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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思考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现实主义油画在中国有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以真实性、客观性的艺术描绘,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思考通过对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表现形态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它所蕴含的时代特征、艺术价值,并进一步思考新时代要求下中国现实主义油画民族文化的回归和价值重构。

关键词:现实主义油画;表现形态;当代性;民族性

现实主义油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提倡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再现典型形象。在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式。若想了解其变化内核,则需要对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进而思考与探索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当代性与民族性的建构。

一、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背景

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范围内取得胜利,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欧洲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到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种具有前卫性和挑战性的艺术思潮——现实主义。这种新的艺术思潮以法国艺术理论家尚弗勒和画家库尔贝为精神领袖,带领着欧洲艺术界进行了一系列艺术运动。

现实主义油画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油画,它一改“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审美传统,转而聚焦现实,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它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矫饰、美化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反而以准确详尽的艺术形象表现当代社会生活[1]。法国画坛的代表性画家库尔贝、卢梭、柯罗等都对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油画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革命民主运动的政治影响使“巡回画派”应运而生。它继承和发展了法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创作理念,主张“美即生活”的艺术思想,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反映人民生活现实为艺术责任,坚持民主主义现实精神,在俄国美术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代表画家包括列宾、彼罗夫、苏里科夫等。

20世纪以后,欧洲现实主义油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完成了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上的转型。一部分现实主义的坚守者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并作出新的意义诠释,由此产生了“新现实主义”“当代现实主义”等艺术概念,如奥地利的恩特斯·费歇爾、法国的罗杰·加洛蒂都是这类观点的倡导者。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功能,当时的现实主义启蒙具有“拯救”和“改良”中国文化的历史意涵,主要针对传统国画因循古人、写实不足的弊端。康有为、蔡元培等人明确提出借鉴西方油画写实体系的艺术主张。因此人们将Realism译成了“写实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即借助欧洲写实主义复兴晋唐风格和宋代的院体绘画。1915年,陈独秀曾在《美术革命——答吕澂》中指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2]。由于当时的西方绘画在选题上忠于现实生活,且在技法上采用写实手法,因此与我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相契合,成为其重要主张之一。

我国著名美术家徐悲鸿、文学家鲁迅都曾对现实主义油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1918年,徐悲鸿提出采用欧洲写实主义拯救中国画之弊病,并创作了一系列以现实生活情景为原型的大尺幅油画,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油画在中国的发展。1928年,鲁迅翻译了《近代美术史潮论》一书,书中对有关库尔贝及其作品的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使得法国现实主义油画在中国的画家群体中开始迅速传播。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则以社会现实为创作对象,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充满战斗精神和生活气息的艺术作品,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

的现实主义油画探索

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逐步形成。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强调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叙事性和情节性,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肯定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33年,苏联现实主义文艺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受此影响,这一阶段我国解放区的木刻版画高度关注现实生活,艺术家们系统开展了革命主题画与历史画创作,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战斗精神。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艺术创作要面向人民、面向生活,这一讲话成为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指南”。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亲密友好关系随之建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的现实主义理论广泛传播,中国油画开始进入苏俄模式,颂扬英雄、赞美时代、描绘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油画创作成为主流[3]。20世纪50年代,苏俄油画家格拉西莫夫、马尼泽尔、扎莫施多、茹可夫、马克西莫夫等先后来华讲学或教学,我国也公派了一批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这成为20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油画传播的“火种”。尤其是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的油画训练班,其学术影响深远。该时期苏俄社会的艺术模式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结合,使得现实主义油画的艺术实践得以快速发展,并在探索中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扛鼎之作。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冯法祀的《刘胡兰》、于长拱的《冼星海在陕北》、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靳尚谊的《登上珠穆朗玛峰》、任梦璋的《收获季节》、俞云阶的《炼钢工人》、义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等。他们的创作无一例外地注重场景设计、事件叙述和对主体的烘托,更多地是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而对历史与现实进行选择、加工与创造。这些堪称经典的美术作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油画的伟大胜利。

在1966年至1976年的这十年间,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极端政治化时期。艺术作品的画面呈现色彩的“红光亮”和构图的“高大全”这一固定模式,一度沦为文革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不再强调扎根于人民的生活,而是为政治服务,变成了伪现实主义,中国美术创作的发展也趋于停滞。但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期间,我国的油画创作也取得有一定成绩,如刘春华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周树桥创作的《春风杨柳》等都是经典作品。

