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从工科强校到综合性大学的突围

霍思伊

东南大学标志性建筑——大礼堂。图/视觉中国

从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南门进入，眼前是开阔的中央大道，道路两旁都是梧桐，夏天时枝叶茂盛，路尽头是学校的大礼堂。

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正面排列着古希腊爱奥尼克式列柱和三角顶，巨大的铜绿色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930年，大礼堂动工，初由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筹款兴建。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第一次國民会议在此召开，堂内三层，可容2700余人。

大礼堂西侧的体育馆，建于1923年国立东南大学时期。泰戈尔曾到此演讲，轰动一时。作为全国第二所国立大学，时人皆知“北有北大，南有东大”，两校校长蔡元培和郭秉文，一个破旧立新，一个力求平衡。再往西，树木掩映之下，是以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之号命名的梅庵，源头是张之洞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再到南京工学院、如今的东南大学，120年历史在这里积淀、延伸。东大百廿，十易校名，从全国学科最齐全的现代化大学一度变为一所工科院校，又在历史的转向中，向着全面综合性大学努力转型。

建校50年后，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东南大学历史的分岔口。

在聚焦经济建设、振兴本国工业的背景下，1952年5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大幕拉开，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调整后的大学主要有三种形态：文理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多科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综合性大学。

院系调整前，这所全国系科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设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43个系科。调整后，学校分为多校，即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成为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开枝散叶最多的大学。留在三江师范学堂四牌楼办学原址的就是东南大学。

这轮调整中，学校规模最大的工学院留在原址，以工科为主体并入了金陵大学电机、化工系和江南大学机械、电机、食品工业系，以及武大、浙大、复旦、厦大等校多个不同工科专业。学校改名为南京工学院（下简称“南工”），这就是东南大学著名的“南工时代”。这一校名使用长达36年。

至1953年底，调整后的全国高等学校共182所，工业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1952年时，工科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比例已由1946年的18.9%升至35.4%，为各科之首。到1957年，全国高校共设置专业323种，工科占57%，彻底改变了此前偏文法、轻理工的学科结构。

当时，南京工学院共设置建筑学、机械工程等7个系，10个本科专业和10个专科专业。上世纪80年代，本科毕业于南工计算机系、如今担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左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和当时绝大多数工业学院是单科性专门学院不同，南工的系科设置实际上是一个“工科小综合”。院系调整时，教育部在华东、华南、华中和东北共设置了“四大工学院”，分别为南工、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和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1964年，“四大工学院”同时进入“文革”前的66所全国重点高校建设名单。这一特殊属性对于日后四所高校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实际上，自东南大学诞生伊始，就有着良好的工科基因。1915年，在张之洞创办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旧址之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简称“南高”）成立。虽是师范，却先后增设农业、工业、商业专科。高等师范学校内提倡实科教育，开全国风气之先。

1921年6月6日，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留美归来的著名教育学家郭秉文任首任校长。郭秉文是近代第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的中国人，曾师从杜威和孟禄。郭秉文认为大学要面向实际，服务社会，于是将商科设在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使学科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他还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平衡。因此，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展理科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工科、农科等应用学科。

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偏重人文和自然科学，也就是“学”，而工、农、医等应用科学为“术”，是高等专门学校要承担的教育使命。蔡即以此改造北大，郭则以美国实用主义理念建设东大。郭秉文任校长十年，共发展出6科31系。1920年代，郭秉文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请来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至国立东南大学担任首届工科主任。在茅以升、杨杏佛等人联名提议下，国立东南大学在原有机械工程系基础上，又增设了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这三个系相继衍生出多个学科，至今仍是东南大学的主干系科。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7年6月，将东南大学和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其他八所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工学院就是全校规模最大学院，扩展到土木、机械、电机、建筑、化工、航空和水利七系。

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中央大学。

南京工学院。

东南大学。

先天积淀和院系调整给南工带来了丰厚的“家底”。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高教部对教授的首次评级中，南工20位学者被评为一、二级教授，几乎和清华大学相当。相比之下，大多数工科院校，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评上的老师都是个位数。

