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古建筑与宗教、民俗关系研究
马建飞 刘岩
摘 要：从远古时期开始，泰山一带就已经是人类频繁活动的重要区域。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信仰。文章结合泰山古建筑，对泰山古建筑与宗教、民俗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泰山;古建筑;宗教民俗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7.033
泰山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古人以东方为始、为长、为生，故泰山有“五岳之长”“五岳独宗”的美誉。众多的考古发现早已证明了远古时期泰山一带已经是人类频繁活动的重要地域。从远古时代帝王封禅的传说，到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封禅，再到后来道教产生后泰山的神话传说，泰山从封禅祭祀逐渐到民间的祈福纳祥，历经数千年之演进，形成了泰山独特的文化信仰。泰山古建筑作为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体现了从上古时期望祀燎祭到封建帝王登封祭天，从原始宗教信仰到平民百姓求神祈福、朝拜祭祀的历史，对研究泰山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这些建筑历史悠久、类型丰富，犹如历史的化石，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宗教和民俗的特点。通过这些古建筑，可以了解古人的思想和文化，从而对今后泰山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发展规划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对大山的崇拜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历史渊源，比如古希腊人认为奥林匹斯山是诸神所在的圣地，我国古代的昆仑山也被古人认为是一座众神居住的神山，这些建筑起初表现为祭祀的场所，如祭坛、祭台，随着人类对偶像崇拜的进一步升华和建筑能力的提高，便演变成了神的住所，因此，高山古建筑多与宗教及祈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我国的高山建筑大部分是道教及佛教的宫观、庙宇。而纵观泰山的历代建筑，始终都是围绕着朝天与升仙这一主题展开的。
1 汉明堂
泰山神祠始建于何时？现存最早历史记载的宫观建筑是泰山脚下的明堂。《史记·封禅书》记载：“天子（汉武帝）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在司马迁眼里这就是“古时”的明堂。到底古到何时不得而知。不过在后世记载中，一般认为是周代的明堂。明《岱史》卷八云：“周明堂，在岳之东北，山谷联属四十里，遗址今尚存。”金代党怀英在《谷山寺记》碑中也曾提及此遗址。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也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故常与清庙、太庙、太室等相提并论。汉武帝曾在此明堂祭祠天帝，可惜所谓周代明堂的形制已无从考证。同样是明堂，有较详记载的则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汶上明堂。《史记·封禅书》记：“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国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这是关于泰山汉明堂的明确记载。
2 岱庙
明堂作为泰山最早的灵宇祠所，承载了早期帝王封禅祭祀的职能，但随着历史的进程，建筑早已不复存在。而岱庙（图1）作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泰山古建筑群则有幸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岱廟被认为是泰山神灵赖以栖身的地方，是人们祭拜神灵、与神沟通的场所。
岱庙内供奉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关于其身世众说纷纭，有太昊说、金虹氏说等。在我国传统汉族神话中，青帝太昊掌管泰山，故青帝又被称为“东帝”。在汉族民间传说中，东岳大帝掌管世间万物的出生大权。作为泰山化身的泰山神，是历代帝王治理天下、受命于天的保护神，逐渐成为汉族民间宗教信仰之一。因此，历代帝王以建筑的最高规格来营造泰山神祠，可以说泰山神是帝王化的神，岱庙则是皇宫威仪化的庙。
岱庙始建于何时，学术界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岱庙始建于秦汉，主要的依据是现置于岱庙天贶西南的《大宋天贶殿碑铭》，其中有“讨论前载，追求遗范，景下烛，秦既作时，珍瑞云获，汉亦起宫，其后因轨迹而增崇，建名称而不朽者，非可以悉数也”的记载。碑中明显指出岱庙“秦既作时”“汉亦起宫”。另外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引《从征记》记载泰山上、中、下三庙（下庙一般是指岱庙），其下庙中有“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帝植也”作为旁证。因此岱庙始建于汉代之说，似已成定论。但在近年的泰山研究中有人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碑中所说的“宫”是武帝时所建的汶上明堂宫，而所谓的“时”，从史实看秦并未有在秦代作“时”的记载。此外，在这一争论中，还有人指出岱庙的主体建筑“天贶殿”原来并不叫“天贶殿”，不过是宋真宗时在泰山别处所建殿宇的名称，只是到了民国初年，后人张冠李戴悬挂到了大殿上去。
