深厚感情。

有一些章节以考索为重点，通过文献信息阐明关联疏近。如第五章《姻亲贵戚》，侧重于梳理元好问因婚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该章按照亲疏关系，将元好问的婚姻人际圈由近及远分成“姻亲直系亲属”“同宗亲戚”“同宗后代”三层关系，由此对元好问两任妻子形成的婚姻交际圈及其与元好问之间的来往情况做出详尽考索。文章结构以两任妻子为论述中心，形成两个类似于水波状的扩散环形结构。与此章论述叙述角度类似的，还有第四章《师友讲习》、第十八章《元氏子女》等。还有一些章节以诗文句子作为切入点，如第六章《长安之行》以《送秦中诸人引》中的“纨绮气”作为论述元好问少年出入长安心态的关键。通过对长安之行中元好问诗词意象的解读分析，并结合元好问友人的行为举止，描绘出元好问年轻时好饮酒作乐、歌舞声色的少年形象，并由此探求“纨绮气”对后来元好问创作的深远影响。与此章论述叙述角度类似的，还有第七章《三乡诗思》、第十七章《老年奔波》等。

也有一些章节结合外部环境与内在处境展开论述。如第九章《史院苦衷》以大量笔墨梳理国史院制度及史馆编修官的生存状态。通过国史院的俸禄、夜直制度、采录文字等日常情况，并根据国史院内部的人事纠纷情况即雷渊、李献能打压李汾的经历，暗暗呈现出元好问在国史院这一“清水衙门”面对琐事了无成就的无奈与寂寥，并将此经历与元好问后期史家观念的形成做出关联。与此章论述叙述角度类似的，还有第十一章《军旅生活》、第十二章《三为县令》等。还有一些章节以前后对比方式做对应论述。如第十四章《聊城新变》，以一个“变”字着手，一方面通过对比，考述元好问因朝代之变形成身份由官僚至羁管对象之变，再到元好问心境的变化，转而形成元好问抢救保存金源文化、品评文艺等行为。另一方面则在变中寻求不变，即元好问日常生活的继续性、热衷诗词创作的心态以及对金源一代强烈的认同感与使命感，通过鲜明对比，阐发羁管聊城时期元好问的经历对其成为“一代宗工”的重要推动作用。

专题化为主的叙述方式，使得传记部分不再完全受制于时间线性，促使每一章的叙述方式因主题而异，形成不拘一格、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通过对每一章的重点的规划与构思，形成每一章的次级论述脉络，并由此生发出不同的论述角度与论述结构，蕴含了作者在元好问研究中的独到眼界。对于传论体式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有开拓性的创新，不仅使传记体式避免受时间因素掣肘，以较大篇幅对其中重点内容做出详尽描述，以此全方位地展现元好问在其某一身份位置下的所思所感，也暗含了胡先生对元好问的学术关注点，为《传论》学术价值的呈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征引：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立体认知

文献是研究的基础，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研究的具体角度及方法。胡先生在金代文学领域深耕多年，成果宏富，对金人文学作品、金代文坛风貌及宋金文坛关系等研究领域具有开拓之功。正是这样的学术积淀，使得《传论》敢于在相对单薄的金代文献基础上知难而进，通过深入扎实的文献材料，对元好问及金代文化风貌的点滴细节加以考述。《传论》扎根文献的特色，体现于在传统文献之外的独特考索，总结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重视对笔记小说文献的运用。笔记小说文献具有以下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同一事件在不同笔记小说之中的记载存在巨大差异，为解读同一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使后人对历史现象的认知更为全面多样。二是细节化特征，笔记小说对事件的详细记载、依据史实的合理化虚构，往往能够显示出时代特有的态度与观念。因此笔记小说文献有较大使用价值，但也对研究者的文献甄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金代反映元好问同时期笔记小说的文献相对集中，即刘祁的《归潜志》与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归潜志》是刘祁的所见所闻，记载了金后期的文坛风貌。《传论》采撷其中对赵秉文、刘从益、李纯甫、辛愿、李献能、雷渊、李汾等金后期文人嬉笑怒骂的记载，并将其与《金史》《元史》等正史及元好问诗文信息做互证，促成对元好问同时期友人性格及心态的详尽描写。《续夷坚志》为元好问依据南宋洪迈《夷坚志》体例而形成的志怪小说集，虽在文体上属于志怪小说，却不乏金代文坛轶事奇闻及文人交往文献信息，而据其叙述，也可了解元好问的观念态度，成为探求元好问的重要资料。如第三章《父兄渊源》以《续夷坚志》卷二《背疽方二》对庸医的抨击，以及因“为人子而不知医”而“渐恨入地”，言元好问对元泰病故的遗憾懊恼（第33页）。

