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孔子学院（一）

许琳

今年4月20日是第13个“联合国中文日”，当天我收到多条来自世界各国朋友的信息，话短情长。联想到去年曾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的电话，约我寫一篇关于孔子学院的文章，言辞恳恳。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写点东西，让人们真正了解孔子学院辉煌而独特的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孔子学院。他在2015年全英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其主要职能是：面向所在国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2005年元月至2016年11月，我有幸在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工作12年，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忙碌难忘最具挑战也最有意义的金色时光，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历程。2004年底，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到2016年，我国在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3所孔子学院和10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亚洲33国孔院115所，课堂100个，非洲37国孔院48所，课堂27个，欧洲43国孔院171所，课堂292个，美洲22国孔院161所，课堂554个，大洋洲5国孔院18所，课堂99个。截至目前，建有孔院的国家（地区）已达到159个，现有中外专兼职院长和教师4万多人，招收学员人数累计超过1500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受众多达上亿人次。在孔子学院的带动下，已有180多个国家开设中文课和中文专业，其中有10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或颁布中文教学的法令和政策，全球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已超过2个亿。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CNN、BBC等外国主流媒体曾评论称，孔子学院在推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很成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口的一个最好最妙的产品。

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孔子学院从初始到发展也一直伴随着质疑。其中的焦点是，世界各国真的欢迎孔子学院吗？孔子学院为什么能短短数年之内在全球成为“爆款”？那么，我讲述的世界眼中的孔子学院故事，相信会有所昭示。

本世纪初，由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与中国的合作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求急剧升温，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和“汉语热”。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重大决策，要求教育部解放思想快马加鞭抢抓机遇大胆创新，主动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显而易见，来华留学生数量是有限的，世界各国想学中文的人群绝大多数会选择在本土学习。因此，我国急需在海外建立专门教学机构，把中文教学送上门去。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亲自将这个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和合”理念是各国人民广为接受的。以他的名字命名，有利于避开意识形态壁垒和纷争，有利于激发各国民众对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和理解，有利于国际社会对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认同和支持。果不其然，因为名字起得好，孔子学院就像插上了翅膀，很快便飞向世界各地，尤其受到大中小学校的青睐。

可是，孔子学院究竟应该如何运作呢？纵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及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国际著名老牌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历史经验，显然我们是无法照搬的。因为这些机构都是独立经营的，其起始阶段都是依靠本国政府的巨资支持，在原先各自的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的，并且都走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道路。而我们既缺资金又无经验，根本不具备独立办学的支撑条件，唯有另辟蹊径。然而，新路又在何方呢？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破局之策应运而生不请自来！2005年3月，我作为上任不久的国家汉办主任，随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率领的教育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在访问西澳大学时，受到时任校长阿兰·罗伯逊（Alan Robson）教授的热情接待。西澳大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百年老校，与浙江大学有着多年教学科研合作关系。会谈之后，他亲自领我们参观美丽典雅的校园，并在学校教工俱乐部宴请中国代表团。在去往餐厅的路上，阿兰校长有意与我并肩同行了一段路。他问我：“孔子学院的具体职能和任务是什么？”我回答：“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各国人民在家门口学习中文提供服务和帮助。如，根据外国要求，中方可派出对外汉语教师和提供教材，面向成人和孩子等不同类型的人群，灵活开展不同层次的中文教学，等等。”我又说，“国家汉办没有海外‘开垦队’，申办孔子学院首先要由外方自愿提出，中方才会受理，绝不强加于人。”阿兰点头表示赞同。又问：“申办孔子学院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是怎样运行和管理的？”我据实回答：“目前申办条件有三，一是申办学校或机构必须是所在国政府认可的合法的，二是申办者须提供中文教学专用场地，三是申办单位须有专门人员打理日常事务。但是究竟如何运行和管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他想了一会儿，忽然站住了，对我说，“我愿意申办孔子学院，西澳大学可以满足你说的三个条件，你可以派人到这儿来，我们合作共管，就在我的校园里办一所孔子学院怎么样？”阿兰校长的话，恰似一语点醒梦中人！对呀，这不是一条现成的路径吗？为什么不试试呢？！我爽快地响应阿兰校长的提议，说：“好啊！那您看我们能否现在就签定一个合作意向书呢？”他立即表示同意。他回头又问紧跟其后的该校中文系教授席格伦（Gary Sigley）的意见。席教授是留学北大的中国语言文学博士，他兴奋地回答校长：“太好了！”就这样，我和席教授先行快步赶往教工俱乐部的传达室，我写中文，他写英文，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一刻钟就完成了！这份《合作意向书》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三句话：“西澳大学将与中国国家汉办，及中国一所大学合作，于二零零五年在西澳大学筹办建立孔子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及中国国家汉办将尽最大能力支持这个项目。有关建立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宜将由国家汉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使馆教育处及西澳大学三方具体商议。”当我和席格伦拿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打印文本匆匆走进餐厅时，只见餐桌上已铺好临时找来的深绿色呢毯，放好两支钢笔和两把椅子，阿兰校长和章副部长等一干人都笑眯眯地站好等待签字。随后，双方在各自代表的见证下签字，简洁而又不失庄重。后来，在阿兰校长的大力支持下，西澳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很顺利，被誉为“全球模范孔子学院”。多年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阿兰·罗伯逊充满感慨地说：“西澳大学的座右铭是——实现国际卓越，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有强大的合作伙伴。我们需要在中国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而孔子学院为我们与中国开展更好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正是这份简单的一纸协议，使我们的思路大开，并由此明确了孔子学院的基本办学模式，这就是依托外方机构，实行中外合作，内生发展，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之后，在开展大规模实践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这样几个具体做法：孔子学院可作为永久性实体，也可作为五年一期、不断顺延的合作项目。办学任务可以教授中国语言文化为主，也可以传授中医、中国武术、中国音乐舞蹈及旅游知识和技能等为主。由外国（境外）一所大学（或政府中小学教育管理部门）自愿提交开办申请，免费提供专门办学场地和水电等日常维护费用，自愿与中国一所大学（或中小学）合作，中外双方共同筹措办学资金，共同派出管理人员和教师，所需教材可由中方提供，也可自行编写。经孔子学院总部审核批准建立后，双方共同建立理事会，由中外双方校长或副校长共同担任理事会主席，组成人员由双方共同指派，其中外方可占多数，实行一票否决制。理事会负责研究决定孔子学院的发展目标、年度工作及重大事项。孔子学院实行中外双院长制。上述做法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中外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是西澳大学阿兰·罗伯逊校长的金点子，助力我们拉开了孔子学院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的大幕。