另一种说法认为岱庙始创于唐代，自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时才开始立庙，而宋真宗加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后庙堂才开始崇丽。清人金棨在《泰山志》中引《旧州志》就称：“庙创始于唐，恢拓于宋，重修于金、元、明。”然而，早在隋代以前，史志中就明确记载有泰山神庙了。《隋书·礼仪志》：隋文帝“（开皇）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于庭”。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注博县有泰山庙。因此，岱庙始于唐代之说与史书记载不一致。
岱庙主体建筑天贶殿采用九五之制的庑殿顶建筑形式。所谓九五之制，就是大殿开间为九、进深为五的形制。《周易·乾》中有“九五，飞龙在天”之说。孔颖达疏其卦曰：“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世均用“九五”尊称帝位。以这两个数组合的大殿在古建筑中是很少见的。故宫明代的奉天殿（奉天殿在清康熙年间重修太和殿时改为面十一间，进深仍为五间），长陵棱恩殿、太庙正殿才是九五之尊的大殿。建极殿、奉先殿虽然面九间，但进深未达五间。此外乾隆为做太上皇，他营建的皇极殿也采用九五之制，是因太上皇的宫殿不能低于皇帝的金銮殿。所谓庑殿顶，即殿顶前后左右四面都有斜坡，前后坡相交于正脊，左右两坡同前后坡相交成四垂脊，具有四坡五脊的特征，又称为“四阿五脊殿”。这种屋丁一直到清代仍为建筑中最高等级的屋顶，只有宫殿正殿才能使用，故宫明建太和殿用的就是庑殿顶。作为东岳大帝的居所—岱庙天贶殿用九五之制及庑殿顶都是中国历代最高形制的建筑，这符合五岳独尊之神的身份而名正言顺的东岳大帝这种独尊于天下的威势，正是传统礼制的结果。再有，岱庙继承了前为朝堂后为寝宫的制度，这又称为前堂后寝。在《考工记》中，宫城内的规制就是按前堂后寝规划的。这个制度源远流长，是传统宫城设计的重要制度。明朝营建北京，就继承了这种传统格局。
此外，在岱庙这一建筑群中，建筑的命名、色彩的运用等都表现出对传统礼制的标榜。其主体建筑天贶殿又称“仁安殿”，就体现了营造者尊崇儒学、提倡仁德的用心。红墙黄瓦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是权力的象征，尤其是金黄色，几乎成为皇家宫殿、陵寝的专用色，象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岱庙中轴线上的建筑，都是覆以黄色琉璃瓦，墙面涂以红色，显示出东岳神宫至尊的地位。
综上所述，由于泰山的影响，在政治上超过了任何一座山岳，道教创造神时，也将泰山神拉到了道教诸神的行列。岱庙也成为道教的庙宇。尽管泰山未被列入道教所谓的十大天（仅为三十六小洞天之一），泰山神的地位在道教中也远不及至尊的三清，仅仅是一个主司地狱阴魂之神。然而，泰山神的宫殿却是道教诸神中任何神祇的宫殿无法比拟的。在道教建筑中，北京的白云观、江西贵溪的上清被认为是历史上道教建筑规格最高、最大的宫观，但与岱庙的形制相比却相差甚远。
3 碧霞祠
在泰山除岱庙外就数碧霞元君的宫宇最显赫了。它也建有上、中、下三庙，上庙碧霞灵应宫（清后称碧霞祠）在历代都曾得到维修，是三庙中保存较为完好的神祠。《岱史》卷九记载：“碧霞灵应宫，在岳绝顶西南下三里许，旧名昭真观。宋真宗东封时所建。”
从营造时间上说，碧霞灵应宫时间较晚，但其影响不亚于东岳庙，在民间尤盛。宋真宗东封时在玉女池旁发现玉女像，即建昭真祠，金称“昭真观”，明代易名为“碧霞灵应宫”，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这一高山建筑群选址精妙、营建坚固。《岱史》卷九称：“其形胜袁拱，宫东，南则五花崖，东北迤西则岳顶。磨崖、日观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屏宸，前若双阙。由宫门西下石磴三丈许，南俯悬崖，下视城郭若畦圃。自城郭望之，则崖峰森蔽，不见宫宇，此盖造化灵区，真天奇云。”碧霞宫位于岱顶，东有大观峰，北有玉皇顶，东南有日观峰，西通天街，南临断崖，在整体环境之中，显现出“藏而不露”的特点。从天街而来，还需攀登“三丈许”的台阶，碧霞祠的神门才能进入，“升仙”的氛围在此油然而生，容易有一种身临“仙境”的感受。神门内北侧台基上的碧霞祠山门把整个空间划分为两部分：一边是云烟缭绕的仙家净地，一边是熙熙攘的朝山游人，宛如仙境与凡世、天上与人间的交融处。如从天街向南望去，缥缈云海间，宫宇藏秀于崖峰之中。在岱顶之上向下俯视，雾起云涌，宛如一派“仙人琼阁”的壮丽景象。
元君中庙位于天阶坊之北，创造年代无考，明天启六年（1626）僧兴旺拓建。元君下庙位于社首山之东，谓之灵应宫。《泰山道里记》云：“庙创无考，万历三十九年奉敕拓建。”其制也颇具规模：“前后殿庑回廊周密，中为崇台。”台上为铜亭，即万历时钦造的所谓“金阙”，原在岱顶的上庙碧霞灵应宫内，嗣后移至遥参亭，清中叶又置于今岱庙内。
以上我们仅是对直接有关泰山崇拜而建筑的庙宇宫观择其要者做了扼要介绍，有的则因建筑时间尚晚或影响不大而未谈及。至于在全国各地（主要是汉民族地区）所祭祀的神，在泰山几乎都能找到神祠，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这些神祠有的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荡然无存，但唯独与泰山崇拜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神祠庙宇始终长盛不衰，显示出泰山独特的宗教体系和地方特点。