第二，重视对墓志铭文献的运用。墓志文献一方面有助于展现传主的生平情况，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反馈墓志作者与墓主之间的关系，甚至成为判断墓志铭作者交游活动的重要渠道。《传论》详尽分析了元好问所撰墓志信息，对文本内容及元好问的情感倾向加以解读，使其行文内容丰富而细致。《传论》也对其他文人所作墓志有所关注，如依据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描绘金亡后逃难而亡的惨剧（第179页）;又如通过李均所撰《张守仁墓志》论述金前期的签军制等（第139页），维度多样，令人信服。

第三，重视对异代文献的运用。《传论》并不局限于金代文献，而是利用传统文献进行上下求索。通过诗话文献解读元好问生平及诗歌价值，如解读《感事》“猪嘴关前是鬼门”一句时，借用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北宋《桐江诗话》中对“猪嘴关”轶事的记述，历数王景亮口无遮拦地为吕惠卿、邵篪起不雅绰号，以至于最终因此丢掉性命的结局，用以说明元好问《感事》诗因激愤情感而措辞过厉，有失忠厚之道（第126页）。又如借用清赵翼《瓯北诗话》“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及其《题元遗山集》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评价元好问汴京被围时丧乱诗的艺术价值（第172页）。《传论》也对后世文献记载中芜杂之处作出辨析。如在考察元好问女儿元严生平经历时，对元初蒋子正《山房笔记》、明万历杨维岳《忻州志》著录信息中的错讹予以分析，并对明人江元禧《玉台文苑》误系于元严名下的《风雨图赞》《风竹图赞》情况做出考辨（第233页）。通过详细论证，剔除后世对元严的附会与阐释，还原其本来风貌。

第四，重视对学术新成果的运用。学术研究本就是在不断积累下逐步迈进的过程，近十年来，金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成果颇著，如《元好问诗编年校注》（2011）、《元好问文编年校注》（2012）、《赵秉文集》（2014）、《金代诗论辑存校注》（2017）、《王若虚集》（2017）、《河汾诸老诗集》（2017）、《中州集校注》（2018）、《郝经集编年校注》（2018）等，使得金代文坛风貌逐步明晰。而2020年《金史》修订本的面世，更为研究金源一代的学者们贡献了重要的正史文献，意义重大。《传论》扎根于以上成果，对文献文本进行了详尽分析，由此使得全书论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传论》还参考了部分元代文献成果如《王恽全集汇校》（2013）、《刘因集》（2017）、《元朝名臣事略》（2019）等，并综合参考了金元研究的前沿论著成果如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2019）、颜庆余《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2020）等，充分吸纳学界前沿信息，使《传论》对元好问的研究不仅仅体现出胡先生自身的学術兴趣与认知，更凝结了金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成为读者了解金代文学研究前沿情况的重要窗口。

对金源文献的深度解读，铸就了《传论》论述内容的根基，使之能够以翔实丰富的文献文本，呈现出元好问乃至金代的基本风貌;对易代文献及新进成果的关注，则丰富了《传论》的内容，使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传论》通过深度与广度的多维构建，在自身内容丰富厚重的同时，也为读者阅读提供了多元化的认知方式。

论述风格：阐发考证相得益彰

如果将书比作人，叙述章法铸就骨骼，文献资料构成肌理，而其血肉则体现在书本的语言及论证风格上。《传论》紧扣其内容主旨，在行文过程中对叙述的流畅性与论证的严谨性做出平衡，以此使全书兼具广度与深度。以下从阐述语言与考证风格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分析。

正如《传论》后记所言，上编中多采用随笔式的语言，这样的语言风格亲切却不失诗意，直白而不失隽永，富有较强的时代感。《传论》使读者通过文本亲近元好问一生的同时，也兼领略胡先生的诗情才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美的体验。《传论》阐述语言上的特点，简括有四：

其一，情感饱满，注重诗意。作为金源最重要的文人之一，元好问留有大量诗词，这些诗词对了解元好问的情感状态及其生活体验极为关键。然而如何恰当地对其诗词意涵予以解读，成为《传论》需解决的要点与难点。英国诗人雪莱谓：“诗不能翻译，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解读诗词的过程与翻译存在相似之处，若对诗词做简单的直白翻译，难免有损于意涵，破坏诗词的美感。若不对诗词内容做出细致解读，则难以将元好问的所思所感直白地呈现出来。《传论》选用了一种巧妙的语言风格，即以一种近乎散文诗式的语句对诗句进行适度阐发。如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刻画了汴京被围的战乱场面，原诗如下：“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传论》对此做出诗意化的释读：“金国烽火连天，从万里之外的荆襄大地到汴京城外，一片荒芜。金哀宗不会困守城中，像蛟龙一样，已逃脱出城，可怜的是那些被抛弃的大臣们，像虮虱般卑微，徒自悲伤。眼前这些高大的乔木将会引发故国之思，野烟弥漫，再也看不到金哀宗一行的身影。希望秋风不是老是吹拂我的头发，让我的头发越来越白，在这沧海横流之际，还需要我这样的士大夫呢！”（第174页）由此着重复现了诗歌沉寂压抑的氛围感，也细致描摹出元好问的感受及内心活动。

