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种关系”看学苏之“用”

[摘 要]在与自我的关系上，学苏应学其“放过自我”，也要学其“完善自我”。“放过自我”是救赎，“完善自我”是超越，是对自我生命的尊重、珍爱与涵养。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学苏应学其“成就他人”与“宽恕他人”，既肯抛开身份差异，亦能抛却过往成见，既爱家人、朋友与志同道合者，也能成就与宽容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上，学苏应学其“仁民”之心与“爱物”之举。苏轼无论在朝或是在野，皆行善、有为。其所说的“杀之以时，用之有节”，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其赏爱自然百态、游于万物之外的精神更是获得内心自由的法门。

[关键词]苏轼;北宋;贬谪;关系;功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关系研究”（15BZW050）;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英（1981-），女，文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常州 213001）。

“用”，如果作广义解释，便是“意义”。作为具有高度思维能力的动物，人们热衷于追索“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有辨别地选择那些“有意义”的事物去接近。毋庸置疑，所有事物的意义归根结底都指向我们自身，即有助于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发展、繁荣和进步。事物的“有效”意义绝不会停留、凝滞于历史，而一定要指向当下和将来。否则，其必然会走出人们的视野，淡忘于时间的洪流之中。苏轼作为一位生活年代距离我们将近一千年的人物，仍然被我们崇敬、仰慕并津津乐道，正说明他以及他的成就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有益于现实人生和社会的成分。本文试从“三种关系”来阐释学苏之“用”，即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东坡处理这三种关系时的智慧、胸襟和境界，值得今人以之为师，受益不尽。

一、与自我的关系：放过与完善

将人与自我的关系置于三种关系之首，因其最基础，其他两种关系实由与自我的关系生发开来;也因其最困难，许多人终其一生“过关斩将”，却始终无法与自己两相和解，获得内心真正的安稳平和。对前者，苏轼有清晰的认识。其早年与章惇同游，章临万仞绝壁而神色自若，平步过独木危桥，只为手书“苏轼、章惇来”。苏轼即预料章惇“他日必将杀人”，因“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宋史·章惇传》）对后者，苏轼更有切身体会，其自我和解与自我养护绝非源自天赋，而是在其生命历程中不断追索并累积增益的结果。“放过自我与完善自我”，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放过自我”，是与非理想化的自我的和解，这个“理想化的自我”往往是年少时的初衷。苏轼理想化的自我，可用其《沁园春》之句来说明：“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著，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以下苏词皆引自此书。]少年苏轼才气过人，与苏辙兄弟同科，朝野轰动，仁宗为之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比当年“二陆入洛，三张减价”的风采更过。后四年，苏轼入直馆阁。当其时，无论苏轼自己还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会为相辅政。但其后王安石变法引发新旧党争，苏轼被迫外任，继而陷于“乌台诗案”入狱。之后被贬黄州，哲宗绍圣后再贬惠州，再贬儋州，统统在苏轼当年意料之外，与其“致君尧舜”的抱负南辕北辙。

苏轼晚年《自题金山画像》一诗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著，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75页。以下苏诗皆引自此书。]虽是自嘲，但他正是在贬谪中逐渐放下心灵的负累，成就了难得的“平生功业”。在黄州，苏轼饱受贫穷、饥寒困扰。《送沈逵赴广南》诗中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在困境中，当年的梦想和荣光都已如烟云飘散，苏轼却在痛定思痛后终与自我握手言和。在《答李寺丞》中他说：“仆虽遭忧患狼狈，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即诸事易了。”[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6页。以下苏文皆引自此书。]《与赵晦之》中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苏轼在黄州写下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无情的长河中消解掉“千古风流人物”带给他的心头耿耿。“既然人生如梦，那么何必苛求自己？这首词是苏东坡对自己‘当世之志放开手去的告白。”[张英：《唐宋贬谪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苏轼在绍圣元年谪惠州，其时“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旬浃之间，丧两女使”，“况味牢落”。但苏轼很快将自己当成惠州人，《与程正辅书》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记游松风亭》更是富有寓意地阐释“放过自我”：“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被贬儋州后，“食无肉，病无药，居無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初贬至此，苏轼亦有惶惑之情，但又很快释然：“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小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遇赦北归之时，苏轼在《别海南黎民表》中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海南是叶落归根，遇赦北归反倒是忽然远游了。

“放过自我”，也许在抛开理想的同时走向颓靡。而“完善自我”，恰是在“放过”之后对自我的提升和拯救，因为“放过”绝非“厌弃”，而是对自己的“悦纳”，也是对自我的负责。苏轼正是做到了在放过自我后对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养护。

