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忙补课

辛娜·卡尔宾来自芬兰，现居维也纳，她之前从没想过找人来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功课。但在前年年初，奥地利的学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课，她和丈夫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帮助七岁的儿子在线学习。考虑到停课可能会持续数月，她给儿子报了奥地利在线辅导平台“冲啊！孩子们！”的“一对一”在线课程。一年半后，学校复课，她的儿子仍然会每周上一节，他说他非常想接着学下去。

随着多国迎来新的学年，停课数月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明显。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小学生的数学能力平均比正常情况落后了五个月，阅读能力落后了四个月。这种情况在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更为严重，因为那里的学校关停的时间更长。疫情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们报各种课外补习班，希望提升孩子们的教育，疫情则加速了这种趋势。

校外培训，也被称为“影子教育”，包括大班授课的补习班、“一对一”辅导和在线课程。提供培训的有兼职教师，也有跨国公司。这种现象在东亚最为普遍：80%的韩国小学生和90%的日本孩子都接受过校外培训。其他地方当然也不例外。希腊的大部分学生都承认自己上过课外补习班。埃及刚入学的小学生中有1/3都在校外进行补习，等到中学毕业时，这一比例会达到4/5。

疫情之前，校外培训已在世界各地不停扩张。200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1至16岁的学生中有18%接受过校外培训，截至201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7%（伦敦地区更是达到了41%）。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本世纪初有27%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2013年增加到了40%以上。2013年，南非11至12岁的学生中有29%参加校外培训，而六年前只有4%的学生有类似经历。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索伦·克里斯滕森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补习曾经是“闻所未闻的事”，现在居然也有新开的培训机构在提供相关服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香港大学专门研究“影子教育”的马克·博雷说，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的儿童越来越多了。2000年到2018年期间，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儿童减少了约1/3，这意味着校内竞争变得越发激烈。特别是在一些贫穷国家，家长们担心入学儿童增加会使教育质量下降，因而校外培训就成了一种弥补手段。

中学阶段的毕业生也在增加，想要进入顶尖大学变得越发困难。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的式微也让家长更加焦虑，急于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了上述这些改变。1950年以来，全球生育率缩减了一半。家庭成员的减少让家长有更多时间关注孩子的教育。与此同时，父母双方都在工作的家庭也在增多。在美国，大约一半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而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只有不到1/3。双职工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因而对育儿服务的需求就更高，这时，可以帮助教育孩子的校外服务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

疫情之初，校外培训的增长势头受到了巨大冲击。政府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一起停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大型校外培训机构的所有人说，营业状况目前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疫情让很多人开始勒紧裤腰带了。“冲啊！孩子们！”机构的费力克斯·奥斯瓦尔德说，疫情刚暴发时，人们都在忙着应付，只有少部分家长选择了校外培训。一些地方还取消了大型考试。美国大学也同意申请人不参加规定的考试。考试的削减自然对相关的培训机构不利。

不过，随着学校逐渐复课，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之前就对孩子未来有些焦虑的家长现在则变得更为焦虑。来自印度新德里的家政人员珊吉塔·哈尔德说，尽管她家的收入与疫情前相比已经减半，但是花在14岁儿子身上的补习费用却是以前的三倍。学校前年就停课了，没有这些补习班，她的儿子什么也学不到。“数学健身房”是一家美国公司，它在十几个国家拥有1000余家校外培训中心。公司的艾瑞卡·阿普舒尔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新增报名人数有所下降，但自去年夏天开始，人数已经高于平均值。

英格兰东部诺里奇的一家培训中心提供由日本教育公司“公文式教育”设计的课程，学生们都挤在小板凳上做练习册。从事慈善工作的克莱门特·塔拉说，他之所以会带四岁的儿子每周去上一次“公文式教育”的课程（剩余六天会有家庭作业），原因之一是学前教育因疫情停摆。心理保健护士嘉美·乌东卓的两个女儿每个月要花200多英镑上数学和英语课。在学校停课期间，有时候“公文式教育”的练习题是两个孩子仅有的学习材料。

另一方面，疫情導致的失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吸引了更多人从事校外培训工作。奥斯瓦尔德说，封控期间在“冲啊！孩子们！”平台注册培训讲师的人数飙升。很多贫穷国家的老师在学校停课时开始为校外培训机构授课（在线学习在这些国家压根就不存在，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也执行得不彻底）。就算学校复课，他们也很可能会继续从事这些兼职工作。

贫穷国家的很多孩子上的都是便宜的私立学校，部分学校在封控期间破产。印度差不多有一半的孩子上的都是私立学校。有调查显示，自疫情暴发以来，超过1/4的孩子已经转入了公立学校。巴基斯坦卡拉奇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扎希德·莫卧儿说，该校学生的入学率下降了2/3。因此而失业的老师不得不依靠从事校外培训赚钱。

目前，英、澳等国政府会向校外培训机构拨付一定费用，来帮助扭转当地教育不公的局面。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行为，但有利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疫情迫使这些机构加大对线上产品的投资，家长和学生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模式。线上教育产品的多样化可能会降低校外培训的费用，并且扩大覆盖面。

校外培训的蓬勃发展也许能够抵消疫情造成的部分影响。英格兰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疫情之前，参加“公文式教育”数学课程的11岁孩子比同龄人的数学能力超前七个月。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史蒂夫·恩里奇说，其他研究也发现，高质量考试辅导类培训对贫困孩子的帮助比对富裕孩子的大。他认为，校外培训可以弥补教育鸿沟，况且这种鸿沟因疫情还在不断扩大。

但事实上，校外培训也并非全然无害。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贫穷国家，校外培训的老师主要是公立学校的老师。部分老师在兼职培训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更有甚者，一些老师会将重要的学习资料留到校外班上使用，以此迫使学生参加补习，或者暗示不参加补习就得不到高分。博雷表示，老师兼职进行校外培训可以赚到钱，这会让他们更不愿意去偏远乡村教书，但在那些地方，家长们根本无力负担校外培训的费用。

此外，校外培训还会扩大教育不公。萨顿信托基金会发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富裕家庭（根据是否拥有汽车和电脑、是否经常旅游、家里卫生间的数量等问题计算）中有34%的孩子参加过校外培训，与此相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只有20%接受过校外培训。而贫穷家庭通常会选择不太好的培训机构，这在世界各地是普遍现象。这些机构的教学质量不高，会让学生厌学，压力过大，甚至自满，从而造成不小的危害。印度的一项调查发现，参加校外培训的孩子逃学的概率更大，其成绩也和同龄人相差不多或者可能会更差。

校外培训遍地开花，甚至已经成为必需品，这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一所师范大学的张教授说，面对学习困難的学生，一些老师可能会直接建议他们去报补习班。她说，有些知名学校还会要求学生在学期开始前学习部分课程，这样学校的教学进度就会看起来非常快，而家长只能去给孩子报补习班。但学校同样也会有压力，因为有孩子上了大量补习班，老师就必须要加快授课进度，而这会让那些没有补习的孩子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

与学校的老师相比，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会更愿意尝试新的课程、教学方式和技术，这会推动教育体系的革新。不过，校外培训机构也会抵制对考试等的改革，因为那会降低家长对培训服务的需求。庞大的校外培训产业可能会影响包括教育在内诸多产业政策的实施。

随着社会对校外培训需求的增加，各国政府也在想办法让这类培训更公平。日本和韩国建立了公共校外培训机构，尝试通过“学券制”保证培训能够全面覆盖。克里斯滕森说：“‘影子教育’一旦发展起来，就很难将其消除。我们能做的只有想办法放大其优势，弱化其劣势。”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马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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