如硬币两面，在国内，一方面，这一效仿苏联的院系调整有助于实现工业人才的快速培养;但一方面，由于从系科和专业设置，到大纲、教材使用，全面效仿苏联，容易培养出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文中指出，与欧美大学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院系调整后初期，过窄专业口径和分工过细的专业教育，使南工出现了学生排课过满、课业负担过重、考试门类过多等现象。

南工教师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予以调整。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空气中，南工学院的教授——中国热工自动化学科奠基人钱钟韩、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吴大榕等都曾建言：专业课程中以过多的篇幅介绍各种各样的产品和设备，这些零星的知识，学生只要翻翻手册和产品目录就可找到。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重在指导学生掌握治学、自学之道。当年，学校经过充分讨论，整理出的《关于当前高等工业教育中的问题和改进意见》提到，大多数专门化课程都可以取消，要允许教师对教学大纲灵活运用和适当修改。

无线电系的陈章、钱凤章等教授也强烈主张，无线电专业要大力加强无线电的各门技术基础课。无线电系在苏联教学计划之外，另外拟订了一个以学科为主的新教案，不再以“设备为纲”，注重加强基础和拓宽专业面。

1956年8月，南工召开第一次全院党员大会，首任院长汪海粟提出要“密切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同时也要吸收旧中国高等教育和英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长处，独立思考”。同时，教务部还搜集了民国时期和欧美等国高校的课程表，印发各系参考。可惜的是，探索刚起步，等到了1957年，就因政治运动而被中断。

在“学习不学习苏联，是政治立场问题”的年代，南工教授提出要结合实际，对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的关系有清醒的反思，这与它几十年的历史传承有关。

早在国立东南大学时期，郭秉文就提出通才与专才要平衡。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略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略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是治学治事的核心，“平乃能和，和乃能进”，东南大学的校训至今仍是“止于至善”。

而且，郭秉文很早就有跨学科培养的意识，不仅允许学生跨系科选课，还力求实现达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平衡，比如，他要求心理系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当时，东大是近代最大的民間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创社社长任鸿隽、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杨杏佛、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物理学奠基人胡刚复、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等都在此任教。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大以科学名世，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与北大“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稳健务实和自由激进的两种学风，在那个新旧碰撞最激烈的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经过一代代传承衍生出的“东大学风”，绵延影响至20世纪50年代，为其日后的转身，指明了道路。

自20世纪50年代起，南工建筑系实力处于第一梯队，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天津大学并称“四大”。这一地位一直延续至今。1950年代，中国“建筑四杰”中，除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外，杨廷宝、刘敦桢和童寯三人都在南工。

长期研究建筑史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单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四大”建筑院校的风格各有不同。清华建筑系很早开始吸收现代主义风格“包豪斯”（Bauhaus），曾将建筑系更名叫“营建系”，以“体形环境”理念为核心。同济大学建筑系是“万国风”，其主体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各校合并而来，所以来源多元，有德国、奥地利等多种体系。东大和天大风格接近，东大格外重视基础，“手下有一些真功夫”。“当时有个很形象的评价，清华是培养建工部长的，同济是培养开发公司总经理的，南工培养总工程师，也就是画图的。”单踊说。

王建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他考入南工建筑系。他回忆，当年他入学前半年，要单独学画，做很多基础训练。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最主要的课程是大设计课。整个四年，建筑系学生要先后学会设计邮局、茶室、俱乐部、旅馆、大剧院等建筑，规模从小到大，功能由简单到复杂。这个过程中，老师会手把手给学生改图，从一草 （图）、二草、三草，到最终的定稿。王建国很快发现，南工老师对“品质有很高要求”。

“也就是以鲍扎式的古典美学作为主要的评图标准，注重艺术性，这是那个年代南工的设计训练中，一条主要的线索。”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鲍扎派”又被称为学院派，是19世纪西方正规建筑教育兴起之时的第一个主流教育体系，发源于法国的巴黎美术学院，传入美国后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为主要阵地。正如“鲍扎”一词的字面意思，法文Beaux-Arts，即“美术”，这一学派将绘画的艺术性训练作为首要任务。

19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出国的建筑学生将“鲍扎”从美国带了回来。

“建筑四杰”中，杨廷宝、童寯和梁思成三人都是宾大建筑系毕业。杨廷宝1940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是南工建筑系首任系主任。童寯是杨廷宝在宾大的师弟，1930年回国后，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后进入“中国营造学社”，1944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成为南工建筑系“元老”之一。梁思成从宾大毕业后，先后在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和南工建筑系在传承上其实同出一脉。