对苏轼的“养生之道”，前人所论极多。明末清初学者王如锡集苏东坡有关养生的所有作品，汇集成《苏轼养生集》一书，计1141篇，可谓包罗万象。现代学者刘文刚在《苏轼的养生》一文中总结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日常生活的养生，即饮食起居方面的养生。二、药物调理的养生。三、道教养生，包括内丹修炼和外丹养生。”1B0ECD9F-1D5E-469B-95EC-D0152AA8982B

[刘文刚：《苏轼的养生》，《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这些方法中，不排除有无效甚至有害的部分，但在纷繁复杂的养生实践背后，是苏轼对生命的巨大热情。他兴致盎然地研究如何炖猪肉：“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猪肉颂》）他眼巴巴地盼着荔枝早点熟：“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赠昙秀》）他饶有兴味地研究足底按摩、头皮按摩，研究瑜伽术，研究如何应对痔疮。贬谪文人在唐宋两代蔚为大观，许多人郁郁而终，死于谪途或贬所，与之对比，苏轼对身体调节养护十分难能可贵。

除调养身体之外，苏轼对精神境界的持护更值得我们学习。苏轼的一生是艺术化的，他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对他来说，艺术并不是要换取功利性回报，他并不以此谋生，相反，那是谋生之外的把玩消遣。他不以此标榜，刻意播扬自己的名声;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偏执，将人生奉献、牺牲给某一艺术门类。对他来说，艺术归根结底指向人生，源头是人生，目的也是人生。其论文，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其论书，称：“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书论》）“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和子由论书》）其论画，称：“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题文与可墨竹》）这些观点一以通之：文学、书法、绘画都与“我”的个性、感受、体验、情感密切相关，无论用任何一种形式所作的表达，都具有将“我”之生命投射于其中的畅快、自在，“我”的作品，应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无须模仿也无径可循。孔子曾经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为人”，是要做给人看，让人崇拜，以此增加自己价值交换的筹码，把自己降等为“禽犊”，更肥更壮，待价而沽。而“为己”之学，其目的是完善自身，充实人生，改变气质，获得快乐。名利也许随之而来，但这是主观意图之外的副产品。苏轼在艺术领域内是“君子”而不是“小人”。

总之，在与自我的关系上，学苏，应学其“放过自我”，也要学其“完善自我”。“放过自我”，方能对抗人生苦痛。现代社会虽无贬谪，但不论古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是人生常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年少时的学业受挫、情场失意，还是中年时的身体滑坡、事业瓶颈，亦或老年时两鬓星星、空巢独守，无不能在苏轼这里得到启迪。“放过自我”是救赎，“完善自我”是超越，是在尘埃中开花，在泥淖里放歌，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我指向，是怀着对自我生命的尊重，从身心两方面尽其努力，珍爱之，涵养之。

二、与他人的关系：成就与宽恕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是从自己出发，基于同理心推己及人，在成就自我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成全、宽宥他人。苏轼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正是遵循了儒家伦理。他笃爱家人，善待朋友，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即便是对那些与其政见不同并曾经打击过他的政敌，也能以宽容仁厚之心对待。

苏轼爱他的家人，对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子侄辈，都有一片赤诚的爱心，在爱的基础上维系亲情、担负责任。我们很熟悉他与弟弟苏辙之间的情谊，《宋史·苏轼传》称：“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林语堂赞叹道：“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绝不寻常的。”[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对苏轼来说，苏辙不仅是弟弟，还是一生的益友：“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初别子由》）对苏辙来说，苏轼不仅是兄长，更是良师：“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苏轼的文集当中，其与苏辙之间的诗词唱和赠答以及与苏辙之间的书信往来占了不小的分量。苏轼还担负了作为兄长的责任，苏辙子女众多，大都在苏轼的帮助下婚配。苏轼也爱妻子，古人很少写夫妻感情，而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得情真意切，将对妻子的感念和自身的苍老疲惫融合在一起，读来可以想见王弗在世时二人的笃厚深情。

苏轼广泛结交天下朋友，不论是任何身份的人，他都可以与之畅谈。林语堂说：“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0页。]苏提携年轻后辈不遗余力，围绕在苏轼身边的，有苏门四学士、六学士、后四学士的名号，未列其中而追随东坡者又不计其数。即便远贬到儋州，亦不忘培养后学。清代戴肇辰在《琼台纪事录》中云：“宋苏文忠公之谪居澹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戴肇辰：《琼台纪事录·重建东坡书院并修泂酌亭记》，清同治八年刊本。]

