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组建前的那些政治闹剧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过程中，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纷纷将金钱作为筹码，一掷千金，互相收买，上演了一幕幕可憎可笑的闹剧。
国民政府临时抱佛脚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然后企图建立傀儡政权，以此愚弄国际舆论，达到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经过权衡，他们选中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1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土肥原来到天津，游说溥仪。
土肥原一到天津，国民党就掌握了他的行踪，得知其与溥仪会面，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溥仪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与国民党的关系十分紧张。得知土肥原面见溥仪，蒋介石立即派人前去面洽，以金钱为诱饵，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
11月4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来到天津静园，向溥仪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条件：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之前的“优待条件”，支付优待费，并提出了两个支付方案：或者一次性“买断”——付给一笔整数;或者按月支付。如果选择前者，请溥仪开价，以便商酌;如果选择后者，国民政府将每月支付2万元，交换条件是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并移居上海或国外。俗话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国民党此举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勾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溥仪严词拒绝了国民党开出的条件。
高友唐走后，日军随即在天津租界戒严。11月10日傍晚，溥仪乔装改扮，在日本军人护卫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走上了一条通敌叛国的不归路。
有人送钱要当“总理”
溥仪是孤身前往的，随身携带了手枪和一些体积不大的珍玩，还没抵达东北，手枪就送给了同船的日本浪人，珍玩也让船长拿去“代为保管”。所以，当溥仪在营口港上岸的时候，用“身无长物”来形容，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几天后，溥仪的随从自天津赶来，由于经济状况不佳，除带来了衣物用品外，并没有带来多少现金。溥仪先住在汤岗子，后移居旅顺，一行人的吃、住、行均由关东军负责，生活没有问题，但对习惯于一掷千金的溥仪来说，还是感觉不便。
窘迫的日子没过多久，熙洽就给溥仪送来了大笔的现金。熙洽，出生在沈阳，先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弟弟，清末官派到日本留学，回国服务于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前，任驻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事变发生后，由于吉林军政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群龙无首，熙洽自作主张，投降日军，宣布吉林“独立”，并谋求清朝“复辟”。熙洽向溥仪送钱，有着现实的利益诉求。此时，关东军密谋建立傀儡政权，“元首”当然非溥仪莫属，但“总理”一职尚无着落，熙洽觊觎的就是这个位置。
熙洽送了多少钱呢？《郑孝胥日记》（郑孝胥后来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记载，熙洽于1931年11月26日、12月15日和1932年1月22日三次给溥仪送钱，分别是3万元、2万元、8万元。
但熙洽到溥仪这里花钱买官，纯属“烧香找错了庙门”。溥仪仅是关东军手中的招牌而已，日本人表面对他还算客气，背地里根本不拿他当回事，至于“总理”人选，也从未征求过溥仪的意见。熙洽最终没能当上“总理”，但他也不太心疼巨款打了水漂，反正是公款，不是自掏腰包。
溥仪掏钱收买日军
溥仪手里有了巨款，在尽情购物的同时，还有他的打算，不知是身边“智囊”的建议，还是溥仪自己的“觉悟”，他指示拿出一部分钱向关东军行贿。
据《郑孝胥日记》（1931年11月26日）记载，罗振玉（清朝遗老，后在伪满任职）从沈阳回到旅顺，说熙洽给溥仪3万元，溥仪让拿出其中的2万元去犒赏关东军，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推辞说，“皇帝”也不富裕，哪好意思花“皇帝”的钱，于是就把这笔钱带回来了，交给“皇帝”。
溥仪行贿本庄繁，目的有二：一则显示高高在上的派头，以“皇帝”身份“犒赏”一下关东军;二则希望本庄繁收钱后能为己所用。本庄繁虽然谢绝了溥仪的贿款，并不表明日本人个个清廉。仅据《郑孝胥日记》记载，驻天津日军的汉语翻译吉田忠太郎收了溥仪的3000元，吉田的老婆收了400元;驻旅顺的日本官员、宪兵以及后来成为溥仪亲信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都得了不少好处。
溥仪出手豪奢，但也有吝啬的时候。他潜往东北，是秘密动身，甚至保密到连皇后婉容都不知道的程度。婉容随后由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送来旅顺，执行任务的日本宪兵不让婉容进见，婉容大哭大闹，川岛芳子一筹莫展，转求工藤铁三郎去劝溥仪掏钱贿赂宪兵。溥仪对婉容唯恐避之不及，哪里愿意“烧香引鬼”？工藤不明真相，苦苦相劝。溥仪无奈，勉强拿出一点钱来，可能是力度不够，日本宪兵收钱后只同意夫妻团聚一个晚上。婉容认为一晚不够，又大闹了起来，但溥仪不再掏钱，川岛芳子和工藤铁三郎也束手无策。
溥仪签字画押
溥仪在旅顺度日如年之际，关东军正紧张地忙于伪满洲国的“筹建”。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来到旅顺，向溥仪通报了日方的初步意见，建立“满蒙自由国”，或名为“满蒙共和国”，推举溥仪任“大总统”，任期7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改“总统”为“皇帝”。溥仪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坚持要“复辟清朝”，反对取消“皇帝”称号。板垣征四郎反唇相讥，双方争执激烈。会谈后，溥仪宴请板垣征四郎，并赠送了古董珍玩，这无疑是为了争取回旋的余地，满足自己当“皇帝”的夙愿。板垣征四郎换了一副面孔，收下礼物，表达了谢意。
板垣收礼后也作了疏通，最后关东军为了照顾溥仪的情绪，决定“国号”中不出现“自由”“共和”之类的字眼，使用较为笼统的“满洲国”称谓，另外，元首也不叫“大总统”，改称“执政”。
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再次前来旅顺，面见溥仪，通报了这些决定，还讲了“满洲国”的人事安排，将来“日满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都”“国旗”“年号”等。溥仪仍坚持不接受“执政”头衔，要求实行“帝制”。板垣征四郎退下后，脸色阴郁。
第二天，板垣征四郎找来了郑孝胥和罗振玉，让他们向溥仪转达这样一句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 听了郑孝胥转达的板垣征四郎的恫吓，溥仪瘫倒在沙发上，他终于明白了，若不答应关东军的条件，被日本人炸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是前车之鉴，想到这里，只能垂头丧气地表示了屈服。
1932年3月6日，溥仪在关东军安排下离开了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旅顺，乘火车前往长春出任伪职。途中，板垣征四郎拿来了一个简短的文件，请溥仪照抄一遍。文件的内容是将“满洲国”的治安、“国防”委托给日本并负担相关费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担任官吏，具体人选由关东军指定;“日满”之间要订立正式的盟约等。
其实，溥仪已是笼中之鸟，但关东军依然不放心，一定要他留下字据。溥仪踌躇了一会儿，让郑孝胥执笔，写好后，自己签字盖章，然后交给板垣。这时，“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日军士兵拎来了一个沉重的皮箱，放到溥仪面前。板垣说，这是关东军的一点心意，一共20万日元。这20万日元就是溥仪卖国的第一笔收入。
（摘自《同舟共進》喻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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