2005年4月，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简称CB）。结识了时任大学理事会主席盖斯顿·卡伯顿（Gaston Caperton）先生。我们一见如故，此后多年一直是好朋友。那年他年届60岁，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十分帅气，一双深邃的眼睛，眉宇间透出睿智与儒雅。我和同事们称呼他“老卡”。老卡在美国上层社会享有极高的声望，集金融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曾任全美十大保险公司董事长、两任州长及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从1999年起至2012年退休，一直担任CB主席。CB是美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非政府性组织，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其宗旨是帮助学生准备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并获得成功。提供包括大学入学申请、学习指导、测试、奖学金、入学服务、教学咨询等多项服务。最著名的项目是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P（大学先修课程及考试）等。其客户群有23000所高中和3800所大学，覆盖700万学生及其家长。经研究，我们决定借助CB现有的大平台推动美国中文教学发展。此前，在卡伯顿先生的力主下，汉办已帮助CB开发了面向美国高中生的中文大学先修课程即AP考试，双方已有较好合作基础。

4月12日上午9点半，我如约与卡伯顿先生在纽约CB总部会议室见面。对方原定会谈时间为半小时。一见面我先感谢他及CB与汉办的成功合作。而他却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尽管事先我们做了很多推介和路演工作，2004年全美参加中文AP考试人数很不理想，只有数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家的孩子。市场不看好，长此以往不可持续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是有备而来，马上接过他的话说：“我这次来访的目的，就是想帮助CB迅速提升AP中文考试数量。我认为我们不能就考试论考试，应深入分析与之相关的因素并采取针对性行动。目前美国正规公办和私立中小学中开设中文课的只有200所，很多学校想开中文课却找不到教师和教材，如果不扩大学中文的在校生规模，怎能增加考试人数呢？因此，我有很多想法要与您讨论。”听了我的话，老卡说：“可能你是对的。我本来想通过设立AP中文考试，调动美国高中学生学中文的积极性，特别是贫困家庭孩子们，他们如能在高中学了中文并通过我们的考试，就可以将学分带到大学，就能少交大学学费了。现在向我们报名要开中文课的学校已有2500所，可是，CB只有考试职能，不管开课啊？”我说：“为什么不呢？汉办愿意帮助CB扩大职能，我们可以合作设立AP考试优胜者奖学金、美国中小学校长访华团以及大、中学生访华夏令营等项目，调动学校开中文课的积极性。我还希望在派出中方汉语教师、提供中文教材等方面与你们可以合作。比如，你们可利用现有市场资源调查了解哪些学校需要中文教师和中文教材，并将数据汇总告知我们，汉办就可以根据需求帮你们选派中文教师并提供教材，等等。”这下老卡激动了，连声说：“你的主意简直好极了！我们需要好好聊聊今后的合作。如果你同意，我想请你吃午饭。”于是我们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