东坡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放下怨恨，爱他的“敌人”。林语堂对此评价道：“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页。]这是一般人至难企及之处。苏轼一生陷于党争，若推及其三番遭贬的祸首，当是倡导新政的王安石。苏轼虽然因作诗反对新政而遭“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三年后量移汝州时却特意去看望当时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两人相见甚欢，留下一段“金陵唱和”的佳话。蔡绦的《西清诗话》提及此事说：“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8页。]苏轼在给友人滕达道的信中提到：“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潘子真诗话》还载有苏、王两人手书诗作互相奉赠的故事。苏轼《次韵荆公四绝》就作于此时。从诗歌中看，苏轼对王安石十分敬重，并未将被贬黄州之账算到王安石头上。1B0ECD9F-1D5E-469B-95EC-D0152AA8982B

王安石之外，对苏轼迫害至深的是其昔日好友章惇。章惇早年与苏轼交好，在苏轼“乌台诗案”时曾出言相救。但其在政治上支持新政，元祐年间苏辙曾弹劾章惇，使其贬谪汝州。在哲宗即位后的绍圣年间，章惇身居宰相之位，对包括苏氏兄弟在内的旧党进行严酷打击，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曝骨鞭尸。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87页。]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后，苏轼遇赦北归，章惇被远贬雷州。苏轼在途中听闻，写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并请黄寔转告章惇老母，令其宽心：“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苏轼北还来至润州，此时苏轼复出的呼声很高，章惇之子章援向苏轼呈长信代父求情，希望苏轼还朝后对章家网开一面，莫打击报复。[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2页。]苏轼读后给章援回信，仍称章惇“丞相”：“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与章致平》）在信的背面，苏轼亲笔抄录了一道“白术方”，让章惇服用以求养年。莫砺锋先生说：“章惇对苏轼是惟恐其不死，苏轼却希望章惇延年益寿，如果说两人之间确有竞争关系的话，以德报怨的苏轼已在道德上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要是章惇天良未泯，定会愧疚欲死。”[莫砺锋：《苏轼的敌人》，《学术界》2008年第2期。]南宋刘克庄读了苏轼与章援的来往信件后大为感慨：“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负邱山之罪，而君子爱怜，犹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欤！”（《跋章援致平与坡公书》）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程之才。程之才原本是苏轼的姐夫，但姐姐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向为公婆所不喜。第二年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程家却不给医治，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病情刚有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其不尽孝道，并抢走婴儿，以致八娘含恨而死。苏轼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为仇。苏轼贬谪惠州时，章惇为迫害苏轼，专门派与苏家有宿怨的程之才为广南东路提刑，要他利用职权到辖区惠州逼害苏轼。这一想法并未得逞，因苏轼在惠州与程之才交往甚笃。这其中，自然有程之才因仰慕东坡而主动示好之故，但若非苏轼心胸宽阔，苏、程两家几十年的嫌隙终不得开解。

综上，苏轼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肯抛开身份差异，其二是肯抛开过往成见。如果说爱家人、爱朋友、爱志同道合者乃是出自人的天性，爱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甚至那些“厌憎我们的人”或“我们所厌憎的人”，却是需要内心中人为的警醒与修炼。

三、与世界的关系：仁民与爱物

受限于科技水平，古人并没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地球”“宇宙”等概念。本文所说的“与世界的关系”，是指人如何看待人类群体、天下众生，又如何看待自然万象、天地万物;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做出怎样的作为。孟子认为，君子应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内而外，渐次递进，不仅推己及人，且及于外物。苏轼总体上遵循这一思想，将“民胞物与”的精神发扬光大。

