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智能时代的德育变革

张峰峰 霍燃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智能时代，数字化、智能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深刻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必然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和表达。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变化，进行德育改革，提高德育的有效性、亲和性和预见性，是新时代德育研究的紧迫课题。2022年4月2日，全国首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国育未来教育科学（深圳）研究院、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计有50余万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从科学技术、教育学、伦理学、哲学等视角进行主题演讲，深入探讨了智能时代下的德育相关问题。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伦理道德变迁

大连理工大学李伦教授指出，科学伦理研究作为伦理学学科、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作为公共话语、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四个面向”表明，科技伦理学具有问题导向、后果导向、理论导向、实践导向、民主导向和权利导向的特征。因此，科技伦理治理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是要加强科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建构成熟的学科范式和理论体系。但当下，尤其是我们正在迈向智能时代，科学伦理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武汉大学李建华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对人文世界产生了一种强力的解构，德育出现了“万人论”的倾向。面对新技术主义的渗透，人们需要诚心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要重新回归伦理问题的真实性，要重新认识伦理智能主义的现代利益。只有守住人的本真性，守住人人世界的亲缘性，守住伦理原则的自然性，才有德育的必要或可能。同时，李建华教授还指出，德育的边界只能在人人世界，在此之外，没有所谓的德育。因此，面向智能时代的德育要做基于人的智能的有血有肉的德育、立足于家庭的有情有义的德育、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有声有色的德育、教孩子学会正确选择的有板有眼的德育。

二、智能时代交往方式、

认知方式的变化与价值观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曹刚教授指出，智能时代可能也意味着“后真相时代”，但“后真相时代”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一是“后真相时代”诉诸于立场、信念、情感比诉诸于真相更能影响公众的舆论和判断力。在这样的时代，舆论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社交媒体里，每个人都在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诉诸于自己的立场和情绪，而没有去表达对真相的一种真实的关切。二是“后真相时代”消解了共识。每个人都抱着基于立场选择的碎片化的事实，执着于由此得来的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冲突就失去了通过理性的对话获得共识的动机和兴趣。三是“后真相时代”流行怀疑主义。“后真相时代”是缺乏信任的时代，比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专家越过专业知识范畴对某些问题发表不当言论从而影响人们对专家的信任。因此，要想走出“后真相时代”，需要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也需要确立一种传播伦理，还需要破除怀疑主义，更需要通过设置程序、制度、道德要求等來确保表述的真相接近客观存在的真相。

华东师范大学高德胜教授则从“图像”的视角论述了智能时代也是“图满天下的时代”。图像作为一种原初性的表达方式，其兴起是一种复古。图像是有欲望的，即图像能吸引观者的眼光，向观者叙说。图像是以接入或者刺入的方式，直接深入人的身心，触及人的情感和灵魂，容易获得人的信任。因此，对图像无动于衷、对图像使用无意识的学校教育的态度需要改变。同时，学校需要培养孩子“可视化素养”，即读懂复杂图像、读出图外之意、进行图像选择、提升用图能力、培养图像伦理意识等。除此之外，人还需要审慎对待图像，更需要发挥图像的教育力量以培养责任感，警惕人被图像“操控”的风险。

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教授认为网络时代是智能时代的表现之一，“网络公民”是现实人在网络社会的虚拟再现，而“网络公民道德”研究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网络公民”这一问题。在网络社会当中，存在着网络公民资格的缺失，具体表现为网络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会被侵犯，同时存在着自我约束的缺失和对他人的责任和公共性的缺失，而人工智能算法的偏见也会导致歧视和不公正。因此，面向智能时代，通过开展公民理性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独立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公共理性，开展公民责任教育以培育学生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就显得很有必要。

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教授认为价值观对于德育是首要的，它是核心，也是起点。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会有时代性的差异，智能时代的好学生在其价值观、思维方式、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其他时代有很大不同，“好人”“好生活”作为每个时代人的价值观的基点也应该成为智能时代德育的根本任务。因此，学校德育首先需要通向智能技术，既要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赋能给学校，又需要智能技术主导下的学校坚持教育性;其次，学校德育也需要通向人文艺术，好学校不能只有科技，还要以人文关怀通向爱、以艺术气息通向美;再次，学校德育还需要通向社区、社会，即德育的场所是学校和社区相互融合的场所;最后，学校德育也应该通向天地自然，将自然的伦理、人文的伦理、社会的伦理和技术的伦理融为一体。

三、智能时代学校德育的新形式、新特点

苏州科技大学金生鈜教授指出，智能时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道德教育问题，即人类能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物种悉数共存，共同为走出“自然熵”“人类世”作出贡献。对此，智能时代需要“赛博格”（Cyborg）观念。一方面，“赛博格”是一个混合体，包含人与动物等其他非人类存在者的结合;另一方面，它其实是指人要突破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的界限，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突破造成物种之间冲突的困境。“赛博格”不仅是主体存在的现实，也是对未来的想象;既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未来。道德教育有必要把人的“赛博格性”作为教育思考的起点，而智能时代的来临，可能使“赛博格”成为一种能力。从人类利益至上的人类发展主义的视角来看，尽管我们是“赛博格”，但若我们总是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就会使“赛博格”成为一种更加自我中心化的功能化状态，从而阉割使人类走出“人类世”的可能。因此，我们需要关心“赛博格”的道德教育，赋予“赛博格”一种与其他生命存在相依协同、共生共存、和美共融的伦理，突破人类生命的中心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唐汉卫教授认为，在智能时代，德育会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对现有伦理秩序的挑战，包括安全、责任、信任、隐私、真相和智能推销带来的歧视等的一般性伦理问题和“自然人”“机器人”“混合人”并存的伦理困局。二是“非人化”的人机交互环境对青少年的道德成长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青少年的道德成长应该基于现实的人际互动、真实的人文文化、社会的生活环境，但是人工智能大面积、全面性的渗透，介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互环境，会让青少年沉溺于不良的智能环境而疏远人类活动。三是人工智能直接介入教育领域，对人的发展进行解码，这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智能时代的德育应致力培养智能时代的“新人”，既要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促进人对智能伦理的认识;又要发展人的道德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还要强化人的道德底线意识，提高公共参与度。