其二，注重细节，宛在目前。《传论》善于对诗词含义作出部分合理化释读，通过细节化的描写，使得诗词既有形象愈加生动传神。如《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其七涉元好问重阳与师友雅集的盛况，原诗内容为：“往年在南都，闲闲主文衡。九日登吹台，追随尽名卿。酒酣公赋诗，挥洒笔不停。蛟龙起庭户，破壁春雷轰。堂堂髯御史，痛饮益精明。亦有李与王，玉树含秋清。我时最后来，四座颇为倾。今朝念存殁，壮心徒自惊。”《传论》把握其中诗意中精妙之处，在叙述中阐释为：“当年聚会，名流云集，场面热烈生动：座师赵秉文挥笔赋诗，惊天动地;大胡子监察御史雷渊痛饮美酒，还透着一股精明劲头（如他经常利用美酒佳肴、珍稀纸砚、动听言辞打动赵秉文，为他题字）;‘李与王’（可能是李献卿、王革）则温文尔雅，静坐一旁，如同秋天佳木。元好问最年轻，所作诗歌却赢得满座好评。‘四座颇为倾’中，应该含有对元好问诗歌的评点讨论。”（第55页）寥寥几句，将元好问及赵秉文、雷渊、李献卿、王革的身份和形象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雅集场景也被描述得生动活泼，宛在目前。

其三，论述平实，简洁精妙。《传论》中部分看似平实的论述，却不乏胡先生的深刻思索，如“贫困使人消沉，使人悲观”（第117页），以及“生活在继续，诗歌也在继续”（第182页），凝练了哲学层面对人生与现实的观照，颇值得反复玩味。而部分语句不乏调笑幽默之感，如第十章《嵩山岁月》言元好问喜住清凉寺时，画风一转，用一句“经常住在清凉寺，几乎将清凉寺当成了他的别墅，以至于在那里感染上了疥疮”作为论证（第136页）。通过元好问染疾的证据来呈现其极度的喜爱，使读者忍俊不禁，会心一笑。

其四，善用问句，情感饱满。《传论》对于问句的把握颇为纯熟，为论述的张力增色不少。在诗词解读过程中，以疑问句将意涵做出勾连，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传论》解读并未对诸如“华表鹤”“铜盘仙人”等典故做仔细阐发，而是将画面感呈现出来，以辽东鹤的视角连续作问：“为什么要拆除金铜仙人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谁能理解天公之意？”（第175页）解读中虽对原诗意涵有所调整，却使论述内容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使元好问面对金代亡国的沧桑痛苦之感溢于纸面。《传论》亦善于以问句作为论述的关键，通过问句引出新的论证文段，形成“问题——答案”的论述结构，凸显其问题意识。如在第一章《称谓种种》首段论述，以“何时称名？何时称号？何时称地望？何时称职官？其中有何讲究？别人又如何称他？”（第3页）连续六个疑问句做开头，将此章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文章结构直白地做呈现出来。此外，《传论》还立足历史文献信息，做出思考，如序言题目“假若没有元好问”及论述元好问科举“如果元好问没有考中进士，他还会有后来的担当与作为吗？”（第114页）固然，历史无法假设，然而针对于元好问及其人生道路的差异做出开放式疑问，能够启发读者跳脱文献叙述生发更多有趣的猜想。

以外，《传论》还不乏一些极富时代特色的流行词句，如将元好问科举前的拜谒行卷举动称为“公关活动”（第52页）;在解释刘祁、元好问撰文描述“崔立事件”时使用了“甩锅”一词（第166页），颇有灵动之感。又如描绘汴京陷落的《至暗时刻》，引用了近几年因疫情而流传广远的流行语“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第164页）具有时代感的同时，也有助于读者更加切实地感受元好問面临重大变故时的无助与痛苦。