4 泰山佛陀建筑
佛教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在我国原有的宗教信仰基础上消化、吸收本土传统文化的诸多成分，慢慢发展起来。而我国古人最早也是先将佛教作为一种方术来接受的。
纵观泰山佛教建筑在泰山一带的分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部分佛寺选择建在泰山之侧或泰山之阴。
朗公寺是第一座泰山佛寺，建在泰山西北麓的琨谷。《魏书·释老志》云：“帝（魏太祖）好黃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瑞）谷。”既然僧朗是隐于山中的，也就不便在山之正阳。营造后来寺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也是在他的琨谷。朗公寺在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中遭破坏，又在隋唐之际兴盛起来，后来也屡有衰弱，但香火却持续到明、清之际。灵岩寺在唐代时曾被称为“域中四绝”，也是建在泰山西北麓。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法定禅师于灵岩山之阳建灵岩寺，唐宋时发展到鼎盛时期。还有北魏时所建的谷山玉泉寺，香火也很兴盛。佛寺在清代还屡有兴修。朗公寺、玉泉寺、灵岩寺均在泰山西、北两侧，泰山之阴成为佛教最兴盛的地区，对后来的佛寺选址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对应的泰山东南也是佛教在泰山的兴盛地，北齐的四禅寺、北魏的光华寺、大云禅寺等，都是这一地区佛寺建筑的代表。
泰山佛教在唐宋之际尤为兴盛。泰山之阳也建有两座佛寺：一是竹林寺，二是普照寺。竹林寺位于泰山西溪的百丈崖之北。据《岱览》卷十五载元代王旭《竹林寺》诗记：“石径俯云壑，竹林开幽境，寺古僧徒稀，山深岚气冷。”诗中道出了竹林寺周边的地理特征，但遗憾的是该寺院在清代时就已荡然无遗。普照寺建于泰山凌汉峰下。《泰山道里记》载：“峰南有岭振，峪日黑虎，水南流汇为新泉。西折过子午桥而注，中为普照寺。”两处寺院的选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隐。竹林寺因“山深”而境幽，普照寺也因藏于山怀之中而不露踪影，都偏离登山主盘道。
泰山的佛寺建筑或建于泰山之侧，或建于泰山之阴，全都择隐而筑，均未在泰山之阳的重要位置立寺。究其缘由，是因为泰山终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历史文化名山，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其他文化无法比拟的。几千年来，其中华文化主流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佛教，作为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外来文化，虽然在此扎根立足，却没有能力控制泰山。即使是在佛教的兴盛时期，也是附丽于泰山，不能自成其主。在这种背景下，佛教自是不能占据泰山主体部位的。尽管也做过努力，但都以失利而告终。红门、斗母宫是佛道斗争的缩影，佛门不得不退让，让佛、神共存。因此，从本质上讲也失去了严格的宗教意义，算不上什么佛家门第了。而岱顶舍身崖下的佛龛造像，也能显示出佛教“占山为王”的用心，但最后也只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我国的宗教建筑向来是以人的尺度来营建。“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连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①这一特性同样也影响着外来文化的建筑。泰山的佛陀建筑就典型地显示出这一点。
5 结语
大山崇拜是我国古代普遍存在的宗教文化现象。但像泰山那样作为神山、圣山而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和膜拜且时间延续上千年实不多见。尽管历代在泰山建了数不清的宗教建筑，很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唯独与泰山崇拜直接发生关系的建筑，始终长盛不衰，显示出泰山独特的宗教体系和地方特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曾发生过无数次变化，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却延续保留下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宗法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教布政、君权神授、祭天行孝、以德配天等，成了一种不可能改变的礼制模式。原始的自然崇拜、历代帝王的封禅告祭，让泰山宗教及其建筑以独有的历史文化形态，在我国宗教、建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注释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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