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怎样重新走向全国政治舞台

刘志平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在红区的力量损失90%，在白区的力量损失几近100%。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被迫放弃中央苏区，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但斗转星移，到抗战时期中共又重新走向全国政治舞台，这一历史转圜是怎样实现的？

党重新走向

全国政治舞台的提出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确定了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此，“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必须大数量的（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到各阶层群众中去开展活动，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行，争取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一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明确提出了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的要求，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和对日抗战的需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倡导的国共合作抗战的政策。2月22日，周恩来根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已有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主张的表示，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5月2日至14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5月8日，毛泽东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着重阐述了包括党的干部在内的几个问题，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组织必须扩大和巩固的方针，再次指出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完成新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共所担负的神圣任务。

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制定了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及与其相关的各项原则和政策。会议指出，全民族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国共两党一开始就存在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和斗争。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实行全民族抗战路线，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必须靠共产党坚强的组织力量和正确的政策策略，使中共成为能肩负起全民族抗战领导重任的伟大的群众性革命政党。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由于存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挫折、退却、分化、叛变、妥协等不利情况，但是只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全国范围的中共组织力量的微弱，是中共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加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为使中共能在抗战中起决定作用，中共要发展和巩固自己，争取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可能“下山”，并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和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以使中共“从苏区与紅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洛川会议前后，中共中央一直将党向全国发展成为伟大的群众的党，视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台柱子”和对全国各革命阶级实现政治领导的必备条件，视为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成为人民胜利的组织保证，并将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确定下来，力求实现。

南方各省党组织的

恢复和重建

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要靠党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但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中共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南方各小块红军游击根据地，各省仅有少量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省级以下各级组织并未普遍建立，许多省的省一级组织也尚未健全统一。在南方国统区，除少数地方零星的党员、少量红军及游击队中的党员保持组织关系坚持活动外，其他全数遭到破坏，损失殆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区原有的党组织在新四军组编时，有大批党员随部队集中到抗日前线，这些地方的中共组织力量进一步减弱。

普遍建立、健全和加强各省各级党组织，发展党的力量，扩大政治影响，从而提高党在全国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使党成为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成为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35年至1936年，中共上海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曾先后派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四川、湖南、云南、香港等地，着手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还陆续派干部到南方建立中共中央办事处和红军办事处。

通过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的政治犯，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钱瑛、刘晓、袁超俊等许多干部留在南方，充实了党在南方的干部力量。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领导长江沿岸各省党的工作。此后，长江沿岸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派干部在南方大部分省市着手重建党的组织。

此外，指示坚持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下山”，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使之成为实现党由苏区和红军走向全国、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戰略支点。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曾致电中央，请求向南方各省增派干部，建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派一批干部回南方原籍工作。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先后调派四川籍学员程子健、杨德基（杨述）、郑伯克等回川工作;调派党务、军事、工运、青年、妇女工作干部赴其他各省，如张越霞到广东，危拱之、彭雪枫、陈少敏、谢邦治等到河南，曹云露、张如屏、张劲夫、谭光廷等到安徽，高文华、郭光洲、欧阳奔程（欧阳方）等到湖南，何伟、方毅等到湖北，戴季英到鄂豫皖边区等，大大增强了南方各地中共省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初步奠定了南方各省中共组织的干部基础。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逐步兴起，建立起一批抗日救亡组织。特别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威信得以提高，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这为恢复和重建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党的组织在南方各省迅速恢复和重建，在没有省级组织的地方恢复、重建省级组织，在已经建立省级组织的地方健全省级组织内部机构，发展省以下各级组织。同时，向领导力量不够充实的地方调派干部，增加领导骨干。

1937年9月至年底，在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及后来的长江局领导下，中共河南省委、浙江临时工委、南京市委、江苏省委、湖北省工委（省临委）、南方工委、皖中工委、四川省工委、湖南特委相继成立。1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1938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8月，中共云南省特委成立，9月，平津唐点线工委成立。这些省的省级以下组织，或按系统建立党委及基层组织，或按区划建立特委和县市级领导机关及其基层组织，恢复了一批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南方国统区的中共党员，有的省由原来的几十人增至上百人，有的省增至几百人或上千人，加上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中共党员，总计约有两三千人。