之后，老卡让下属先行带着我的同事去午餐地点，他自己则要求与我一起步行。当我俩并肩穿过纽约中央公园时，他突然停下来问起我的经历和家庭。我笑着回答：“咱俩见面之前一定都看过彼此的简历吧，你们美国人不是不问别人的隐私吗？”他也哈哈大笑，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嘛！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我和你一样，真心想为促进中美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做点实事。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展中文教学是让美国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抓手。这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乃至世界和平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已预感到CB与汉办的合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幼时经历过二战，我知道没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了。我想你也一定经历过挫折，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情怀和魄力。”他的真诚让我感动。我简要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表示，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受益者，决心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做点实事，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争先。这时，老卡伸出右臂用劲搂了一下我的肩膀，坚定地说：“在美国推广中文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相信我们齐心协力真诚合作就一定能办到。你放心，我会为此亲力亲为的！”

当年7月22日，世界汉语大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自此吹响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号角。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623名政府官员、大学校长、汉学家和中文教师等代表参会，另有5千名来自五大洲的访华夏令营大、中学生出席了开幕式。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国务委员唐家璇、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大会代表并合影留念。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同志主持大会，李长春、陈至立同志发表讲话。泰国诗琳通公主、埃塞俄比亚议长穆拉图、联合国助理总干事牟尼尔、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长及各国驻华使节出席大会致辞。

卡伯顿先生受邀来华出席大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言。他热情洋溢地说：“过去25年来，作为商界CEO，大学教授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我曾多次访华，亲眼目睹了中国在各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现在我充满希望，希望中美两国政府加强双边关系，更希望通过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促进两国之间更多的教育、文化和人文交流。我愿意在这方面架起中美之间的桥梁。对于我，以及美国许多领导者，无论他们是在教育界、政界还是商界，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到该讲中文的时代了！”

大会期间，老卡和我就双方一揽子合作项目，逐一进行可行性讨论，初步形成了一个为期五年并可顺延的宏大项目方案，我们称之为“中国语言文化项目”。此后，老卡又接连两次访华，我再次访美，加之上百次邮件和越洋电话切磋沟通，终于顺利完成论证。2006年4月，周济同志访问纽约CB总部并见证项目签约。老卡迅速招兵买马，在CB总部设立了项目执行班子，并承诺筹款100万美元用作项目周转金。在该项目的支持下，10多年来，汉办共邀请1万多名美国中小学校长和政府教育官员参加“汉语桥—美国中小学访华之旅”，组织邀请了近万名美国大、中学生来华夏令营，向美国派出中文志愿者教师 2330多人。CB还开办了5所孔子学院，学员最多时超过1万人。此外，从2008年起，每年4月，CB与国家汉办等机构合作举办“全美中文大会”，为美国大学和中小学不断提高中文教学质量，提供了交流合作大舞台，参会者年年超过1千人。老卡在任期间，每年都要亲临主持这个盛会，都会不辞辛苦亲自带领美国校长和政府教育官员访华团往返飞越太平洋。为了深入了解中华文化，他还带头把夫人和11岁的小女儿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习了一年。就这样，汉办“借船出海”，CB搭台唱戏，在美主流学校迅速掀起了中文教学的热潮。同时，CB的AP中文考试业务也随之水涨船高，每年参加AP中文考试的数量攀升至1.5万人。

鉴于卡伯顿先生的突出贡献及其社会影响力，孔子学院总部聘请他为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10名外方理事之一，邀请他出席一年一度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他总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我工作中有任何疑难问题请教时，他都会毫无保留地给出自己的意见。他还送给我一个存有1000多首美国歌曲和音乐的MP4 iPod音频播放器，对我说：“你要在美国发展中文教学，首先要了解美国的文化，而音乐就是最好的敲门砖。希望你在上下班或出差的路上多听听，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的。”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令人惋惜的是，2012年6月，老卡因患阿尔兹海默症而告退休。之后，他不愿给亲人和朋友增添烦恼，毅然断绝了与几乎所有人的联系，也包括我。