单踊还记得，当时系里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是，60年代，杨廷宝和梁思成在北京讨论长安街规划的建筑风貌。梁思成说，要“中而不古，西而不洋”，杨廷宝立刻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说梁先生你画画看，梁思成摇头。后人用四个字总结建筑学界的“东南学派”：“动手为主”。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建筑学专业统一教学计划会议上，南工建筑系提出了“喇叭口式”的建筑设计教学计划：低年级着重加宽基础，设计课让学生放开思路，高年级增加技术、结构等课程，同时增加建筑历史和美术课学时。刘敦桢、童寯等教授指出，建筑是一门艺术和科学相结合的学科，绘画、设计和建筑历史都是重要的基础。“技艺并重”是东大建筑教育独特的传统。

到了1978年，“重基础、宽口径”已经在整个学校层面达成了共识。刚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南工就着手修订教学计划，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专业面要宽，基础要厚，适应性要强。”有无线电系的老师解释，一个专业口径的宽窄不是由专业课程多少决定的，而是由技术基础课程内容的辐射范围决定的。技术基础课涉及的范围就是专业口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缪昌文1977年考入南工的“建筑材料与制品”专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其他学校建筑系学生交流，他发现，南工会开设更多、更广泛的专业基础课。“这样培养出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出路更多，适应性也更强。”

除了重视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段进还发现，南工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强调实践，“必须到一线去”。

1987年，段进考入南工的建筑研究所读博，师从著名建筑大师齐康。齐康1952年毕业于南工建筑系，担任过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建筑研究所所长，曾跟随杨廷宝、童寯、刘敦桢等东大第一代建筑大师学习。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梅园纪念馆和福建武夷山庄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据齐康回忆，他的老师杨廷宝认为，不以“讲建筑为建筑”， 不以“画建筑为建筑”，而要“多做建筑”。这是一根红线。图纸只是实施前奏，从图到物要有实际上的经验判断，任何设计、创新离不开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指导。而现在，齐康又把这种“多做”的精神传递给他的学生。

段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齐康的教育理念是强调建筑设计“不可言传，只可身教”，必须实实在在去“做一个点的实践”，才能了解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城市建设问题。建筑设计的关键，是如何能把一种理想的方案在现实中实现。齐康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还说过 “不懂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社会、经济、文化、人的心理和人的行动，这些都和建筑设计息息相关。如果结合不好，建筑可能也盖不成。“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到我后面整个研究的思路。”

段进认为，注重实践已经成为一种东大文化，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而在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郭正兴眼中，这不仅是一种学风传承，更重要的是工程项目的“传承”。

90年代，东南大学预应力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参与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北京西站的建设。按当时的方案，这座现代化的特大型公共建筑要设计一个东西跨度45米的预应力钢桁架，整个钢结构重达5000吨以上。这是巨型的大跨重载预应力钢结构工程，施工技术要求极高，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攻关难题。

南京工学院参与承担了“新中国十大建筑”多个项目的设计建设，其中北京火车站由杨廷宝、陈登鳌主持，国家建工部第一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合作承担设计。1960年，外宾参观北京站薄壳结构模型。本刊图/受访者提供

南京長江大桥桥头堡 （钟训正设计）。

毛主席纪念堂 （杨廷宝、齐康参与设计）。

杨廷宝、刘敦桢、童寯、齐康。

吕志涛原本不在这个项目里，但他找到当时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程懋堃主动请缨，要求参加。他对程说，国庆十周年前，北京十大建筑建成时，南工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起设计了北京站，包括其中的双曲薄壳屋盖结构。而在预应力方面，“不论是研究、设计，或是施工，东大在国内数一数二，是很有经验的。”程懋堃思考再三，同意了他的请求。

郭正兴解释说，东大的土木系和建筑系一样历史悠久，至今“江湖地位还是这么高”，就是依靠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积累起的工程实践经验。北京西客站以及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项目中，都有南工土木专家的身影。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和学科发展，必须要围绕重大工程项目，去解决一线中具体的工程问题。在一个又一个问题攻关中，积累工程实践经验，这才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学科底蕴。