苏轼从小受母亲程夫人严格的教育。程夫人以“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东汉名臣范滂为榜样激励苏轼，苏轼深受触动。终其一生，苏轼确实做到了胸怀天下，以仁厚之心对待天下苍生。其仕途遭逢新旧党争，无论新党当政还是旧党还朝，苏轼提出的见解总是从“民”的利益考虑。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进《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言新法之不便，尤其是青苗害民;元祐年间旧党还朝，司马光等欲全面废除新法，苏轼却又提出免役法有可取之处。苏轼在《与杨元素》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甚深，然多不随耳。”之所以“不随”，正是因为苏轼立论出发点并非一己或一党之利，而是天下百姓之利。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也正因这种“不合时宜”，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执政，都无法长久容迹于朝。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得以更切近地了解民情。苏轼做过八个州的地方长官（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和三州从官（凤翔府、开封府、杭州），他一方面尽量减少新政给百姓带来的不便，“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另一方面，他为民求雨，兴修水利，除匪患，抗蝗灾，赈济饥民，建设医院，疏浚西湖，救助弃婴……每到一处都有所作为。即便是在为官仅五天的登州，也进行了关于民生和海防方面的考察，回朝后提议解除登州莱州两地的官盐垄断，并巩固海防。登州百姓为表感激，特建“苏公祠”，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佳话。在贬谪期间，苏轼处境艰难，却仍尽力为百姓谋福。在黄州，他致书太守朱寿昌，希望采取措施禁止杀婴弃婴，并亲自组织成立救儿会，捐钱十千：“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黄鄂之风》）黄州时疫流行时，他向好友巢谷苦求圣散子药方，“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叙》）在惠州，苏轼在百姓中推行新式农具“秧马”，不但减轻了农人的劳苦，还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当地军政混乱，苏轼建议建营房三百余间，以肃“军政”，使民安居。他还捐掉自己的犀带，在西湖、西枝江修筑堤坝，极大地便利了交通，缓解了水患。在儋州，苏轼教当地人取井水饮用，使病患大为减少。他劝说海南百姓重视农耕，发展水稻种植，又传学于当地学子，使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苏轼一再感慨“人生如梦”。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苏文忠公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虽和陶诗亦及之。”[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1页。]黄苏《蓼园词选》载沈际飞云：“东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6页。]他对人生并无执念，清楚人居于世好比暂居租来之屋，随时可退租约，归于渺茫的虚空。即便如此，就算租住一日，也要一日为此屋负责，为自己，也为这屋宇下其他的租客。这种“看透”后的奋进难能可贵，使得苏轼有别于也超越于其他退守到“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窠臼中的隐者们。1B0ECD9F-1D5E-469B-95EC-D0152AA8982B

苏轼以仁厚慈悲之心对待苍生，亦以之对万物。“爱物”之“爱”，首先是爱惜之意。人要生存发展，不可避免要利用自然界的物產资源，无法做到两不相扰。苏轼并非素食者，亦不提倡对人和对禽兽无差别的仁爱，主张对禽兽“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韩愈论》）在这种理性认识之外，苏轼反对“滥杀”，来自情感上对生命的同情。他亲身遭遇过牢狱之灾，备尝死生不由自主的悲哀。《狱中寄子由》中有“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出狱后即断杀生，“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书南史卢度传》）贬黄州后与好友陈季常相聚，特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此后，“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在苏轼的诗文中，有许多关于反对滥杀的内容。如《记钱塘杀鹅》：“予自湖上过，夜归屠者之门，闻百鹅皆号，声振衢路，若有诉者。……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记徐州杀狗》：“孔子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死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在惠州，苏轼曾建放生池;在海南，苏轼为当地“屠牛事巫”的陋习深感不安，尽其所能呼吁、劝阻。

对苏轼来说，天地万物除了作为使用对象之外，更是审美的对象。“爱物”之“爱”，又可有“赏爱”之意。其《超然台记》开篇即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苏轼认识到，如果仅将物作为满足人欲的工具，必将困窘其身。“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如果不以占有、利用的态度，而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然外物，则将解脱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快乐。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便是苏轼“游于物之外”的人生哲学。因游于物外，苏轼无论自己处于何种困境之中，皆能无往而不适，在山水美景中化解烦忧。在黄州，苏轼可以夜卧溪桥，赏“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之美：“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西江月》）在惠州，苏轼赏罗浮山下的美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惠州一绝》）在儋州，苏轼作《减字木兰花·乙卯儋耳春词》用了七个“春”字，透露着对春天来临的无限欢欣。游于物外，又让苏轼超越了生命易逝的终极恐惧：“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

综上，学苏，应学其“仁民”之心。这其中，既有身为古代士大夫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又有其作为“人”看待芸芸众生时的“悲悯心”。如今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无论穷达似乎都以“独善其身”为重，苏轼式的责任心与悲悯心显得分外可贵。学苏，又要学其“爱物”之举。当下自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苏轼所说的“杀之以时，用之有节”，无论针对有生命的禽兽，还是针对无生命的物产，都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此外，人们在现代忙碌、浮躁的生活中步履匆匆，苦不得闲，正如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那种赏爱自然百态、游于万物之外的精神，可给我们以丰厚的启示。

四、结语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千年多前的苏轼，正如其笔下的《念奴娇》词所说，已被无情之历史长河中的滚滚巨浪湮没无踪。然而，被大浪淘尽的，是其血其肉;淘不尽的，是其神其魂。北宋李之仪《卜算子》词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在时间与文化的长河中，苏轼站在我们的上游，其学养胸襟与文采风流，顺水而下泽被后世。我们虽无从“见君”，但思君念君之意历时千载而绵绵未休。我们“共饮长江水”，正是从东坡精神中汲取营养，以之为友，以之为师，这大概才是阅读苏轼、研究苏轼的真正意义所在。1B0ECD9F-1D5E-469B-95EC-D0152AA898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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