2013年4月7日，第六届全美中文大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见不到老卡的身影，我怅然若失。当晚，在大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我亮出他送我的那个小巧精致的MP4iPod，向1000多位代表讲述了我与卡伯顿先生长达8年的合作与友谊。我最后说：“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在此，让我们感谢卡伯顿主席对美国中文教学发展的杰出贡献！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我的真实故事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大家不约而同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有的甚至泪光闪闪。老卡的继任者、CB新掌门人大卫·考勒门（David Coleman）原本不愿讲话，这时竟箭步奔上讲台，动情地表示，决心向卡伯顿一样重视CB与汉办的合作关系，继续当好推动美国中文教学的旗舰。当天深夜，我手机里突然跳出一个来自老卡的邮件，我惊喜不已，赶紧打开来看。内容很短，他说，感谢我在波士顿大会上专门讲到他，自己已回到西弗吉尼亚老宅居住。他会记住，中国人是永远的朋友！

2005年至2016年，是汉语国际推广的黄金10年。其中，美国发展是最快的，曾有110所孔子学院和58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榜居世界之首。全美学中文的各类学生数量由最初的5千人增至40多万人，专职本土中文教师也由原先百余人上升至2千余人。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如果没得到许多像卡伯顿先生这样的美国精英人士主动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盖斯顿·卡伯顿先生是美国中文教学大发展的开路先锋，前马里兰大学校长、现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丹·牟德（Dan Mote）就是美国孔子学院的元老和智库。牟德教授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美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的外方理事，在美国乃至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订以及危机公关等方面积极献计献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2014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15年当选中国国家工程院的外籍院士，2017年荣获CCTV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我与牟德相识并成为知心朋友缘于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2004年底，马里兰大学与当时的国家汉办签署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并挂牌，成为美国第一家。但是，因为办学方向不明，孔院的牌子一直被放在该校华人事务研究所的抽屉里，没有开展活动。2005年3月访问西澳大学后，4月我紧接着造访马里兰大学。当时的想法是，美国是西方国家的领头羊，必须对其进行深入调研摸清情况，争取美方的大力支持，把中外双方共商共建共享孔子学院的方案落到实处。马里兰大学在美排名前100，紧邻华盛顿DC市中心，距白宫和国会山仅半小时车程，如果马大孔子学院干好了，会对全美孔子学院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牟德教授时任马大校长，原定他只见我15分钟。由此我料想到他对我的态度，礼节性而已。还好，之前他委托一位名叫刘全生的美籍华人副校长接待我。刘教授大陆出生台湾长大，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任台湾中央大学校长，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情有独钟。我们相见恨晚，对未来马大孔子学院的发展定位一拍即合，意见完全一致。即，马大与南开大学进行實质性合作，由马大为孔子学院提供办学场地、任命美方院长和专职管理人员，南开大学根据需要派出中方院长和中文教师。孔院不与马大现有中文专业争夺生源，而是面向全校其他文理科学生开中文公共课，同时，积极为当地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并负责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此外，还可发挥地理优势，与邻近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合作举办中国文化学术会议，等等。会谈之后，他陪我去见牟德校长，边走边对我说，请你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讲给校长听，毕竟马大孔院很多事需要他的拍板支持。我点了点头，但内心却犯嘀咕，一刻钟会见时间能说多少话呢？