如今，预应力研究已经成为东大土木学科的特色。自1950至80年代担任东大土木系主任、中国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研究奠基人的徐百川以来，逐渐发展出两个分支：一个是以吕志涛为核心的预应力混凝土研究方向，另一个是郭正兴带领团队开拓出来的“大跨空间钢结构预应力施工技术”。不久前，该技术刚被成功用于安装FAST射电望远镜的超大直径索网结构。

缪昌文指出，参与重大工程的好处，一方面提高了东大土木专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参与工程的具体过程中，也促进了专业内部的学科交叉，“比如结构和材料，只有在解决工程问题时，才能有更好的融合”。

1988年6月6日，是东南大学建校86周年校庆日，校园到处张灯结彩，巨大的条幅悬挂两侧。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校庆，就在去年， 校庆日还是在10月15日。当天下午2点半，著名物理学家、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严济慈揭开了谜底，校门上的红绸掀开后，“东南大学”四个字显露出来，全场欢腾。从这一天起，南京工学院正式复更名为东大，校庆日也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成立的6月6日，历史在此刻完成了接续。

实际上，早在1986年10月，南工就向教委提交了更名请示报告，列出理由有几点：学校地处祖国东南，反映出地理概念;且历史上就曾是20年代的“国立东南大学”;更重要的是，更名为百年大计，需从长远考虑，体现综合发展的办学思想。东南大学党委办公室原主任，时任校办秘书的时巨涛回忆，最初的更名报告是时任院长管致中组织起草的。

管致中是中国电子工程学家，在1983～1986年担任南京工学院院长。他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后来一直对40年代中大的“泱泱大风”念念不忘。他曾说，自己深受综合学术环境的熏陶。他还认为，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把国内所有被公认的知名大学全部拆散，以致事实上已不存在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但其时世界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却愈益趋向综合化。因此，他明确提出要把南工办成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

但实现这一设想的是继任校长韦钰。1980年代中期，很多工科院校已经意识到单工科的局限性，开始寻求转型和更名。据时巨涛回忆，当时教委提出将“四大工学院”都改成“理工大学”，其他三所大学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韦钰却坚决反对。

韦钰是新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1950年代在南工无线电系学习，后去西德留学三年，回国后在南工继续进行跨学科研究。1986年底开始，她正式接任管致中，任东大校长直到1993年，此后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在东大期间，时巨涛同样担任其秘书。他形容韦钰工作风格是“快”和“强”，做决策很快，看问题很敏锐，经常一下子就抓住问题要害。并且，韦钰很有進取心和锐气，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时间紧迫感。“我最佩服她的是，她能变不可能为可能。”时巨涛说。后经过和教委的反复沟通，南京工学院最终更名为东南大学。

1987年1月，韦钰刚到任，立刻在全校召开“南工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她将学校发展目标定为：到2000年前，建设成为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

1988年6月6日，南京工学院正式复更名为东南大学。校长韦钰发言。

5g实验室。

5g阵列天线。本版图/受访者提供

但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左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种转型极其困难，因为学科建设不是“砸钱把人聚到一块儿”就能发展起来。现在回过头看，韦钰当年做学科建设，有很多战略性的思考和谋划，以及强大的组织执行力和推动力。

一方面是狠抓教师队伍，在韦钰任内破格提拔了一批年轻的教授、研究员。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尤肖虎29岁就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是当时东大最年轻的教授。1992年3月，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的樊和平才刚升任副教授，到了当年12月，就被提拔为正教授。“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可见韦校长改革力度之大。”樊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候，韦钰常说，现在最缺的是人才，是学科带头人，要加快青年人的培养，让他们早一点接班。

另一方面，韦钰新建了一批文理学科，恢复了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和化工系，并且在1990年代先后设立了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87年，她还亲自组建了经济管理学院。此外，她布局了一些新兴交叉学科，比如她创建了生物医学工程系。

时巨涛解释，韦钰想建设的并不是一个各学科都很均衡的综合性大学，而是扬长避短，以传统优势的工科为根基，围绕已有工科院系，进行应用型理科、文科的布局，尤其是理科，大多数还是在和技术结合的方向上增设，而不是发展纯基础理科。