改革开放后,我国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又再次回歸到库尔贝以降的经典现实主义。回顾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历程,从萌芽期到成长期,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始终不忘初心,美术家们坚持以现实生活为创作主题,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时代性、典型性、独特性的现实主义油画作品,为我国美术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油画发展

20世纪80年代,社会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当时拨乱反正、启蒙反思的社会文化为现实主义油画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盛行人道主义思潮,肯定了个体的价值和存在,打破了对英雄领袖的盲目崇拜和教条束缚,美术创作再次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美术”则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油画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

“伤痕”一词最早来源于文学作品,因复旦大学大一学生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1978年,青年画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将其改编成同名连环画并在《连环画报》上刊登出来,由此拉开了“伤痕美术”的序幕[4]。随后出现了以文革为创作背景的连环画《枫》,引发了社会上对“伤痕美术”的思考和讨论。《枫》将当时“四人帮”欺骗、残害群众的状态以最真实的绘画方式表现了出来,恰当地诠释了现实主义油画的真谛。“伤痕美术”的出现,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美术产物,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探索的结果。

继“伤痕美术”后,艺术家们又转向于对农村生活真善美的歌颂,由此产生了具有人文关怀的“乡土写实美术”。“乡土写实美术”这一概念最早在水天中发表于1984年的文章《关于乡土写实绘画的思考》中提出,后又被称为“生活流”。它既不同于文革时期以“红光亮”为主要特征的美术作品,关注点回归到土地和农民身上,创作对象多为朴实的劳动人民,选取他们的生活画面进行创作;又不同于伤痕美术所表达出的伤痛感,呈现出的是一种夕阳余晖下的温情,让人看后充满希望[5]。这一时期“乡土写实美术”的代表作有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其中《父亲》可以说是当代现实主义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它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父亲的形象,而是一个艺术的典型,画面所体现出的沧桑感让人为之动容,塑造出了一个高度真实有血有肉的农民父亲形象[6]。

无论是“伤痕美术”还是“乡土写实美术”,都具有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和直面现实生活的精神,这也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油画的主要美学特征。这一时期的画家以真实性为创作原则,具有独立创作的意识,充分发挥了自我创作的主体性,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向着多元化趋势发展,中国的油画创作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阶段,而是走向了更加多元化的创作道路。此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艺术创作不再只是单纯激励人们的思想情感,而是转变成以经济为导向的消费主义。消费文化此时取代了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艺术家们把视线转移到了都市生活的题材,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油画的主要表现形态有“新生代”和“玩世现实主义油画”。

“新生代”美术最早由尹吉男先生提出来,这里的“新生代”指的是画家们普遍比较年轻,是新一代的意思。“新生代”美术的创作主体多为都市生活中的平凡人物,所描绘的画面是对都市生活的日常的真实再现,画家们多通过写实或者略带夸张变形的方法来描写现实生活,这种绘画方式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思。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美术作品有刘小东的《田园牧歌》,画面描绘的人物正是画家和妻子本人,背景则是画家熟悉的火车站。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出画中的人物脸上虽然带着迷茫,但目光却一致眺望远方,透露出对生活的希望。

同“新生代”美术一样,“玩世现实主义”也多以都市中的普通市民为主要创作对象,通过日常的画面用温情的手法表现画家身边的日常生活。不同的是“玩世现实主义”油画在画面中加入了幽默、无所谓、无聊等泼皮情绪,让原本现实的画面产生一种与以往现实主义油画不同的特征,因此这种绘画风格被称为“玩世现实主义油画”。这类美术主张表现画家个人的生活和经验,绘画不再只是停留在描绘表象的东西上面,而成为剖析事物真相的表现方法。这一类画派的代表画家有方力均、岳敏君等,其中岳敏君的作品《自由领导人民》通过对法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进行改编,采用诙谐、调侃的手法表现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迷茫、焦虑的心理状态。

这两种美术表现形态,都反映出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下,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产生了直接的联系,艺术的对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物,而是与画家“近距离”接触的现实生活。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油画不同,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油画带有很强烈的去理想化,通过对社会普通人生活的纪实性描绘,反映出了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它们“不在艺术中把个人经历与情感夸大为宗教性寓言”[7]。在精神表现方面,它们无疑是最接近现实主义初衷的。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艺术界展开的关于“典型”的讨论,还是90年代初期美术作品中出现的“个性化”的艺术形象,看似对立的两者,在艺术作品中却不是互相割裂的关系[8]。如罗中立的《父亲》里所描绘的形象,不仅仅代表了模特本身,更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形象的化身。而“新生代”美术从底层人物出发,画面表现平民的喜怒哀乐和平凡生活,更是回归了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初衷,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再现现实社会中的典型形象。