校长办公室很特别，偌大的房间只摆放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显然是这里的主人不希望访客在此多作停留。三面高墙上挂着几幅巨幅人像油画，但校长办公桌后的一面墙上却只悬挂着宽约一米高约半米的镜框，里面两个中国书法大字非常抢眼：“锯王”。牟德教授见我进来，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来与我握手。他笑容可掬，一望便知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涵养的大学者。落座后，刘教授简短向他汇报我们谈得很好。然后，牟德示意我先说。这时，我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手指墙上的“锯王”匾额问道：“我想先请教校长先生，您的这幅字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得来的？”这一问立刻使现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牟德神采飞扬地给我讲了这幅字的故事。他说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当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系主任，正在办公室静静地工作。突然敲门声响起，一个20多岁的男生探进脑袋问：“打扰您了，我可以和我的父亲一起进来吗？”我很惊讶，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还是同意他们进来了。小伙子说：“我父亲英语说得不好，我想把他介绍给您。”我非常惊讶，说：“请问我认识你的父亲吗？”他说：“不，你们不认识，过去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但是他想送给您一件礼物。”接着就将这幅书法送给了我。原来，他的父亲是位中国教授，多年前在一本专业杂志上看到一篇我的论文，感到很受启发，在以后的工作中应用到很多。如今他的儿子来美国留学，得知我也在这儿，就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亲自写了这幅书法并当面送给我。他们待了大约10分钟就离开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们的姓名和住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见过面。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震撼。从此我越来越关注中国和中国人。我一直在想，一个远隔重洋的中国人偶然读到我的一篇文章，就这样记得我，回馈我，他是接受了怎样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呢？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友善和美妙啊？！从此我将这幅作品装裱成框，当作最心爱的宝贝，无论是在伯克利当副校长还是来马大当校长，我都把它挂在办公室，激励自己要为中国做点事，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做贡献。我于1975年第一次访问上海，是尼克松破冰之旅后，最早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现在马大已经与中国很多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但都限于理工科，人文领域很少。因此，一听说有孔子学院，我就立即响应挂牌了，尽管我还不清楚用这张牌子究竟能做些什么，但孔子是中国人，一定有意义！

我被这个传奇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但一看手表，一刻钟时间已过，就打算起身告辞。这时，牟德连忙说：“呦！真抱歉，时间都让我占了，你还什么都没说呢！这样吧，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我去隔壁会议室有个会见，很快就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

共进午餐时，牟德表示完全赞同我和刘全生教授达成的一致意见，当场任命刘教授兼任马大孔院的院长，并要求说干就干，马上在校内挑选两名合适人选，作为马大孔院的美方专职管理人员，并以马大孔院的旗号，联合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图书馆， 筹备召开一期题为“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学术研讨会。

那天牟德还问我，“汉办计划要在全球开办多少所孔子学院？”我答：“根据各国需求，不限其数。法语联盟已有上千个点了，孔院还差得远呢。”听了我的话，他不无疑惑地说：“这可是一个冒险之旅啊！孔子学院可不比法语联盟，后者是由本国政府出资，在外国独立设置机构，自己聘人，自己做负责人，一切由自己掌控，很容易干成。它更像一个外来访客，而不是所在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孔子学院是与所在国家合作办学，是生长在各国的文化里，所在国要接受它管理它并对它负责，就意味着它已融入了本土文化，成为所在国家的一部分。而各国文化都是不同的，你想过怎样面对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矛盾甚至冲突吗？”我惊叹牟德敏锐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我回答他，“我想中方对孔子学院的定位是以教授中文为主，应该可以自然规避一些可能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当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可能完全绕开，但我相信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和为贵’的核心张力，各国人民会欢迎的。同时，我们也要努力虚心学习借鉴各国先进文化。我愿意接受挑战。”这时，牟德兴奋地说：“这样看来，孔子学院真是个独一无二意义非凡的好项目！让各国人民了解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对于建设健康、繁荣、安全和高度互联的世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孔子学院重任在肩。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你！”

从此，我和牟德在工作上建立了相互信任而且知无不言的合作关系，在事关孔子学院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都会认真倾听他的意见。难能可贵的是，2012年初他卸任马大校长转任美国工程院院长时，特意写信提出请求，希望保留他的孔子学院理事会外方理事职务，以便继续关心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后来有一次，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同志当面邀请他参加工程院的一个专业会议，当时我也在场，他竟然直率地回答，“我需要知道今年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何时召开，我必须优先参加这个大会。”他的话把周济和我逗得开怀大笑。从2005年至2016年的12年间，除每年见面长谈外，我们互通的邮件有200多封，有时他会写长达好几页。我跟他学到不少用多维度去看待、分析、解决跨文化问题的知识和技巧。当然，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论，但这些分歧和争论反而更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深厚友谊。

牟德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将马大孔子学院办成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全美孔院的窗口。牟德一马当先亲自担任马大孔院理事会美方主席，有请必到积极出席孔子学院举办的活动，帮助周围中小学聘请中国教师开设中文课，大胆采用中英文雙语沉浸式教学实验，两种语言教学时间相等，让学生不仅学会中文，还大大提升了美国课程的成绩，因此受到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开设中文课成了当地学校的“抢手货”。实行开门办学，主动邀请美国国务院等政界和商界人士参观访问马大孔院，让美联邦政府和社会各界管中窥豹，进而对全美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有所了解。2014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专程访问马大孔院下设的孔子课堂。高潮时，马大孔院一年的各类中文学生总数曾达3770人，中美专兼职教师和志愿者74人，举办文化交流活动20多场，受众1.8万人。