1981年底，韦钰回国，在南工电子研究所建立了一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小组，最初研究医学成像。这是一个生物学与分子电子学的交叉领域，1980年代刚刚在国外兴起，也因此，发展初期遇到很大困难和压力。1986年3月，国务院召开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大会上，韦钰提出要研究生物分子芯片，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后来事实证明，韦钰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了大方向布局，具体如何带动学科发展？韦钰提出“以科研为先导”和“以任务带学科”。当时东大，有很多老一辈在讨论教学重要還是科研重要，但韦钰提出，要办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师资和高水平的科研，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学校一次会议上，她说，学校小的东西很多，但大的、上水平的、能得大奖的项目很少。于是，她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的项目。也就是以任务为导向，才能有经费，进而集聚人才和建设平台。

“七五”期间，生医系共承担科研项目47项，总经费达174.5万元。到1993年，成立不足10年的生医系每年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是全校第一。她后来自己总结，通过科研带学科，特别是通过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出人才、出成果的道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

韦钰还看到，如微电子专业，相关领域科学技术发展极快，设备昂贵。一所大学不可能随着科技发展而同步地更新设备。如无实验条件，则此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很难进行。

1985年，韦钰得知国家将微电子技术列入“七五”计划重点发展项目，并且国务院决定在无锡建设微电子基地。由电子部江南无线电器材厂（742厂）和固体电路研究所（24所）组成无锡微电子科研生产联合公司。这就是国内较早的芯片制造企业中国华晶电子集团公司前身。1986年春节前，她和微电子专业的几位教授专程去无锡华晶，商谈合办南京工学院无锡分院之事。1989年，东大和华晶合办的东南大学无锡分校正式成立，开创了我国大型国企和重点大学联合办学的先例。

东大和企业联合培养学生，采用的是“3+1”办学模式，前三年在东大无线电系上课，大四在无锡进行生产实习。长期以来，微电子工业企业中科技人员多数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毕业，无线电方面的知识不足，影响了新产品研发。为此，分校的培养方案中增设了“微电子电路与系统”专业，就是为了满足华晶对人才的需求，最好既懂电路系统，又懂半导体器件、物理和制造技术。这是东大对“产学研一体化”的初步探索。

因为工科专业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特殊属性，如何寻找更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如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成为转型期东大面临的一个绕不开的挑战。1993年，韦钰在离任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说，科技与生产脱节，成果转化率低，是我国高校的一个弱点。我们想在这方面走出路子来，在全国最先搞了科学工业园，搞了孵化器，都没有成功，有一些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学校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贴合到何种程度也是一所以工科为特色的高校要面对的问题。以韦钰创立的生物医学工程系为例，2000年初，医学仪器、图像处理等领域产业具有一定规模，学校课程设置偏重这些方向。学生也更愿意选择上述相关专业，而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却门可罗雀。

2000年4月，东南大学正式决定与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和南京地质学校合并办学。“四校合并”是继1952年院系调整后，东南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历程中的又一节点。

实际上，关于合并办学一事，最初是东大主动提出。以南京铁道医学院为例，1991年1月提交给教育部的申请合并办学报告中，东大指出，南京铁道医学院以医科为主，东南大学以工为主。两校合并有益于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和交叉渗透，尤其是可以促进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建设。

2000年并校以来，东大把医科作为重点方向发展，选择新兴学科作为高峰，力求将其迅速做到全国一流。当时，重症医学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只有十年，尚处于起步阶段。1997年，南京铁道医学院本科出身的邱海波，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重症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此后他在东大附属中大医院领衔建立江苏省重症医学重点实验室，研究重点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重症医学发展的重大需求”。

2020年初，作为国家卫健委救治专家组成员的邱海波奔赴武汉，之后又辗转黑龙江、吉林、新疆、辽宁等地，指导抗疫260多天。当前，东大重症医学已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近五年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57项，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近十年来，东大各学科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共有12个学科进入到A类。建筑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艺术学理论和生物医学工程5个学科为A+。A+学科数量排在全国高校第八位。2022年，在第二轮“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东大共有12个学科入选，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建筑学、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和艺术学理论等。