四、重拾现实主义油画的创作精神

在21世纪初期,美术界提出“重振现实主义”的诉求,《美术》杂志于2001年7月开设了“中国当代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笔谈讨论”的专栏。随后全国各个重要的美术报刊都相继出现了有关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文章和讨论,将“重振现实主义”的呼声推向了高潮。同时在油画创作实践的过程中,以孙为民为首的七位画家在央美举办了“现实主义之路”的作品联展,以此来呼吁大家关注现实生活,重拾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精神。

2004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由此也反映出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导向和主流[9]。2009年,这项工程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首展,之后是全国巡展,其展出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使得美术家们都认识到了在创作中把握好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对于历史的描绘可以领悟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并融入到时代精神的塑造中。

除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还有一些美术家们将视野转向当下的现实生活,他们的作品或是温暖幸福的画面,或是直接揭露严峻的社会问题,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代表性画家有孙为民、忻东旺等。孙为民的绘画强调光和色的变化,显然是受到印象派美术的影响。他笔下的平民形象不同于米勒《拾穗者》的沉重,而体现出一种温和质朴。如作品《夏天》中洋溢着农村生活的喜悦气氛,这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们对当下所拥有的生活感到满足。与孙为民所描绘的溫情画面不同,忻东旺的绘画作品极具批判性,他将雕塑感融入到写实技法中,画面所塑造的人物透露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如作品《诚城》就描绘出了农民们想要融入城市的欲望,给观者带来视觉和心灵上的震撼,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10]。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的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中,画家们除了对于真实历史的还原,也加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作品中透露出对现实主义油画的自信。如画家王宏剑一直坚持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他强调将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其中所传递的情感价值远远超过了绘画技术本身。

五、对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当代思考

中国现实主义油画不同的呈现方式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景象,但站在时代的立场理性思考, 我们或许会得到如下启示。

(一)认清现实主义油画存在的价值。如前文所述,现实主义创作的优势就在于与历史同步、与时代相融。现实主义油画的表现方式之所以成为很多艺术家自觉的选择,源于现实主义符合中国对于油画作品的价值取向,它能够通过写实技法传递出一种真善美的情感,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可以对社会发展起到一种积极的鼓舞作用。

(二)现实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一种鲜明的艺术态度。随着全球一体化与科技、文化、经济的巨大变化,现代、后现代对传统艺术方式产生了强烈冲击,但艺术对人民、对社会现实的生活态度是构筑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终究属于人民,现实主义的油画艺术不可“缺席”。从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到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超过70%的参展油画仍旧是现实主义表现形式。这表明现实主义始终是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艺术力量,也是对当下虚假艺术、低俗艺术的反拨与回应,是高扬社会主义文艺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

(三)坚守现实主义创作不能远离现实生活,要具有对现实的人文关怀,明确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以艺术的非功利性态度去表现社会现实世界。说到底,“艺术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神圣的心理状态的表达,也是达到这种心理状态的一种手段。现代人之所以要转向艺术,不仅是为了完美地表达透明的情感,也是为了获得借以生活的灵感”[11]。

(四)现实主义油画不仅是一种艺术方式,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艺术的方式塑造中国精神是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终极价值,也是其应有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方向。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国家、人民都在呼吁能够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作品出现。艺术家们应该与时代共命运,扎根时代、创作精品,努力建构现实主义油画的当代性和民族性,共同打造出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现实主义油画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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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虹.中国当代艺术史 1978-2008[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16.

[5]易英.回望家园——乡土现实主义回顾[J].艺术·生活,2005(2):26-29.

[6]邵大箴.也谈《父亲》这幅画的评价[J].美术杂志,1981(11):14-18.

[7]何桂彦.破灭的乌托邦与回归现实:对“新生代”、“玩世现实主义”、“新伤痕”的回顾与反思[J].东方艺术,2010(1):102-111.

[8]高名潞.中国当代美术史 1985-198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0.

[9]郑工.论文化立场及创作的“取向”——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刍议[J].艺术评论,2010(10):41-46.

[10]刘骁纯.忻东旺与新现实主义[J].中国美术馆,2005(12):42-44.

[11]贝尔.艺术[M].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55-156.

作者简介:成子,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史论、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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