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人相交

张昌华 王一秀

我这辈子简单，但不单一。前半生当“蜡烛”，做了18年的孩儿王;后半辈子做“缝工”，当编辑匠。渐渐老了，就像红蓝铅笔的两头，互补互利，如西哲所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养成一个习惯，稿件杀青后，必定寄给传主审正，如传主已逝，也要辗转托请，寻觅传主后人或亲属，请他们帮忙审读，纠正文稿中的错讹。

唯对我的文稿持异议者，聂华苓先生也。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她人生飘零的《聂华苓的情爱画廊》，她读后认为“错误百出”，建议我“不要发表”。我虽不全苟同，但立马表示“遵命”。后来我另辟蹊径写了篇《聂华苓印象》，她读后感觉不错，认为“货真价实”，俯允发表。若干年后，一家出版社出版《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聂华苓卷），她还特地请编者把“印象”收入书中。2001年，聂华苓来宁，苏童请她吃饭，问她还想请谁作陪，她说：“把张昌华叫上。”大家相互尊重，尽管有“小不快”的插曲，但不伤和气，我与聂华苓先生的友谊一直维系至今。

我今日舞文弄墨的片段文字，都是在前贤师友们呵护中成长的。在这丰饶广袤的文字田园里，我是如沐春风的拾穗者。从他们对文稿的批注或润饰的字里行间，可见其真性情：或襟怀坦荡，或率直或谦恭，或谨严或幽默。

1997年，范用到南京拜访陈白尘夫人金玲女士，我全程陪同。范公对前贤的尊崇，对其未亡人的关爱，令我感动，遂写了篇《范用怀旧》，稿毕寄范公审读。我在介绍范用其人时，写了一句他是“一位备受读书人崇敬的出版家”。范用读后用红笔将“备受”和“崇敬”删去，改为“一位读书人熟知的出版家”。他另用铅笔在一旁批注：“崇敬，小子何人？”读到此，“小尺码”（先生自语）的范用的形象在我眼前瞬间高大起来。先生严谨，我细览改稿，他批注、增、删时用红、黑、土黄三色圆珠笔另加铅笔四色，足见其认真，还在稿端特别叮嘱一句：“改后请印一份寄我。”

梁文茜者，梁实秋先生女公子也。我为梁实秋先生编过四卷本散文选，一度与梁文茜过从甚密，曾多次听她讲其父的故事。她说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好吃，他的一百多篇谈吃的散文，都是“吃”出来的。当然，也谈到梁实秋与鲁迅。2005年，我写了篇《梁文茜谈父亲梁实秋》，文末有一段专写梁实秋对鲁迅的看法。从文茜返回的改稿看，她本来是认同的，在这一段动了四处;后不知她作何想，又用墨笔重重地将这段叉掉了。我想这一段确实有趣，似无不宜之处，斗胆将其补述于此——

我有点儿不怀好意。想请文茜谈谈她父亲对鲁迅的看法。

梁文茜笑着说：“我父亲幽默，他说他沾了鲁迅的光，是鲁迅对他的批判帮他出了名。实际上他从不喜欢人家拿当年鲁迅与他的关系说事。”接着她又意味深长地说：“时代在前进，如果我父亲和鲁迅都活着，父亲从台湾回北京探亲，鲁迅说不定也会请他吃饭。”我说世道在变，也许真会发生喜剧的。梁文茜说：“肯定。”她做了一个诡谲的笑容后说：“有张照片，一时找不着，下次你来我找给你看。”

“什么照片？”我问。

“我父亲与鲁迅孙子周令飞同桌吃饭干杯的照片。”梁文茜说。

……

我无缘为王世襄先生编书，但与其过从一度甚密。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王世襄是文物鉴赏家、民俗家、书画家和美食家，自谦“杂家”。

因先生涉猎的一些领域，我的知识盲点太多，笔力不逮，便偷懒走捷径，简化为“图说”，冠题《唯王独尊——图说王世襄》，先生读后将稿退我，我浏览后，感愧交并。愧的是太粗疏，令我无地自容的是竟将先生老师的大名“刘盼遂”写成“刘盼递”，实在大不恭。先生只作更正，未作批评。令我感动的是，他改得特别认真，“听虫”一小段竟然重写。最令我感慨的是先生的谦恭，把写他时稍有色彩的“谀词”，统改为平实的陈述。1946年，他受命赴日本追回被劫掠的善本书，我写“他是故宫职员里外语最棒的一位”，他易为“在语言上没有障碍的一位”。删去“唯王独尊”这一标题后，又用红笔重重地画去，另写“此题不可用”，还在这五个字下面加上着重号。附信云：“大函及文稿收到，揄扬过甚，惭愧惶恐，题目尤为不可，请勿用。”“尊文流畅而有文采，只一些不尽符合事实的地方略作修改。”先生随和谦恭，质朴得真像一尊陶俑。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适时转载，他还高兴地来信告诉我，自己跑到书店去买了一册作纪念。后来我请他为我写几个字嘉勉后学，他信手写道：“編者往往比作者更为重要。”

文坛前辈的宽容、自谦，也尽显在诸多审改稿中。

我写《物理女皇吴健雄》一文，是托顾毓琇先生代将文稿转给袁家骝先生的。文中我写了吴健雄青年时期的几位男友，这纯属隐私。我忧心袁先生见之不悦，没料到袁家骝先生热情来信表示：“您所述她的事迹，基本是不错的，无须更改。”还云：“谢谢您的美意，使我非常感谢。”

我写《曲人张充和曲事》时，文中有一句：“令张充和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四个师从她学昆曲的美国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上，立下汗马功劳。”张充和先生在稿面将其勾出，旁批：“并非我个人汗马功劳，要慎重。”

我写《夏志清的人文情怀》，夏公在稿端批注、润饰甚多，不下500字，围着打印稿横写，竖写，绕着圈子写，简直天马行空。仅此就可独立成篇……

斯人已去，古风犹存。与文化人相交，如沐春风。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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