可以发现，其中艺术学理论是仅有的文科，生物医学工程则是韦钰在80年代创办的新兴理工交叉学科。其他10个学科都是东大有多年积淀的传统优势工科，很多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五系”，有悠久的历史。

当前，东大的学科建设思路是“强势工科、优势理科、精品文科和特色医科”。无论时代如何变，强势工科的传统必须保持，已经成为全校的一个基本共识。而在今天，这些“老学科”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郭正兴现在最大的忧虑，是如何让土木继续保持优势的学科地位。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土木工程是东大五个A+学科之一，“但保A+的压力真的很大。”他说。

中国现在已经过了“基建狂潮”时期，千禧年后这二十年是土木学科最辉煌时期，国家经济腾飞，大型工程数量激增。这一时期，在土木工程技术层面，中国一直在追赶国外。到现在，谈到中国的建造技术，从设计到施工都已经为国际所公认。但郭正兴指出，这二十年，我们只是完成了“量”的积累，下一阶段要追求“质”的飞跃。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去日本爱知工业大学交流访问，在一家钢结构制造厂待了一个多月，在生产一线，他用手量了量刚“加工出炉”的一种钢板，足足有10厘米厚，非常吃惊。当时中国厚板焊接最多也就达到五六厘米，但这中间的差距，又不仅在于焊接技术本身，而是生产管理的整套自动化体系，尤其是其中的质量控制环节。“这更是一种意识。”郭正兴说。

他指出，中国房屋和日本房屋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是十年以后的房屋质量是否还和建造完工时一样。一直以来，“中国建造”的速度很快，但品质把控尚不足。因此，“精益建造”是土木的发展方向。

另外，今天“新工科”迅猛发展，社会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传统工科也无法避免地要进行数字化改造，土木工程也是如此。郭正兴发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引入数字化。从数字设计、数字制造到数字建造，很多基础性的计算分析软件，东大尚没有研发出自己的平台，“这方面还比较薄弱，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

在学科建设上，郭正兴建议，未来必须要“兩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参与重大工程，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可以专攻一些国际前沿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在土木和新材料的结合，高性能的混凝土，复合纤维材料，材料的耐久性、抗震性等等，通过交叉找到新的优势方向或学科特色。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缪昌文也指出，“老的学科”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进行相应学科交叉融合，比如土木和材料。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培养出顶尖的领军人才，出台一些政策，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积极的学术环境。“我们这一代肯定要比年轻人保守，所以要鼓励年轻人去闯，多去探索，有时候走弯路也无所谓，失败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找到新的研究思路。”

而在郭正兴看来，土木专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50～60岁之间、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人才，未来主要还是依靠年轻人，在探索中凝聚出新的学科特色方向。

领军人才的诞生，一方面是自我培养，另一方面来自引进。郝张成是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06年在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他从英国回国，加入学校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我发现只隔了几年，和毕业离开时相比，这里人才的聚集效应已经完全不同。国外很多顶尖人才都非常迫切地想加入我们的实验室。”他回忆。

在郝张成看来，人才的聚集需要基础。尤其要吸引顶尖人才，一方面，要有一批学科内的领军人物坐镇，比如著名毫米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忠良，他曾是首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前任主任洪伟，曾带领团队提出一种新的适用性更强的毫米波通信标准，打破了一直由国外垄断的通信标准。现任主任是崔铁军院士，他是“微波毫米波隐身衣”的发明者。另一方面，平台要足够高，一直处于这个学科的顶端。

毫米波是5G的核心技术之一。东南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工程系主任陈继新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上世纪90年代起，实验室研究就紧跟国家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从2G、3G到5G，到正在突破的6G，都全程参与。近年来，实验室在几个方向上有很明确的聚焦，并形成了自身特色，包括基础电磁理论与计算电磁学、毫米波与亚毫米波电路与系统等。对东大这种有很多优势工科的院校，在每一学科的建设上，有针对性地形成自身特色尤为重要。

左惟指出，在社会转型、技术换代的时期，传统上越有优势的学科，担子就越重、压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本学科的带头人去推动、支持新兴方向的转型。而在新兴方向上，也要有新一代的带头人去大力推动，或至少具有带头人潜质的人被培养出来。他要有开阔的视野、交叉学科的知识和储备，还要有魄力去做新的尝试。

（参考资料《东南大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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