中国人民大学张霄教授从应用伦理学科设立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智能时代的德育新方向。教育伦理学是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德育问题，能够在两个方面为德育作出贡献。一是理智理性的培养。首先，教师应该理解学生的道德心理机制，也就是心理事实层面所发生的事情;其次，德育中情感的激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掌握一套用于道德推理、分析和判断的理论框架;再次，要对学生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

二是实践理性的培养。教育者要在关注信念和信仰的基础上，将价值观教育落实在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当中，同时要注重启发被教育者的自我修炼意识，历练内心的各个方面。

浙江师范大学周跃良教授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科教学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但教师作为道德教育者的角色难以被取代。因此，教师只有凭借德育能力，才能使自己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被机器所取代。当下教师培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只关注教师的师德修养，而很少考虑教师德育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德育能力是指教师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任务而设法促进学生道德和人格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应该属于教师能力结构的一部分，而应该成为教师从业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因此，面向智能时代的未来教师在开展德育工作时，需着重注意“制定德育目标”“识别和創设德育机会”“运用德育方法”“评价学生道德发展”四个关键点。

四、智能时代德育评价的突破与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班建武教授指出，品德评价一直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技术困境，由于品德表现是情境性的、品德存在是发展性的、品德对象是称许性的以及评价主体是主观性的，会导致数据失真;二是伦理困境，包括好品德的伦理争议、品德意义界定的文化差异、品德结构的权重分配等。智能时代的来临给德育带来了技术和教育两方面的突破。一是人工智能可以使数据真实，实现从断点监测到连续监测、从定点监测到全景监测、从主观判断到客观判断;二是人工智能可以确保评价的效果更加实在，使评价常态化、个别化、立体化;三是人工智能下的品德评价在使用时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教师及时、精准地根据现有评价进行教育改进，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制定教育政策，等等。但是智能时代的德育评价也面对着诸多的挑战，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获得的德育评价信息是在算法制造者的伦理取向下进行的，并非完全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在追求道德信息真实性的同时，也会遭遇伦理风险，比如，学生在私人领域的道德表现是否能够采集，或者在知道算法监控的情况下，若每个人都按算法的方式生活，那么其道德的真实性如何评价，等等。因此，为规避智能时代可能对德育评价带来的风险，需要实现算法逻辑和价值逻辑之间的统一，即技术所做的事情需要接受伦理边界的限制，技术的可为应以道德的善为内在规约。

南京师范大学孙彩平教授指出，德育评价面临着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贡献率问题，即学校德育对儿童道德成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少;二是统计概率与儿童道德成长个性化之间的矛盾问题;三是如何平衡和满足德育评价的“三维属性”的要求，即管理角度希望儿童道德的稳定性、安全性，教育角度希望儿童知情意行全面发展，选拔角度希望能区分不同儿童的成长状况;四是德性的综合实践特征不能通过单一要素测量的问题。智能时代数据采集的精准性、全时空性和多元性可以解决德育面临的难题，但同时也会面临如下挑战。一方面，硬件方面还有待完善和成熟，例如智能设备和智慧校园的建设、国家德育数据平台的建设、德育信息分析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建构等;另一方面，包括群育力量衰减、教师成为“教仆”等伦理问题也要引起重视。

五、智能时代的德育实践

国育未来教育科学（深圳）研究院何凯理事长提出，实践德育是破解德育困境、提升德育效果的有效路径之一。智能时代的德育工作，其德育的内容、方式、管理、评价等方面都要紧紧依靠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把实践育人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德育工作当中。对此，国育未来教育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实践探索。一是构建未来教育的实践德育体系。我们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品格为基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持续完善面向未来的实践德育体系，设计实施以实践育人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模式。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未来学校的实验计划，将实践德育作为未来学校实践育人体系的首要构成，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未来实现随时随地无缝对接。二是坚持完善以劳动与综合实践为主要形式的实践德育体系，推动青少年劳动与综合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实践德育的核心阵地。三是不断探索实践德育的数字化构建体系，对德育的内容、教学、评价、管理和空间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浙江师范大学孙炳海教授提出，当下，虽然德育的方法、手段多种多样，但知行分离的现象依旧突出。“具身德育”有助于解决这类问题，因为“具身德育”强调人的全身心投入，主张在实践活动中人既要有身体的投入，也要有心理的卷入。同时，人在参与的过程中要有强烈的情绪体验，也要有激烈的认知冲突，使得人的认知跟之前相比有变化，可能是对立的，也可能是补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神经生物系统在支持他，但同时他也在塑造自身的神经生物系统。如果他塑造不了，那就说明此种德育是无效的。因此，面向智能时代的德育，德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智能化手段为受教育者提供共情性的支持，即德育工作者要给与学生充分的尊重、温暖、真诚，只有这样做，学生才有可能真情投入，在亲身体验和认知冲突的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其大脑神经系统或者说他的“道德脑”才能够建立起来。

【张峰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霍燃，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赵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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