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此心光明

陈泫冰

王王阳明的『心学』是如何形成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蕴含了怎样的人生哲理？王阳明的人生智慧对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明代是中国哲学思想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代前期，统治者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至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理学家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精神，程朱理学的陈腐观念已日渐成为束缚人心的枷锁，人们开始追求心灵解放，探索更适应社会变革的新的思想体系。

由此，中国哲学思想的天空繁星闪烁，涌现出了很多著名思想家，如陈宪章、湛若水、王阳明、李贽、黄宗羲等，他们探究生存法则，思辨人生哲理，哲思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王阳明及其“心学”就是其中最璀璨的星。

年少格物  未能致知

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二岁的王阳明在私塾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回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自此，对“第一等事”的不懈探寻与对哲学真理的孜孜追求，贯穿了他传奇的一生。

弘治二年（1489年），十八岁的王阳明拜谒了理学家娄谅。娄谅向他讲授了宋儒的“格物致知”之学，并说“圣人可学而致之”。王阳明听后大受震动，于是遍读朱熹著作，思考宋儒“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格物致知”，他和朋友以亭前之竹为对象，对着竹子静坐冥思，决心格出竹中之理。结果不但没能“致知”，反而因劳神过度而“致病”。从此，他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怀疑，转而探索其他圣贤之学。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进士及第，随后入京任职。当时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阳明也受此风气影响，一度醉心于唐风汉韵之中。后来，王阳明意识到，诗文虽有助于修心养性，但流于形式，与“圣人之学”尚远，绝不可沉溺于此。

当时王阳明结识了不少佛、道二教的朋友，常与他们一同参禅悟道，但他始终不能完全认同佛、道思想。在对“第一等事”的探寻过程中，王阳明渐渐认识到，“往圣之绝学”也未必都对，或许自己应该“另立门户”，“为后世立新说”。

龙场悟道  心外无物

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王阳明被贬谪至贵州龙场做驿丞。面对未卜的前途，王阳明并未气馁，在路上写下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几经辗转，到达龙场。他根据当地风俗民情对居民进行教化，受到爱戴。在龙场清静且艰苦的环境里，他结合自己的境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他灵光一闪，忽然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意识到，圣人之道在于自我心性的体现与判断，也就是“良知”的彰显，以往只通过外在事物寻求真理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这段时期，他写成《教条示龙场诸生》，继承并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也”的见解，树立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观点。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还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即所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中记载了他与弟子的一段问答，他问一个弟子：“什么是天地的心？”弟子答：“尝闻人是天地的心。”他问：“人又以什么叫作心？”弟子答：“只是一个灵明。”于是，他说道：“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弟子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他答道：“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他认为所谓鬼神只是主观的幻影，而天地万物也是依靠人的知觉而存在的。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依靠自己的知觉而存在。他认为，“我的灵明”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都依靠“我”的知觉“灵明”而存在。“我”死了，我的“灵明”“游散”了，我的世界也就没有了。做到“心外无物”，一切遵从本心是其思想主旨。

书院讲学  知行合一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在贵州书院正式讲学，主讲的内容是“知行合一”。当时的人们普遍遵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思路，认为要先“穷天理”，再去实践。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理念，应对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心手不一、知行相悖的现象。这次讲学得到了民众积极响应，王阳明门徒聚集，声望日高。

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王阳明的贬谪期结束，转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令。在庐陵，他以百姓心为己心，以解百姓之难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使庐陵的民风焕然一新。但他在庐陵与弟子聊天时，对在贵州的讲学成果并不满意，认为听课的人虽然认同“知行合一”，却还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根本没有体会到“心灵自由”才是人生真谛。在王阳明的眼中，做到“知行合一”，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

首先，王阳明强调“知行本体”的概念，即知与行的本来样态。他认为知与行本应该是统一的，只是人欲的隔断才导致知行不再统一，人的知行不应该被人欲污染。

其次，王阳明强调在行动过程中理解知行关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把知行看作一个完整连贯的过程，行动是基于既有的知而来的意愿表现，而知又在行动和实践中得以强化和发展。知对行有引导的作用，行则是对知的落实。

此外，“知行合一”还有一种“真知”概念，即对“知行本体”的阐发。王阳明认为，我们的知识一般是间接得来的，没有在自己身心上验证过，即不是真知。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缺点，但最大的麻烦就是了解之后卻改不了，也就无法获得真知，修身之难就在于对本体的架构能否做到知行合一。C72B8F20-3BE9-49FB-A65A-EF258D2BC2BC

对于“知行”关系，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有人觉得自己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只要没有付诸行动，就没什么关系。但王阳明认为心念发动就已经是“行”了，如果不加以克制的话，就会种下祸根。王阳明就是要人们从源头上克服自己的私欲。这种对“一念”之微的探究对于厘清知行关系、促进知行合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老有大成  终致良知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在赴广西平叛前夜，王阳明在天泉桥留下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更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他将《大学》提出的“致知”发挥为“致良知”，将“致知”的“知”解释为孟子的“良知”概念。孟子认为良知是人内心自然具有的一种道德意识与情感，与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无关。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把良知作为主体先天具有的内在特征。

王阳明与盗贼的故事是一个有名的例证：一天夜里，门人抓到一个盗贼。王阳明便用良知思想与盗贼讲道理，盗贼听了非但没有被说服，反而讥笑他，问：“我的良知在哪里？”于是，王阳明就让盗贼脱掉衣服，当只剩下裤子的时候，盗贼说什么也不肯再脱。王阳明便向盗贼大喝道：“这就是你的良知。”于是，盗贼拜服。

良知在意识层面表现为“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在情感层面表现为“好善恶恶”，这种道德意识与情感的统一形成人内在的道德判断与评价体系，从而成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南。

王阳明的“致良知”论，本质上就是确认道德的先天性，让人把道德看成内在的、自发的，而不是外来的、强制的，使人更容易接受道德原则的约束。他强调主观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要“发明本心，固受自操”，從而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王阳明认为，只要能“致良知”，那就不必死记关于道德的教条，而一切行为自然就合乎道德的标准，到什么时候应该怎样做，良知自会知道，不必背诵传统的礼节仪式，等等。良知对于传统的那些随时变通的礼仪的关系，就好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的关系一样。有了规矩尺度，自然能测定方圆长短;有了良知，自然可以随机应变。只要遵从道德的最高原则，在实际行动中就可以灵活运用。

从少年求知、中年悟道到老有所成，通过创立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王阳明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同列儒林，终于实现了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第一等事”。

“阳明学术，逸少风流。”这是王姓宗祠山西太原堂的堂联。王阳明的心学理念已与王羲之的书法美学一同融入王氏族人的血脉，同时也在数百年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其影响甚至远及日本等东亚地区。王阳明的哲学智慧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研究。C72B8F20-3BE9-49FB-A65A-EF258D2BC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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