1938年3月，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地）十百倍的（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议，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1938年9月，南方国统区党员已发展到6.7万多人（不包括军队中的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25万）的27%，占1938年3月以后全国发展党员数（15万）的近一半。到1939年4月，南方局领导的党组织，党员发展到8万多人。其中，川康4000人，川东3500人，闽北500人，广西400人，湖南6000人，广东6000人，湘鄂西1500人，江西18000人，浙江15000人，上海1500人，闽粤边10000人，苏南900人，皖南2700人，闽赣1300人，福建2000人，新四军8000人，云南190人（1939年4月数，报告缺）。

随着党员的大量增加，各省建立了相当数量的中心县委和县委一级组织，一些区、乡、镇和工厂、学校还建立了支部。这为实施中共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大力培训军政干部

南方各省在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后，急需大批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深入群众艰苦奋斗的军政干部。

1937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抗大为南方各省训练干部，要求南方各省选送学员，学员毕业后仍回原地工作。

1938年1月，抗大、陕北公学面向南方各省招生，要求吃苦耐劳，身体强健;18岁至35岁;高中文化程度（工农成分例外）;路费行李自备。招生委员会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于八路军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踊跃报名的人络绎不绝。因招生名额有限，周恩来常常亲自出面做工作。在他推心置腹的释疑解难和热情鼓励下，许多青年学生愉快地由武汉奔赴南昌，参加新四军。

不久，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南方干部培养，使更多青年受到党的教育，决定大量招收南方学生北上延安入学，并规定不举行考试，不要介绍信，“凡纯洁能吃苦耐劳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自动北来入学”，“来时可三四人或七八人十余人一组”。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地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向有志北上的学生“告以保障入学，来此不拒，一律收容，学习时间三个月至六个月，毕业后工作可自由选择，愿回家工作者，路费酌由学校发给”。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又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党的负责人，称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6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延安和其他地方培训机构，为南方培养了大批干部，中共中央陆续将他们调派南下。1938年3月，山西临汾学兵结业后，朱洪山、邵明、金如山、傅志评等80余人由陈克寒带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配工作。6月，120名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生随战地服务团赴汉再行分配。同月，300余名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生前往鲁苏皖敌后担任民运工作。8月9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抗大180名学生于当日由延安启程来武汉，其中88人去河南，30人去彭雪枫处。同月24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抗大第三大队学生学习完毕，愿意回本省工作者49名，愿分配友军及地方工作者45名，均由西安、武汉分配工作。

在抗大、陜北公学为南方各省训练干部的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长江局就地加强干部培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南方各省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大力培训政治、军事干部。1937年10月，在董必武的直接指导下，在湖北黄安七里坪举办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干部训练班，主要培训红军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中共湖北省工委从武汉介绍来的进步学生。同年12月，为培训抗日军政干部，董必武通过统战关系，在湖北成立应城汤池训练班。1938年2月，彭雪枫受长江局委派到达河南竹沟，筹建并开办竹沟军政教导大队。这三地先后培训军政干部4050名。

1937年底至1938年，安徽、江苏、河南、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均独立自主或通过统战关系、群众团体开办了各类训练班，大力培训中共党员和青年干部。1937年底至次年秋，南方各地中共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开办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的训练班。据不完全统计，培训政治军事干部万名以上。

这些训练班由南方各地党组织直接主持举办，或派中共党员参与领导。从学员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通过他们到各地开展工作。这不仅为长江南北党组织的发展、新四军的壮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群众运动的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开展，培养了不可或缺的骨干，而且不少训练班还直接成为党掌握的抗日游击武装力量，对于中共争取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权、争取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38年4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救亡干部训练问题》，指出：“为了执行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国策，需要无数勇敢的坚强的干部，去进行全国动员的工作。无论是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推进，壮丁的训练，游击运动的发动，新的野战军的建立，或者是各地方吏治的刷新，贪污的铲除，人民疾苦的改善，或者是民众广泛的宣传与组织，汉奸敌探的肃清，后方的巩固，民众对于抗敌将士各方面的协助，或者是国防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抗战军事工业的建立，这一切工作都是需要干部来执行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鉴于抗战进入新阶段和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继续领导长江沿岸国统区党的工作。南方局成立后，在长江局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此时，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共关系逆转，党的组织建设从大发展转向整顿和巩固。至此，党从组织上实现了从苏区和红军的党到走向全国，重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目标。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坚持抗战、相忍为国，在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彰显和扩大。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进而标志着中共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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