二是率先提出建立孔子学院总部美国中心。由于贯彻了中外双方共建共管共享的办学总方针，孔子学院在各国广受欢迎，布局规模和学生人数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到2008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在78个国家安家落户，总数超过300家，学员13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2千多人，汉办每年接待外宾数量突涨至3万人，国家汉办全员日日加班加点工作仍应接不暇，仅我本人全年亲自回复的英文邮件就达1500多封。随着孔子学院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反共反华势力的诋毁破坏事件也在攀升。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变化，2009年春，牟德专门致信给我，指出，建议孔院总部考虑在孔院数量较多的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地区中心”。首先应在美国建立。这样做可以分担汉办的管理压力，靠前及时了解答复并解决当地孔院临时急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国主流媒体越来越关注孔院，如，《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要了解孔院，他们应该打电话跟谁联系呢？他们如按照想象打给美国某地的某个中国人，那个人可能对孔院一无所知或缺乏了解，就无法给出正确信息甚至会产生误导。他们一般不会直接联系中国国家汉办的。如果在华盛顿建立地区中心，就可以承担起向美国政界、媒体和各界提供孔院准确信息的职责。

在后来的多次见面和通信中，牟德不斷地强调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对怎样设计美国中心的具体职能、怎样挑选负责人以及依据美国相关法律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汉办十分重视，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和紧张筹备，在其他美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于2013年11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成立仪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教育部长袁贵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斯蒂文·纳普（Steven Knapp）、美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和亚洲协会主席乔赛特·希兰（Josette Sheeran）等共同为中心揭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牟德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政治远见。美国中心运行以来，面向美国国务院、主流媒体及社会各界，为加强中美语言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

三是力主坚持全球孔子学院年度大会机制。从2006年起，孔子学院总部每年12月召开全球孔子学院大会，邀请各国孔院院长和所在大学校长与会。大会主题和分会场议题在当年暑期广泛征求各国孔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之后，汉办于9月发出大会通知，各国孔院11月底提交有关经验交流材料。每年会期三天，其中前后有两场大会交流，中间用两天分别举办校长和院长论坛，论坛实行开放式，与会者可根据自我选择随时调转会场。此外，还同步举办中文教材和图书展。大会受到各国孔院和大学校长的热烈欢迎。牟德盛赞大会是“教育达沃斯”。他曾多次对我说，你想想看，每年都有三天时间，来自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都在说中国文化如何之好，都在交流怎样学好教好中文，这是多少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大好事啊！但曾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每年召开规模如此之大的会议。牟德对此非常着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年度孔子学院大会对于孔院的成功来说是必须的。只有这种每年一次的机制，才能使大家有机会感受机构的整体力量和统一原则，才能将各自的经验和信息比较充分地交流，才有助于思考为什么会与这群有着同样热情和使命的人走到一起。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会，就没有了统一的主线牵引连接彼此。如同任何组织一样，孔院项目有‘文化’也有领导。年度大会便是为所有孔院加强这种文化的。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了组织。”他还当面向刘延东同志陈述自己的上述意见。当听到肯定的答复时，他会心地笑了。

四是重视不同文化差异，促进“跨文化理解与接受”。正如牟德当初的预见，孔子学院在经历了最初10年井喷式发展后，开始从创始期进入成熟期。所谓成熟期的标志有两方面，一方面，各国合作方对自主运行孔子学院积累了一定经验，越来越把孔子学院当做自己的事来办，变成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是客人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差异有一些已经彼此吸引交融，但有些尚没有被相互包容和理解，由此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如何正确对待和审慎处理这些问题，成为全球孔子学院普遍面临的新阶段新挑战。对此，牟德经常当面或书面坦诚而详细地表达他的建设性意见。2015年6月在夏威夷北美和大洋洲孔子学院联席会上，牟德再次强调：“决定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自身如何实现跨文化理解与接受。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第一，兼顾三方利益。孔子学院存在重要的三方，一是孔院自身，二是孔院所在社区，三是中国资助方。必须不断满足三方利益，确保三方共赢，并接受多元文化的理念，这是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二，要坚持孔子学院的初心和使命，即，建立跨文化理解和尊重。孔子学院数量众多，潜力与价值是无限的，孔院本身就是其使命和价值观的鲜活范例。”可以说，牟德的观点集中代表了各国孔子学院的意愿。

（责任编辑：庞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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