对史料考辨出新是《传论》的又一特色。作者往往能够汲取多方成果，旁征博引的同时做综合细致的分析，颇见功力。如对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事件的辨析，首先对包括赵翼在内的古代学者及降大任、姚从吾、狄宝心等当代学者所持的观点作出简要介绍。其次回归事件本身，立足于写作时间与寄出时间、文章文本内容及分类两个方面，探求元好问上书的动机。最终得出结论：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在于为他人请命而非自保，属于特殊时期积极营救的善举。（第169—171页）在文本解读上，《传论》又能跳脱文本，综合其他文献内容，情理相合。如冠氏时期赵天锡为母亲修建紫微观，邀请元好问撰写《紫微观记》，记中对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观念大加批驳，这一现象颇难解释。《传论》从赵天赐自身崇儒态度，并结合《冠氏赵侯先茔碑》，分析赵母由佛入道的信仰变化，以及赵母身份“为上僭者所夺”的家庭纠纷，由此得到结论：赵母对全真教并非真信仰，更多属于规避纷争的抉择。（第199—200页）论证手段颇为高妙，论证结论令人信服。《传论》的考辨还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考辨分析，观点鲜明。受限于文献缺失、文献认知角度不同等因素，对同一材料内容的研究往往存在多种结论。部分学者在论述之时，通常会兼列文献及不同结论，不轻易做断语，这样的论述固然极为稳妥，有助于读者自行做出判断，却容易造成对论述对象的疏离，削弱论述的主观认知。在对元好问一生的考述过程中，《传论》注重把握作“传”的基本特点，秉笔直书，将自己的认知乃至部分判断直白阐明。如关于元好问两兄长元好古、元好谦二人长幼齿序问题，由于文献记载错综复杂，使得后世学者各执一词难以确证，《传论》在略叙两方依据的情况下着重对文献的真实性进行考辨，并结合三兄弟起名的典故含义，表明自身立场，即三兄弟为好古、好谦、好问，同时以此为立论依据，梳理出元好问与两位兄长之间的生活交往情况。（第37—39页）又如关于元好问拓跋魏后人身份对其的影响，《传论》结合元好问及同时代人的论述，大胆得出结论：元好问无意于继承和弘扬鲜卑文化，反而表现出去鲜卑化的倾向，并认为过分强调少数民族身份，易造成对少数民族认定的泛化（第27页），卓有见识。再如《传论》论述元好问两次短期军旅生活及其心态时，详尽考证了金代的签军制度及签军范围等，并参考牛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的论断，认定元好问属于被签入军，因而短期入幕有应付差事的心态（第139页）。这些结论，虽然尚存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但这样的论述方式，对于书中元好问形象的连贯性及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结合时代，知人论世。在考辨过程中，作者结合当时的生活习惯及客观评价标准，对元好问的生平抉择做出合理化解释。如《长安之行》一章涉及元好问出入风月场所的行为，作者以较大篇幅叙述元好问友人的狎妓经历及时人评论，旨在证明这一行为在金朝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公开且正常的举动。（第86—88页）因此，读者不必以现在的眼光及评价标准，对身为古人的元好问加以过多道德层面的苛责。作者还对传统的狭隘名节观做出反思与批判，如《至暗时刻》一章写到，后世文人多对元好问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的经历多有批评，称其不以死相拒，有辱士人身份;《传论》在考辨元好问撰写功德碑的事件中，不掩饰或美化其主要参与人的身份，但后世的批评似有过苛之处，认为这样的观念，实则为“旁观者站在道德高地发出的轻浮指责”，本质上为“借道德杀人”。（第166页）将考辨信息与态度观念相结合，有助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必以纯粹的正确与否对元好问的行为做出批评，相反当以知人论世的方式了解元好问，并以此对其选择抱有理解之心。

作為《元好问传论》的虔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一些浅薄思考。由于《传论》结构及论述方式的创新，在叙述角度上有所侧重，使得部分内容展开不够充分，令读者读来略有不尽兴之憾，概言有二：

一是对元好问诗词艺术风格及其价值的探求尚有继续展开的空间。尽管《传论》上编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内涵做出一定分析，下编以《元好问诗的复句》《元好问与论词绝句》《遗山词的隐性传播》三篇专题文章论述元好问诗词的价值风格，但全书并未对元好问诗词展开整体化全面化的论述，使读者在了解元好问其人的同时，须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方能对遗山诗词价值及其在诗词研究史中的地位得出进一步认知。

二是对元好问所处时代政治军事情况的论述相对着墨较少。若以《传论》与朱东润先生《元好问传》做对比，可发现朱先生笔下处处言金源民族关系及金末战乱情形，述及元好问危于累卵的生活境地;《传论》所述元好问生活则似乎偏于安逸，在《至暗时刻》一章之前多记述元好问的日常交往而较少涉及金代民族关系以及金末政治格局。这样的论述方式与胡先生所秉持的“宋辽金文学与中华文学一体化”的观念有着直接联系。若读者能够将两部传著做对比阅读，将元好问置于金代制度与传统中国制度的“异”与“同”之间，并结合金末战乱时期的士人整体心态变化加以细致把握，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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